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 美国政治史工作坊·第一期（上）

2024年5月11日，近20位全国各地的美国史学者相聚珞珈山，参加第一期美国政治史工作坊。此次工作坊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区域国别视野下的民族国家构建与现代化进程研究”青年学术团队共同主办，主题为“身份与政治史研究”。

会议开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余西云教授向会议致开幕辞。余西云教授回顾了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和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突出贡献，他强调美国作为近代以来对世界文明影响最大的国家始终值得研究，其现代化经历还可以对当下中国提供经验。从根本上说，只有对美国这样的异域文明有更深刻的认知，才能更好的认识中华文明。余西云教授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潘迎春教授也向会议致辞。潘迎春教授首先感谢李剑鸣教授对武汉大学世界史实验班、武汉大学美国史人才培养做出的贡献。潘迎春教授还以会议为契机，呼吁全国年轻有为的世界史学者能够加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

接下来，华中师范大学李钧鹏教授做了题为《有关身份的社会理论》的主题演讲。他指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自我议题”在社会学中逐渐消失，而80年代以来左右又重新成为焦点话题。这是有关身份的社会理论发展的总体趋势。

古典社会理论的奠基者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齐美尔都探讨了现代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对个人主体经验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个体的主观体验和主观经验来理解宏观的社会变迁，探讨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否真的促成了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理性个人。马克思认为，工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占有生产工具，因而被剥夺了人的最高潜能，这就导致了人的异化。涂尔干则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复杂的劳动分工破坏了社会团结，强化了个人性，导致自我主义和失范。但他也承认，人的权利和尊严是复杂社会唯一可能的社会团结基础。韦伯认为科层制和世俗化的新教都对个人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自我是需要努力获得的理想，而非科层制资本主义生活的事实。齐美尔关注城市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如何塑造个人的心智。他认为在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衡量的社会，人失去了个性，而“玩世不恭”则可以成为一种新的主体性。到20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受到挑战，新兴的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为何从对抗秩序走向维护既有秩序。

福柯和后结构主义者对自我的看法与古典社会理论家不同。在他们看来，理性是话语的产物，解放和自由只不过是无意义的抽象价值。福柯指出，自我是一种现代现象，是话语的产物，其目的是制造出高度规训的自我监视的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自我是单薄、模糊、不真实的。吉登斯、贝克和鲍曼等更晚近的社会学家则用“去传统化”的概念理解自我完整性的塑造过程，强调个人要不断与外界互动，更新对自我和周边环境的认识。在这一背景下，自我不再有指南和确证，失去了连贯的框架。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运动研究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关注身份而非物质利益。批判社会理论认为，理解政治离不开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无论如何修正，它都无法被彻底消解。社会学家们认为，身份认同会带来能动性，促使人去改造周边环境。然而，这种对社会行为的解释太过宽泛，因而仍需要强化。新一代学者已经关注到外部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从而挑战了带有结构色彩的身份认同理解。

李钧鹏教授还提出了几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包括身份认同和物质利益的关系、情感的作用、认同和区分发挥作用的机制、身份认同建立的方式、主观认知和客观结构的优先性。

演讲结束后，李剑鸣教授提问，identity在国内存在“自性”（陈乐民翻译）和“身份”两种译法，在社会学讨论中“身份”究竟是自然的，还是建构的？李钧鹏教授表示，身份的概念是充满张力的，社会学本身强调结构性力量对身份“自外而内”的塑造，但同时人也有选择性和能动性。

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做了题为《身份政治与近期美国史学》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当前部分美国人基于族裔、性别、性取向形成身份意识、结成身份群体，以反抗歧视和压迫、争取平等和权利为旗帜参与或影响政治，这就是所谓身份政治。身份政治与历史研究在不同层面交织互动，身份意识的构建、身份政治目标的界定和合法性的确立离不开历史资源，历史学家也以专业所长主动为身份群体写史，成为身份政治的助推者和生力军。在美国史学中，从身份群体的视角出发、突出强调身份群体的历史自主性和重要性、有意识地挑战传统的研究，与身份政治存在直接联系。

