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 2023年美国史研究与研究生培养论坛纪要

在“美国史研究生培养”议程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王希教授从培养制度、知识面广度、思想深度等方面出发，对中美史学博士生培养的异同进行评述。美国史学研究生培养如一个系统工程，这个过程涉及不同的阶段和环节，每个阶段和环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也有一个质量控制和检测的步骤。两者的最终目标有相似性，即争取一种长期受益的结果。就美国而言，研究生教育是在19世纪后期引入的，而直到20世纪中期，史学研究生的培养才具备一定的规模。美国史学研究生培养步骤可以分为：课程学习、资格考试、撰写论文和答辩。博士论文是该系统工程的终极结果，写作也是对研究生多种能力的测试，不仅是学术能力，还包括个人的抗压能力、想象力、思辨力、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从时间上来说，美国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业往往需要7年时间，中国则大多数是3-4年；课程训练上，美国的课程训练安排内容比较丰富，不同课程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资格考试方面，美国史学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准备时间较长，要一年左右。形式也比较严肃，阅读量较大。国内的资格考试大部分是询问选题，学生列举书单，考核的强度和力度与美国相比有差别。最大的差别是博士论文，美国撰写博士论文至少需要3-4年，国内总共的博士训练只有4年，相对较短。此外，国内的博士生知识面相对来说较窄，方法论的力度不够，鲜有自己创造的方法论，而在美国，方法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方面，对思想性的要求更高。

存在的问题：选题过大。在选题时，作者要看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真正的写作不是对他人思想的翻译或变相转述，而是用自己的话语阐释；书一定要自己读，不要借助ChatGPT和其他AI工具。同时提出建议：第一，美国史研究会应成立一个研究生培养委员会，专门讨论研究生培养问题；第二，调查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找出问题所在；第三，利用网络开设暑期班，由权威学者教授课程，提高研究生的课程教育质量；第四，建立一个美国史研究资源信息中心，集中各类网络资源，成为贡献者，亦是受益者。

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从自身培养博士生的经验出发，对教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提出建议。李教授从1993年开始招研究生，迄今已30年。根据对其他老师带学生的观察，从教师角度来说，第一，重要的是尽可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通过言传身教和平时的沟通来影响学生，给予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要让学生觉得自己是一个勤恳、踏实的学者，起到示范作用。第二，要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提升自己，开拓眼界，让学生感受到你也在获取新的知识、给人启发，有时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能给予学生很大启发。第三，老师要不断写出好文章，激励学生向自己学习。第四，要向学生推荐好书，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好学问，怎样行文、怎样表述和怎样组织文章。除了导师做好表率外，李教授还有一些方法上的建议。第一，不给学生指定课题，可以给出自己擅长的大方向，让学生自己选题，老师参与讨论和指导。也可以多向其他老师请教，开拓思路。第二，师生互动，如组织读书会，精选书目，还可以进行“学术会诊”，大家集中讨论某位同学的论文，多说缺点，多给建议，类似的学术活动颇有启发，对作者来说也是终身受益的事。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分享其在北京大学培养博士生跨学科视野的经验，强调“学术民主化”和跨学科视野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当下，从国家层面来看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已是显著趋势，这反映出科学发展的复杂性，传统学科难以做出重大创新，而创新往往发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领域。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愈发复杂，遇见的问题往往也需要多学科学者参与解决。对于美国史研究而言，跨学科的培养尤为必要。北大美国史学科有进行培养跨学科视野的尝试，第一，北大对中期考核进行修改，要求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应涵盖至少两个（指博士专业）；第二，在研究生的课程体系构建上，北大没有规定研究生必须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但美国史老师会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选题方向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第三是美国史老师开设的具体课程上增加跨学科内容；第四是博士生选题和开题报告上，在方法论层面对学生有跨学科要求。

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打破了传统学科门类的约束，可以为学者和研究生对熟悉的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和工具，增强问题意识，提高概念化的能力。但跨学科不是不要本学科，历史学跨学科人才的培养不是让学生抛弃历史学的特点，进入其他领域，还是要以完整的历史学训练为基础。当下国内高校尚未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的跨学科学生培养，这一点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只能依赖导师和学生的个人努力，这也会导致结果上的差别甚大。教育部对新文科的强调一直以来有个误区，就是把交叉学科的领域学科化，使其获得与传统学科相同的地位，有单独的院系、师资和招生名额，如区域国别史。但某个交叉的知识领域一旦学科化就会走向封闭和僵化，和传统学科一样排斥其他学者的进入，反而不利于交叉学科的发展。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应该是动态、灵活、变化、自发的过程，而不是学科化来完成。

