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李丹 ： “为自由而出逃”的女奴

来源：澎湃私家历史

作者：李丹（扬州大学副教授）

《逃离总统府》：“为自由而出逃”的女奴

作者：[美] 埃里卡·阿姆斯特朗·邓巴

译者：李丹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在有关美国奴隶主和奴隶的叙事中，往往奴隶主才是中心。早期的历史记录大多是由白人奴隶主书写，他们受过教育，掌握权力，而不识字的奴隶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留下只言片语，然而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逃离总统府：华盛顿夫妇对女奴奥娜的追捕》（Never Caught: The Washington’s Relentless Pursuit of Their Runaway Slave, Ona Judge）的主角却是十八世纪的一位女性逃奴奥娜·贾奇（Ona Judge也被称为Oney Judge），而不是她的主人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及其夫人玛莎·华盛顿。历史学家埃里卡·阿姆斯特朗·邓巴（Erica Armstrong Dunbar）通过缜密透彻的研究、震撼人心的故事铺排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奥娜·贾奇不惜一切代价逃离华盛顿总统的控制和追捕，勇敢追寻自由的独特经历。自出版以来，《逃离总统府》广受欢迎，入围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奖，并获得2018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图书奖。2019年，邓巴和凯瑟琳·凡·克里夫（Kathleen Van Cleve）精心编著出版了奥娜·贾奇传记的青年读者版。奥娜冒着各种风险追求自由的故事，成为美国青少年的畅销读物。

埃里卡·阿姆斯特朗·邓巴是罗格斯大学历史学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教席教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她是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杰出讲师，也是黑人女性历史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Black Women Historians）的会长，研究领域集中在奴隶制、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

2008年，以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埃里卡·阿姆斯特朗·邓巴教授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脆弱的自由：内战前城市中的非裔女性及其解放》（A Fragile Freedom: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nd Emancipation in the Antebellum City）。这本书是关于十九世纪自由黑人女性的学术研究，讲述了共和国早期北部城市中非裔美国妇女的生活，研究了费城的非裔女性如何在内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里从奴隶变为不稳定的“自由人”，还考察了纽约和波士顿的类似情况。邓巴在为《脆弱的自由》进行档案研究时第一次发现了奥娜·贾奇的名字。在浏览费城的一份期刊时，邓巴发现了一则广告：“星期六下午，奥娜·贾奇从美国总统的住处逃跑了，她是一名浅肤色的黑白混血女孩，满脸雀斑，黑眼睛，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她中等个子，但比较苗条，穿着精致，大约20岁。”她非常震惊，“我在想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女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乔治·华盛顿能追回她吗？我发誓要回到她的故事中去”。邓巴考虑过在《脆弱的自由》中加入贾奇的故事，但她最终放弃了，在之后的十年间她单独致力于研究贾奇，试图从早期的档案中发掘这位女性逃奴被淹没的声音。

其实早在邓巴之前，已经有学者对奥娜·贾奇进行了研究。伊芙琳·格尔森（Evelyn B. Gerson）在1990年左右“发现”了奥娜·贾奇。格尔森当时正在新罕布什尔大学与著名的历史学家劳拉·撒切尔·乌尔里奇（Laurel Thatcher Ulrich）（此时乌尔里奇尚未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她读到一本教科书，书中有两段介绍了华盛顿总统在格陵兰的逃奴，这让她一下子惊呆了。格尔森写道：“我不敢相信，我是在新罕布什尔州长大的，我的历史课上从未提及过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她是如何成功地逃避总统追捕的，因为华盛顿总统是他那个时代最受人尊重、最有权势的人。最令人困惑的是，总统知道她藏在哪里。”在乌尔里奇教授的鼓励下，伊芙琳·格尔森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继续她对这位“难以捉摸的”逃奴的研究。2000年6月，格尔森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关于奥娜·贾奇的女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对自由的渴望：逃奴奥娜·贾奇·斯坦斯为何从未回到她的主人乔治·华盛顿总统身边》（A Thirst for Complete Freedom: Why Fugitive Slave Ona Judge Staines Never Returned to Her Master,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这份论文长达二百六十七页，详细描述了奥娜出逃的过程和原因。伊芙琳·格尔森关于奥娜·贾吉的研究引起了当时人相当大的兴趣，之后的学者在有关华盛顿的传记中，再也不能忽视奥娜·贾奇，如在2003年出版的关于华盛顿的传记中，历史学家亨利·温塞克（Henry Wiencek）就详细描述了奥娜·贾奇。然而，公共史学对奥娜产生的兴趣更为浓厚。自2002年到2010年，有三本奥娜·贾奇的书出版，这三本书都是青少年读物，且都是女性作家撰写，这大多归功于格尔森的研究。

