讲座纪要｜侯深：自然与资本：环境史中的资本主义研究

2022年10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侯深受南开大学邀请，通过线上腾讯会议，开展了题为“自然与资本：环境史中的资本主义研究”的线上演讲。本次讲座为南开大学“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系列讲座之一，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付成双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百名师生参加。

付成双教授在简单介绍“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世界史”系列相关讲座后，向侯深教授致以热烈的欢迎，侯深教授同样也感谢南开大学邀请。在讲座正式开始前，侯老师表示，在她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世界演化中的基本底色而并非一个主题。侯老师本次演讲主要围绕现今环境史研究者，尤其是美国环境史研究者在这个题目已经做出的相关讨论进行，通过回溯环境史研究的演化过程，探寻环境史学者对资本主义这个主题认知的变化及原因。

在对本次讲座题目研究现状进行简述后，侯老师表示，当代环境史诞生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自此历史学家开始逐步真正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讲座的第一部分内容主要介绍了环境史学者及其著作，展现不同学者对于资本主义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认知与思考。

侯老师通过对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自然的经济体系》（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加里·纳什（Gary B.Nash）的思想观念、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的介绍，梳理了美国环境史研究侧重点的演进。

在美国环境史学界中，有两部奠基性的著作，分别是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1930年美国南部大平原》（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与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两者均是探寻生态与经济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唐纳德将尘暴归因于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是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对土地和自然的基本态度，引发美国的生态危机；克罗农则认为自然被征服的过程，实质是自然被逐渐商品化的过程。

在他们之后出版的《帝国之河》（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以及《自然的大都市》（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探讨。唐纳德·沃斯特和威廉·克罗农的研究，共同构成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两条脉络，这两条脉络在美国环境史以后的发展中清晰可见。

其他学者同样也对资本主义做出讨论。泰德·斯坦伯格（Ted Steinberg）是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代表性学者，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合成：工业化和新英格兰水域》（Nature Incorporat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Waters of New England）和《脚踏实地：自然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两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他对资本主义不遗余力地批判，强调整个美国历史都是在对自然进行商品化的过程，认为是资本主义造成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救赎。

另一位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是詹森·摩尔（Jason Moore），他是一位地理学出身的学者，同样也是一位坚定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未来》（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ven Cheap Things——A Guide to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一书中，提出资新世（Capitalocene）的概念。他认为真正应该承担现在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应该是少数人——资本家，或者说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认为，地球进入的并不是一个人新世的时代，而是一个资新世的时代。

资新世概念相对应的是人新世（Anthropocene）。人新世概念是在2000年由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所创造，他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由人类所主导的新的地质时代，人类现在已经有能力改变所处星球的大气和地壳。随着人新世概念从科学领域延展至人文社科，引发诸如历史、艺术等领域的讨论。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是环境史学界对该概念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1945年核爆炸后，人新世才真正开始。彼时世界经济、人口、资源消耗、环境破坏速度、全球变暖速度等进入大加速时代。也有学者认为人新世的起点是在工业革命或者是农业革命，总之，人新世的起点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对比鲜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学者，大部分美国环境史研究学者更倾向于用更少意识形态的态度，来观察环境史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乌托邦》（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由凯特·布朗（Kate Brown）所著，书中对共产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在冷战时期核武器和燃料制造上做出历史比较。《浮动的海岸》（Floating Coas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ering Strait）由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所著，同样也探寻的是苏联和美国在条件严苛的白令海峡相遇时，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所表现出的不同和共同之处。

讲座的第二部分讨论了绿色资本主义及美国叙事转换背后的力量。随着时代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实现这个问题被抛上台面。亚当·罗姆（Edam Rome）《绿色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贸易和环境》（Green Capitalism?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便提出了这一质疑。在该书中，他侧重于关注资本主义的投资与管理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自身其实是具有理性的，绿色资本主义有可能存在。亚当提出了一个历史存在的新的可能性，这是美国环境史叙事出现的一个重要转向。

叙事转换背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第一种是生态学理论的变化，人们意识到稳定的顶级群落是不存在的，生态系统是长期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间歇性达到平衡。历史学往往认为存在一个稳定平衡健康的生态系统，而资本主义将平衡打破，创造无序，这推动了衰败论叙事的发展。即使生态系统处于混乱复杂但状态，但这并不意味健康生态不存在，生物多样性就是衡量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当生态学理论产生变化后，环境史研究应打破了传统线性历史研究，深入探析其中更复杂的影响力量。

其次，叙述转换背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绿色转向。这不仅是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的觉醒，而且是由外部力量推动进行的转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作用。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具有强烈反托拉斯倾向，为避免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国家能够运用其力量约束资本，对有限资源进行明智而高效的利用。除此以外，资本主义的投资与管理理性、资本家个人的生态伦理都推动资本主义进行绿色转向。 

讲座的第三部分，得出探讨环境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五个重要贡献。这五个贡献分别是：

1. 促使学者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扩张。

2. 使环境学者重新定义资本主义。沃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是多元辩证的物质与道德关系（Multi-Lectic）中的新生活方式；克罗农和斯坦伯格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将自然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过程；摩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资本与自然的世界生态，它依赖发现并协同生产廉价自然而存在；马克·斯托尔（Mark Stoll）表示，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表现为获利性质的贸易，即通过攫取自然资源或农业资源，发展工业或贸易，以实现财富积累，是强制的、具有剥削性质的，其过程必须是廉价的。

3. 重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凯特·布朗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即其根本均是依靠对自然的剥削与征服获取财富最大化。但反对该观念但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根本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认知更符合以往刻板的认知。

4. 在这个有着自然极限的世界中，打破了资本主义旧有的线性进步叙事，重审资本主义对无极限增长的追求。

5. 引发环境史学家对道德、对人与自然关系、自然自身对价值、人同非人类世界之间的物质与伦理关系以及对资本主义文化本身的批判性思考。

讲座最后，侯老师以发人深省的思考作为此次演讲的结语。讲座结束后，付成双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简要总结与点评，认为这次讲座从环境史角度给出“资本主义”一个精彩解释。资本主义的概念是一个随着时代而改变的过程，从环境史视角探寻其演进过程，引人深思。在提问环节中，侯深教授回答了“美国资本主义对外殖民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绿色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对环境问题的反思是否是后现代性注意给出的反思？”、“20世纪中后期美国发生了去工业化转型后，资源腹地发生了什么变化？”等问题，线上参加的师生热情参与讨论与交流，并表示受益匪浅。本次讲座为师生今日之思带来了启发，也为未来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