浙江大学张杨教授介绍了在美国发掘私档的流程，强调了私档的学术意义以及使用私档所要避免的“陷阱”。查找私档首先要在网上提前预约，精确到某一天的某一个时段，某一个档案。此外，一定要充分准备，知道自己查找哪一部分的档案，否则会浪费很多时间。利用私档的学术意义有如下四点：私档能够丰富现有历史叙事，更为立体地呈现事件或现象；拓宽研究领域；启发新的问题意识，新的历史阐释；重建历史记忆——公共史学。私档能够为历史解释提供一个与官方档案完全不同的途径，从而为其提供新的维度。因此，私档的发掘极其有意义，它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但是，使用私档时也存在一些“陷阱”。首先，与官方档案不同，私档较为分散，管理私档的馆员有些也并不专业，因此私档的的准确度和规范性会略低于官方档案。由于编目上的不专业，私档查找者往往工作量成倍增长。鉴于私档的分散性，在利用私档时，往往会忽视宏观问题。其次，多边档案互证也很重要。最后是使用私档时，会不可避免地融入情感和文化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语境错置的问题，即很可能脱离了当时的语境来解读问题。正如“一个人的经历可以反映整个时代的变化”，私档有其重要价值。

上海大学吴浩教授聚焦于研究生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总结当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近年来美国史在校硕博研究生在主要历史学期刊上发表的情况的统计说明：博士研究生发文数量较少、发文单位主要集中于美国史研究实力强的高校、多数博士生在校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较为困难、硕士生独立发表论文可能性为零。分析其原因：研究生对学术道德、学术不端的标准理解不够深入；学术规范意识不足；论文选题能力不足，特别是不懂得如何选择有价值的“分析性论题”；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与问题意识，不懂得安排论文的结构；搜集、解读、分析和运用资料进行论证的能力不足（未掌握人文学科国内外主要数据库资源使用方法，学会利用网络资源搜集图书、文章与档案资料）；文献史梳理与评论能力不足；不会按照问题导向建构，缺少评论和总结；文字表达能力欠缺；病句错句，思维跳跃；不会写学术书评；简单的内容介绍和评论；学术交流渠道与交流能力欠缺。 

对此提出的建议：以《世界史论文写作规范与方法》为例，美国史学者也可以编写《美国史研究论文写作案例与方法》，讲解美国史论文的写作，帮助学生选题、找资料、构思和论证，为学生提供更多帮助；授课时将知名学者、优秀青年学者论文以及往届学生的论文为案例，讲授学术规范和方法；组织更多学术论文写作相关的视频课程录制。学校也可以组织专门的系列学术论文写作讲座，具体讲解关于档案、选题、规范、构思等一系列论文写作中会遇到的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教授对“数字史料”的内涵进行深度挖掘，为研究生论文写作中“数字史料”的运用提供指导。首先，对于数字史料能否成为单独史料类别的问题，通过在百科全书和知网的搜索结果来看，这一概念还并未得到普及。二是“数字”史料与“电子”史料的概念解释。数字史料和电子史料是一组相近的概念。前者范围更大，指能用数字语言记录的一切史料。后者则多强调在互联网共享的史料。（此处可参考“数字化”和“电子化”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而大量不在互联网共享的数字史料，对史学的写作会产生什么影响？基于以上讨论，姚教授给出了一种史料的分类方法，即分为数字史料和非数字史料。此外，还可以按照载体、共享、内容等进行分类。而数字史料的出现也给历史书写提出了新的问题。

收集上：数字史料数量庞大、来源多元；非共享资源收集的困难；另一方面，数字资源（尤其是专业数据库）的出现也为收集提供了便利性；

整理上：格式五花八门，内容杂乱无章，为整理史料造成了巨大困难。但同时，电子卡片相比以往的手写卡片也能提供一些便利性和准确性；跨学科的整理方法。

鉴别上：需要对数字史料的来源进行判断，对其真伪进行判定。

利用上：当下已经出现了专门的数据挖掘工具，也有学者使用类似的数学模型进行研究。

之后，姚教授以外文数据库为例，谈论了研究生论文主题收集数字史料的问题。收集数据库史料有两个问题。问题一：知道数据库名称，如何查找其在国内的馆藏？问题二：已知研究专题，如何建立相关数据库的列表？姚教授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绥靖外交”为例，讲解了如何使用《世界史研究外文数据库指南》了解当下国内能够使用的相关数据库。