毫无疑问，邓巴的研究也建立在格尔森的研究基础上。《逃离总统府》一书的畅销在美国公共史学领域掀起了“奥娜·贾奇的热潮”。她成功地将奥娜的故事置于前所未有的语境中，在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中，邓巴精彩地描述了总统府里的奴隶生活，令人信服地构建了总统之家中的奴隶生活以及当时更大的城市和农村自由黑人社区。她不仅勾勒出贾奇的一生，还描绘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纽约、费城和朴次茅斯的奴役和自由问题，为我们研究美国早期奴隶制的历史、总统历史和黑人女性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奥娜·贾奇生于1773年，母亲贝蒂是一名嫁妆奴隶（dower slave），属于玛莎·华盛顿的第一任丈夫丹尼尔·卡斯蒂斯（Daniel Parke Custis）的财产。父亲安德鲁·贾奇（Andrew Judge）是英国出生的白人，曾为华盛顿夫妇当过契约仆人。像她的母亲一样，奥娜是一名才华横溢、备受推崇的女裁缝，她十岁时就被叫到主屋为女主人服务，后来成为华盛顿夫人的私人女佣。

1789年当华盛顿前往纽约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时，玛莎决定挑选一些奴隶带去纽约，挑选的标准很明确：服从、谨慎、忠诚，最好是混血儿。奥娜是他们带过去的七位奴隶之一，也是仅有的两位女奴之一。这七位奴隶分别是总统的贴身仆人威廉·李（William Lee）及其侄子克里斯托弗·舍尔斯（Christopher Sheels）、马夫贾尔斯（Giles）和帕里斯（Paris）、奥娜和她同母异父的哥哥奥斯丁（Austin）、五十多岁的女裁缝莫尔（Moll）。在纽约，奥娜第一次目睹了北部的自由和奴隶制，这与弗农山庄大为不同。虽然此时纽约州奴隶解放协会（New York Manumission Society）一直在谈论渐进地终结该州奴隶制的话题，但华盛顿携带奴隶在纽约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因为大多数纽约领导人仍然蓄奴。

第二年当联邦首都搬到费城时，华盛顿要求他的个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Tobias Lear）以及八名奴隶同行。这八名奴隶包括此前带去纽约的六名，奥娜、莫尔、奥斯丁、舍尔斯、马夫贾尔斯和帕里斯，威廉·李因为身体恶化留在了弗农山庄。另外新增加的两名是厨师赫拉克勒斯（Hercules）和他的儿子里奇蒙德（Richmond）。在总统的第二任期内，第九名奴隶乔（Joe）也过来了。

费城给奥娜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有两点最为深刻，那就是这里自由黑人社区的兴盛以及1780年的宾州《渐进废奴法》。与纽约不同，费城有一个约六千人，不断发展且非常活跃的自由黑人社区。1787年，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和押沙龙·琼斯（Absalom Jones）带领一群自由黑人成立了自由非洲协会（Free African Society），这是费城第一个非裔美国人互助协会。理查德·艾伦是早期共和国有影响力的黑人领袖之一，也是一名企业家，拥有并经营着一家清洁烟囱的公司。艾伦的客户名单上就有华盛顿总统本人，在他为总统服务时很有可能见过奥娜。因此邓巴认为，很有可能是理查德·艾伦的帮忙，奥娜才得以成功逃离总统府。