李剑鸣教授统计了近年来美国出版的史学论著，发现对族裔、女性和性取向群体的研究已经成为主流，尤其是研究黑人等族裔群体经历的论著独步史坛，而对阶级的研究明显式微。有关身份群体的历史书写存在几个特征。其一是为身份群体争取历史话语权。其二是揭露和批判种族主义、歧视和压迫的历史，以此反思美国历史的特征。其三是选择和夸大部分历史事实，极力强调身份群体的历史能动性，从族裔或性别群体的角度重新定义整个美国历史。其四是力图将身份群体的历史作为美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乃至美国历史本身。这套新的历史叙事模式颠覆了传统的美国历史宏大叙事，将边缘群体的抗争视作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身份政治影响下，美国史学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美国史学的历史资源开始重新分配，学术民主化不断推进，历史叙事走向多元竞争的格局，叙事的中心和边缘重新界定，新的“碎片化”问题涌现，社会史、文化史、跨国史和全球史退居幕后。这些变化使得多重对立的史观出现，也重塑了美国人的历史记忆，进而影响了美国历史的教学。总体上看，美国史学逐渐走向政治化和工具化，研究者被要求诉说边缘群体的冤屈和不平、审查和清算美国历史。

李剑鸣教授指出，身份政治对史学的影响是“双刃剑”，一方面将边缘群体的历史纳入美国历史叙事中，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历史、导致对历史的政治性利用。中国学者应当区分“回溯式”研究与“应对现在的历史”（histories that address the present），保持中国学者的身份意识和学术自主性。

演讲结束后，李剑鸣教授就道德、精英、宗教与身份政治的关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选举机制，美国史学当前的去中心化趋势，美国史学的非历史化等问题做了回答。李剑鸣教授认为，身份政治影响下的美国史学存在着非历史化倾向，不过这个观察还缺乏全球视野下的比较。这种新的变化最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史家希望赋予历史书写新的功能和作用，这使研究带有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特征。

北京大学牛可教授做了题为《作为精英社会史对象的美国“权势集团”》的主题演讲。牛可教授指出，“权势集团”概念源自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在美国狭义上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与外交和国防战争动员相关的精英群体，广义上也可以指代具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且封闭性、排斥性地掌握和运用权力的群体。权势集团在宗教和家族世系、地域、文化等方面有鲜明的特征，其内部的人物相互构成了人脉和交际网络，而且只是兼职和半业余式地参与政治事务。权势集团尽管是20世纪的概念，但其标志是源自19世纪的绅士传统。

从代际上看，典型的权势集团人物大致可分为四代人，随后就出现裂解。当前需要关注的对象是权势集团的次级类型，即一些原本不会被视作权势集团的一员，但又参与到权势集团活动中的人物。例如，19世纪晚期的精英大学校长、20世纪的公共哲学家和思想领袖都与权势集团的形成存在密切关系。二战后兴起的社会科学领袖、全国性科学领导人、有权势集团特性的选举政治家、外交和安全领域的专栏作家、职业外交官、情报共同体的创建者、职业军人等都参与过权势集团的活动。

权势集团活动的场所有政府和半政府机构，华尔街、律所和国际贸易相关的商业公司等商务场所，精英大学和学院以及其中的社团，精英寄宿学校，进步主义运动以来兴起的大基金会，智库和职业学术组织等。他们维系关系的网络也十分多样，在19世纪主要依靠亲族关系，随后则依靠非正式的“圈子”。

权势集团的消失与美国社会的总体趋势相符，但它从未真正死亡。在历史上，权势集团曾对美国的国家构建产生的特别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在反国家主义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构建的执行者。

演讲结束后，牛可教授与参会学者就美国政治文化中精英的形象、权势集团中的女性、权势集团对美国历史发展的作用等问题做了回答。牛可教授认为，权势集团对美国影响巨大，但美国社会一直以来都存在反对精英的传统，这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矛盾。权势集团的成员大多为中老年白人男性，女性、少数族裔很难跻身其中。权势集团成员人数众多、类型丰富，难以归纳其特征，甚至难以将他们视作一个群体。然而，这批高层人物又确实塑造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和美国自身的文化特点，因而可以从文化特征上将他们视作一个群体。

整理：徐言，李致远    摄影：靳莹莹

编    辑：徐言     责任编辑：杜华

编    审：孟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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