北京大学侯深教授以“拒绝主流叙事的利与弊”为题，讨论了史学主流叙事的利与弊，提倡历史学者应进行“慢食写作”，将写作作为终身事业。首先从三个层面对“主流叙事”的概念进行分析，即政治统御、社会关怀与社会风尚。第一是政治统御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意涵，恰如美国的政治正确。第二是社会关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需要去拒绝的。历史学者需要主流话语和社会关怀，但是，这不意味着历史学者应当为大众的主流话语所主导、所掌控。学者应始终保持理性的判断力与批判性的反思力。与此同时，历史学者同样需要关注学术风尚。学术风尚本身往往反映着某种社会关怀，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当中，不能让我们的学问仅仅是自说自话。因此，对话的必须和对倾听的需要，都要求历史学者关注学术风尚。

而美国史研究的主流叙事是种族，阶级和性别。不管是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还是新兴的新文化史、环境史、医疗史，最终似乎都在讨论种族、阶级和性别。这就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档案在某种程度上充满着同质性，内容也有大量的虚构成分。档案最为危险的“陷阱”是一种因为共情而产生的道德状态。这种共情往往会产生一种道德预判，认为他们必然是值得同情，而他们则必然是正确的。这使得在解构精英历史的旧神话的同时，建构起一种边缘人群的新神话。当遵循这样的一个基本叙事模式时，就可能面对着历史解释的危险。它可能造成一种“快餐写作”的危险，导致思想上的倦怠。

因此，侯深教授呼吁进行一场“慢食写作”的革命，历史学者尽可能地去挖掘，使用原始档案。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写作风格，而不是仅仅秉承他人，或复制他人的一种写作。与此同时，这场革命还需强调论点的原创性。当我们脱离主流趋势时，就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找到一种原创性论点。最后，落脚在写作本身，应渴望写作，且经常性的写作，把写作当作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对写作的渴望应该同对阅读，教学和思考的渴望一样强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远见，有计划的写作，也就是对写作要有一种核心追求，即你对历史的基本认识是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产生了一组可以不断扩展的问题，而不是仅仅追寻一个问题，让我们能够永远在拓展，永远在更新，不断超越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美国史研究”议程中，吉林大学刘德斌教授以《域外管见：以美国史研究为出发点》为题指出美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性价值。在圈外看美国史可能和专门从事美国史对美国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美国史是不同于一般的国别史。美国作为一个拥有新型文明的新兴国家，他的崛起和主导力度的形成，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都与美国产生持续和进展的影响，具有其他任何国家难以企及的影响力。当今中国学界很多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是从美国史开始学习，在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研习美国史非常重要。关于美国与中国是否衰落的问题，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成果很多，但鲜少与已经成功的或者历史上成功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比较，这在学术上难以承受考验。希望国内的美国史专家更多研究美国值得借鉴和批判的地方。美国史领域深耕多年，值得研究的空白不多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有更多的机遇和探索空间。历史学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研究方向的相互承认，而是更广泛地传播、丰富社会发展。

云南大学戴超武教授从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视角，分析中国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地位。战略思想史是国际关系史以及美国外交研究的重要领域，但在国内重视程度不高。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重要特点。有许多知名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两位比较重要。一是沃尔特·李普曼，著有《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战争目标》，提出战略体系、区域体系、大西洋共同体、长和平等理论，指出美国的亚太战略要倚重中国，也是当时决策者的主流思想。二是尼古拉斯·斯派克曼，他强烈反对中国成为主导者，其著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提出地缘政治理论，指出美国亚太战略的中心是日本。

两者思想实际上是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有关战后亚太战略的两种观点，即亚太地区均势的核心是日本还是中国。战后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产生大的辩论，通过解密的档案，可以看到马歇尔调处的意义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可以参考《X先生与太平洋：乔治·凯南与美国的东亚政策》。最后，提出的几点思考：一是重视美国战略思想史研究的文献整理，特别是相关决策者的日记、书信等文献资料；二是加强对战略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军方的研究，特别是战后海军、空军的研究；三是注重知识界的战略思想家的研究。