与此同时，面对如火如荼的贵格派废奴运动，宾夕法尼亚在1780年颁布了《渐进废奴法》。该法规定年满二十八周岁的奴隶将不再受奴隶主的束缚，任何奴隶一旦进入宾州，并在该州居住超过六个月，便可自动解除奴役获得自由。华盛顿夫妇刚到费城不久，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Edmond Randolph）便以自己失去奴隶的经历作为警示，暗示总统的家人要小心自己的奴隶。华盛顿当然理解自由的力量和魅力，“虽然我不认为他们会因这一改变而受益，但自由的观念可能太强大了，以至于他们无法抗拒。”面对这项已经危及到自身利益的法律，在与埃德蒙·伦道夫磋商后，华盛顿选择逃避宾州的法律。每隔半年，总统的奴隶们将被领回弗农山庄，或由华盛顿夫人带出宾州兜一圈，从而让他们在费城停留的日期重新清零。毫无疑问，这都是在绕过费城法律的前提下悄悄进行的。1791年，在写给秘书利尔的信件中，总统先生显得神神秘秘，他写道：“我要求你严守秘密，不得让除了你和华盛顿夫人以外的任何人知晓这些事情以及这条建议。”

虽然总统用尽办法掩饰他的意图，但是身处费城的奥娜及其他奴隶对此肯定不会一无所知。在费城的五年多时间里，虽然奥娜每六个月进出一次，但她结识了自由黑人社区的成员以及获得自由的前奴隶。这样的互动无疑会激发她对奴隶制、关于渐进废奴的法律以及获得自由的可能性的思考。尽管她的生活相对来说还算舒适，她甚至可以与哥哥奥斯丁以及穿着体面的赫拉克勒斯一起去剧院观看喜剧，但这和她在费城亲身感受到的自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1794年12月，她的哥哥奥斯丁在返回弗吉尼亚的途中遭遇海难去世，从此贾奇在费城孑然一身，这坚定了她逃跑的决心。

1796年春，玛莎·华盛顿打算把奥娜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她的孙女伊丽莎白·帕克·卡斯蒂斯（Elizabeth Parke Custis），这成为她逃跑的导火线。奥娜在晚年的采访中说：“当他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弗吉尼亚的时候，我也在收拾行李，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回到弗吉尼亚，我永远不可能得到我的自由”。在1796年5月21日，当总统夫妇正在吃晚饭时，奥娜逃跑了。

费城自由黑人社区的成员帮助奥娜登上了约翰·鲍尔斯（John Bowles）船长指挥的船，经过五天的旅程，她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当时的朴次茅斯大约有三百六十名自由黑人，几乎没有奴隶。她很快在自由黑人社区找到了住处，靠做家务养活自己。此后，为了夺回这一“私有财产”，乔治·华盛顿总统利用自己的政治背景和人际关系对年仅二十二岁的奥娜·贾奇展开了全力追捕。

1796年夏天，奥娜在朴次茅斯散步时，遇到了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参议员约翰·兰登（John Langdon）的女儿，兰登参议员迅速通知了总统。总统找到财政部长小奥利弗·沃尔科特（Oliver Wolcott Jr.），要求沃尔科特联系朴次茅斯的海关关长托马斯·惠普尔（Thomas Whipple）。接下来为了追回奥娜，即将离任的总统和沃尔科特、惠普尔之间共有六封通信。在这些信中，总统首先表明，“这个女孩忘恩负义，我们抚养她长大，像对待孩子般对待她，而不是一个佣人，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不应该让她逃过惩罚”；其次，总统自始至终认为，有一名男性求婚者，可能是一位“法国人”诱使奥娜逃跑，“我对她的行为没有丝毫的怀疑，至少有人通知她联系某些人，引诱她逃跑”。华盛顿还想当然地认为，这名男子可能精神上不稳定，后来抛弃了奥娜，使她陷入贫困，不得不外出工作谋生。对于如何抓获这名逃奴，总统的建议是绕过法院，直接逮捕，让她坐船返回弗吉尼亚州。这一建议显然违背了他本人签署的1793年联邦《逃奴法》。该法第一条规定：当奴隶逃至外州时，奴隶主及其代理人有权在外州将其追捕和缉拿，需在当地的任何联邦或州法院出具证明逃奴身份和归属的文件后才能将逃奴带回本州。在追捕奥娜的过程中，总统再次规避法律，希望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带回逃奴。

惠普尔追踪到奥娜后，询问她逃跑的原因，并提出代表她与总统进行谈判。他随后写信告知华盛顿总统，奥娜并不是被诱骗走了，“对自由的渴望是她潜逃的唯一动机”，现在奥娜同意回去，条件是在玛莎·华盛顿去世后她能够获得自由。当然，奥娜从来没有打算遵守这个协议，只不过是骗取逃跑时间的谎言。然而华盛顿在回信中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惠普尔的提议：“达成这样的妥协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可能会逐渐废除奴隶制，甚至是根据人们的意愿彻底解放奴隶（如果后者在此刻是可行的话），但它既不会是政治的，也不会仅仅是对不忠诚的人给予过早的奖励”。最后，惠普尔没能完成总统交代的任务，他表示：“华盛顿总统不可能依靠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任命的官员或民选的官员来帮助他追回这名逃奴，让她回到弗吉尼亚州。”

此后，奥娜获得了三年安静的时光。在1797年1月14日，《新罕布什尔公报》（New Hampshire Gazette）公开宣布了奥娜与杰克·斯坦斯（ Jack Staines）的婚姻。塞缪尔·黑文牧师（Samuel Haven）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89年华盛顿总统访问朴次茅斯时，这名牧师曾和总统聊过天。也许是受奥娜逃跑的影响，1797年2月22日华盛顿生日那天，他的厨师赫拉克勒斯也逃跑了，从此再没有出现过。他和奥娜是在费城总统之家工作过的仅有的两位逃奴。

到1799年7月，退休后的华盛顿重新燃起了追回奥娜的兴趣，这一次他委托玛莎·华盛顿的侄子、弗州的参议员小伯维尔·巴赛特（Burwell Bassett Jr.）。三年后，前总统仍然坚持认为，贾奇是被一位法国人怂恿逃跑的，她曾考虑过回到弗农山庄，但当她要求得到自由而被拒绝时，她决定留在新罕布什尔州。这一次，可能是在兰登议员家工作的一名自由黑人传达了消息，贾奇设法逃到了邻近的格陵兰镇，最后巴赛特空手而归。四个月后，乔治·华盛顿去世，在他的遗嘱中，唯一被立即解放的奴隶是其年迈的贴身仆人威廉·李。其他奴隶则要等到华盛顿夫人去世后才能被释放。1800年12月，玛莎签署了一份释奴契约完成了她丈夫的遗愿。然而，这一切跟奥娜·贾奇及其子女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是玛莎·华盛顿从第一任丈夫那里继承的财产，他们仍归她在世的孙辈们所有。

贾奇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格陵兰镇居住了几十年，因为害怕再次被送回她的主人身边，她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隐秘生活。她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都先她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贾奇大胆地接受了两个废奴刊物的采访。第一篇访谈刊登在1845年5月22日的《花岗岩自由人》（Granite Freeman）上。一周后，这份报纸刊登了另外一位逃奴的回忆录，他就是著名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另一篇于1847年元旦刊登在著名的《解放者》（the Liberator）上。贾奇的采访很可能是现存的有关十八世纪弗吉尼亚逃奴的唯一记录。《花岗岩自由人》的记者写道：“当被问到她是否对离开华盛顿总统而感到遗憾时，因为她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辛苦，她的回答是：‘不，我是自由的，我相信，通过这种方式，我成为了上帝的孩子。’”1848年2月25日，七十四岁高龄的奥娜·贾奇因病去世。