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从自身求学和教学经历出发，其次是关于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设置。在美国学习时，除了英语，还必须掌握两门语言。以及必须要进行跨学科的学习，除了历史系之外，还应学习其他系的课程，比如政治学和社会学。然后是研究生阶段要熟悉历史系研究的范式和理论，将这些运用到论文写作中，进行分析和批判。比如学习劳工史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劳工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等。原教授表示，部分赞同侯深教授关于抵抗主流的观点，在研究生阶段要熟悉主流，但如果要做到一流，也可以有意识的抵制。发表文章也可以与主流形成对话，这种学术生态是一种渐变的过程。关于博士论文的撰写，在美国写文章的感受是功夫在平时，通过资格考试后，就要确定选题，并根据选题组织答辩委员会，之后的整个写作过程中都要与答辩委员保持沟通，写完一章的内容就应该发给他们看，整体写完后就可以提交答辩。这样的好处是保持沟通中已经得到了答辩委员的认可，流程较为顺畅。而在中国博士生培养程序性较强，从招生到入学考核、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评审、答辩抽查等等一系列程序较多。至于选题问题，与导师的课题保持一致有其利弊，优势是有更多的资源和讨论空间，局限是选题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最后原教授希望美国史研究会能加强推动资源共享，不论是向国外输送联合培养的博士，还是国内各个高校之间的教学资源共享，都应建立更多渠道。

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对世界史学术共同体建设与当前学科发展的问题提出建议，指出加强本土化研究的必要性。赵教授指出需要了解国内世界史硕士点和博士点设置情况、课程设置、培养过程、选题及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问题，认为各个研究团体之间缺乏一种对话交流，对每年研究生论文毕业题目没有交流的渠道，也不清楚就业需求情况。本科生可能更愿意学习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对世界史的研究兴趣不高。其次是以世界史为一个整体召开的会议较少，研究美国史的学生也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研究方法。再是学术选题具有现实和社会关切意识，注重新的理论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挖掘新的档案资料。但存在的问题：一是个案研究较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宏观思考和理论探讨相对来说显得不足。二是缺乏学术对话和争论，很多学者在文章中大量引用西方的文献，而忽视了国内相近领域的研究，建议适当多引用国内学者的文章，一方面展现本国的研究，许多论文也较有新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世界史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三是研究成果的地域分布极其不平衡。对此，提出的建议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对以往研究不足或很少展开研究的领域，加深世界史+外国语的培养，推进世界史研究的均衡发展。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孟庆龙研究员以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为例，探讨了从多学科和跨学科视角下进行美国史研究的路径。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开端起源于罗斯福。罗斯福认为战后美国一定要从军事上利用台湾，这些想法可以从《开罗宣言》中体现出来。宣言虽然只有300多字，但文字简练、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回味无穷，学界对其意义解读不够深入，对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的解读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譬如会议举行的时间、国家和领导人的排序和美国的动机。有些细节值得研究：一是原文中1914年之后只明确提了“东北四省”和“台湾澎湖列岛”，但“等”是否包括琉球及冲绳等有争议的地方，并不明确。二是用《开罗宣言》解读台湾的归属问题。三是美国对中国是否真心，从不同立场可以得出不一样的观点。开罗会议的意义在于这是第一次中美英首脑会议，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心地带”的开始。

建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其中体现了较为平等的中美关系，各自申明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其中外交文献和档案中的语言也值得研究。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就比较简短，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内容。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又把矛盾突出了，重申以前文件的内容，强调尚未解决的问题，即台湾问题，关键是售台武器的问题。最后，对档案材料的解读，光看字面意思远远不够，需要在基础知识上进行深入分析，看清中文和外文版本的分歧之处，凸显学术对政治服务的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谢国荣教授在跨国史视阈下剖析向华盛顿进军运动与美国民主及种族主义的关系。向华盛顿进军运动被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神圣化，但也掩盖了美国政府与民权组织之间，以及民权运动内部的分歧，蕴含深刻的危机，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在于这是对“民主的例证”还是向世界展现了“美国种族主义的制度根源”。谢教授主要从美国政府、民权组织等多种政治力量在组织向华盛顿进军运动上的角力；以约翰·刘易斯等为首的激进派民权力量对美国种族主义制度的批判；金演说中体现的“美国的空头支票”与黑人的美国梦；海外力量对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支持；美国政府将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描绘成“美国民主的例证”与黑人的“未竟之业”五个方面对该运动进行剖析。向华盛顿进军运动虽以和平的方式落幕，但年轻一代的黑人越来越不信任美国政府和“体制化”的民权领袖。他们将民权运动的目标转向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并批判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源在于美国制度。事实上，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核心目的是“争取自由和工作”。人们往往关注到了“自由”，而忽视了“工作”。工作的问题直指美国财富的再分配，涉及到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在冷战中，反对共产主义就包括反对纠正基于阶级的经济不平等。总体是对向华盛顿运动做了一个重新思考，来看待1964年之后的民权立法和制度分歧。

南开大学付成双教授探讨文明进步论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同化教育。首先考虑到的是印第安人的教化问题，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明代替野蛮乃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实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是殖民扩张的理论工具。边疆叙事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天定命运代表了正能量的事物，从环境史或是印第安人历史研究的角度，也可以对此做出批判。早期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主张驱逐与隔离，1830年颁布了《印第安人迁移法》，创建保留地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1887年通过《道斯法令》，涉及土地私有化、公民权、强制文明开化三方面内容。

在文明进步论的影响下，印第安人被同化为美利坚人。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科学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盛行，所以这种同化强调的是文化的同化，而非生物同化，禁止通婚。开始美国对印第安人推行寄宿制教育，这种教育措施作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种族屠戮政策的延伸，存在很多弊端。随着文化相对主义理念的出现，指出文化只有不同，没有优劣。印第安教育指导思想发生了改变，教育内容抛弃同化理论和白人种族主义。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以文化相对论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别性成为新种族主义的借口。印第安人文化自觉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需要肃清传统的白人种族主义遗毒，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已维持差别的名义而出现的新型种族歧视。不仅要建立丰裕社会，还要建立公平包容、多元并存的社会。

南开大学丁见民教授从科学种族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白人医生与美国南部拥奴思想的建构问题，并分享在论文写作中做好学术史梳理和寻找新问题及新视角的方法。在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国际和美国废奴运动的背景下，南部的种植园主精英为维护现有的生活方式、经济制度和体制，兴起了拥护奴隶制的思想。

丁教授主要讲述论文写作中学术史梳理的过程。除了医疗史的角度，避不开传统的奴隶制研究，比如说白人如何看待黑人奴隶、如何为黑人奴隶治病，是否涉及到白人医生对黑人奴隶在种族意识方面的建构。第一个方面是传统的奴隶制研究。如Ulrich Bonnell Phillips的《美国黑人奴隶》（American Negro Slavery）、Kenneth M. Stampp的《奇特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Robert William Fogel 和Stanley L. Engerman的《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Todd Lee Savitt的《医疗和奴隶》（Medicine and Slavery）等。传统的奴隶制研究关注白人医生如何从事黑人医疗实践，没有涉及科学种族主义，也没有讨论白人医生在拥奴思想意识中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南部奴隶社会和传统医疗的研究。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著作，强调奴隶作为历史角色在自身健康与医疗照顾中所起到的作用，聚焦于奴隶如何从奴隶主和医生手中夺取对其身体的控制权。如Sharla Fett的《治疗工作》（Working Cures）、Katherine Bankole的《奴隶制与医疗》（Slavery and Medicine）、Marie Jenkins Schwartz的《奴隶的诞生：南北战争前南方的母性与医学》（Birthing A Slave: Motherhood and Medicin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这些著作没有涉及白人医生如何卷入拥奴制思想的建构。

第三个方面是白人医生尤其是南部白人医生研究。职业化与医生的职业和社会生活成为主要研究路径。如Steven M. Stowe的《对南部的医疗》（Doctoring the South）和《19世纪中期美国南部的产科和医疗工作》(Obstetrics and the Work of Doctoring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South）。这些论著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不过它并未能够阐述南部白人医生如何利用科学种族主义、医学智识资源来建构其拥奴思想。总之，目前尚未有学者聚焦南部白人医生如何接受科学种族主义观念，并利用自身的医学、生理学知识建构南部拥奴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