研究和书写早期黑人女性历史的学者都明白，在档案中找到她们的故事是多么的困难。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经常把这些黑人女性从历史档案中剔除掉，历史学家常常因缺乏证据而无力乏天。邓巴努力用有限的档案拼凑奥娜·贾奇的一生，如早期追捕奥娜·贾奇的广告，弗农山庄乔治·华盛顿研究中心的奴隶资产清单，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9月1日至1796年12月22日间和捉拿逃奴的代理人之间的六封通信，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市的报纸和法律文件，奥娜·贾奇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两次公开采访记录等等。然而仅仅利用档案是不够的，为了还原奥娜的一生，邓巴避开了传统史学的枯燥学术写作，从叙事性小说作家的创作中汲取灵感，像编剧一样加入了一位专业史学家的历史想象。邓巴借鉴了历史学家对美国早期奴隶制的研究，运用了有根据的推理和合理想象来重现贾奇“必须”或“应该”的想法或感受，加入了一些暗示未知的词汇：必须、可能、也许。比如当奥娜得知自己将被送回南部时，她的情绪是这样的，“突然间，惊讶变成了愤怒，而愤怒很快变成了恐惧”。当邓巴想象奥娜在黑人社区领袖的帮助下计划逃跑时写道：“这两个人很快进行了交谈，也许还计划在别的地方见面，讨论贾奇寻求自由的机会。”在描述奥娜的逃亡生活时写道，“贾奇把她的痛苦和悲伤深深地埋进她的灵魂深处——这将是她迈向新生活的唯一途径”。有关贾奇婚礼的合理想象非常的生动，仿佛这一画面就在眼前：

“在她结婚的那天，她会拿出一件漂亮的裙子，这是她在侍奉华盛顿夫妇时穿的。许多妇女在头发上戴些小花，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但是一月的大雪天却使得贾奇没有这样的装饰。也许她在她的结婚礼服上增添了一些花边，但是面纱太昂贵，太不实用了。杰克·斯坦斯可能穿着燕尾服和他最漂亮的裤子（这是水手和工人的标志性裤子），而不是昂贵的及膝丝绸马裤。婚礼上不会有昂贵的结婚戒指，也不会有精心制作的庆祝餐，但这对新婚夫妇可能会共享一顿简单的晚餐，有鱼或牡蛎炖肉，黑面包，还有一些印第安布丁作为甜点。”

在这本书中，“脆弱（fragile）”一词贯穿始终。邓巴描述北部自由黑人的家庭是脆弱的，生命是脆弱的，自由的身份也是脆弱的。这一词呼应了邓巴的第一本书《脆弱的自由》。对于这样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我们希望奥娜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事实却是她每天过得胆战心惊，害怕被再次逮捕；她辛苦劳作，却贫困潦倒；她亲眼目睹丈夫和孩子们一个个去世。通过这样一个个体研究，邓巴其实是让读者思考内战前整个北部自由黑人群体的状况，正如她所说，“奥娜·贾奇并不是特殊的。她做了半个世纪的逃奴。她的经历就是当时美国大多数自由黑人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挑战了北部是富饶和充满机遇之地的神话。贾奇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逃奴的生命的脆弱，而是所有黑人在那一刻的生命的脆弱，因为你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奴隶制就在隔壁，自由黑人有多自由？如果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被抓，那你的自由意味着什么？”

当然，这本书主要面向普通的大众读者，而不仅仅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为避免公开的学术论战，邓巴并没有就奴隶制、美国建国之父和宪法的历史争论表明立场，她也没有对华盛顿对奴隶制的看法进行全面的评价。她只是审视了一个逃奴所面临的危险和挑战，然后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将奴隶制与美国历史上的开国总统联系起来。邓巴没有妖魔化华盛顿总统，而是把他描绘成一个参与奴隶制这一邪恶制度的有缺陷的人。她努力去理解他的家长式信仰，这种信仰让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奴隶会从一个“受到良好对待”的家庭逃跑，他想象了奥娜逃跑的各种缘由，但都不是实际的理由。虽然在书里，邓巴没有评估华盛顿总统，但在私下的采访中，她却认为华盛顿总统对贾奇逃跑后的不懈追捕与他最终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理论相悖。她甚至在采访中表示，“华盛顿总统从来都不愿意在有生之年放弃拥有奴隶的舒适生活。为了确保他的妻子继续享受到奴隶的服务，华盛顿在遗嘱中交代在玛莎去世后才释放他的所有奴隶。我们都知道华盛顿没有直接继承人，我不禁认为，如果他有自己的孩子，解放他所有的奴隶，失去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将是一个更加困难的决定。没有孩子，他就能做别人想做的事。我并不认为他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个英雄”。

编    辑：周崎雅    责任编辑：任慈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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