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徐欣蕊：城市史研究的旧范式与新视角
原题：城市史研究的旧范式与新视角——记第一次参加欧洲城市史学会举办的线上会议
说来也是十分凑巧，就在会议举行的当天上午收到了来自城市史学会的邮件。以往并不会立刻查阅，偏是那封即刻就打开来读，这才知道布鲁塞尔时间9月1日下午2点（北京时间1日晚上8点）欧洲城市史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Urban History）与安特卫普大学城市史中心将举行线上学术会议，讨论当下城市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城市史与城市治理（governance）”“城市史与流行病”以及“城市史与全球城市史的比较研究”。这三个主题无一不吸引我，尤其是后两个主题可谓学界新趋势。全球史近二十年来风头正盛，上学期才读过一本与之相关的专著，疾病问题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十分应景，而前一个城市治理是城市史研究的经典议题。
等会议开始后我才注意到，三位学者的年龄与性别构成可能是有意选择的。既有学界的老前辈安特卫普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教授西蒙·冈恩（Simon Gunn），又有女性学者纽约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教授罗斯玛丽·韦克曼（Rosemary Wakeman），还有青年男性学者安特卫普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的蒂姆·索恩斯（Tim Soens）。三位学者的研究路径也非常有趣，冈恩重视城市内部的治理问题，韦克曼则是研究全球城市，注重城市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而索恩斯则擅长利用统计学等计量史学的方式，探究城市健康。
第一部分是冈恩主讲的城市史与城市治理。冈恩是《城市史》期刊（Urban History）的主编，主要研究1960年代以来英国城市景观和城市社会的转变，深受现代主义、去工业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工厂、高速公路、购物中心这类平凡的物质结构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他的研究兴趣所在。
在本次会议上，冈恩以由他与汤姆·霍尔米（Tom Hulme）主编的新书《1500年以来欧洲城市治理与统治的研究新路径》（New Approaches to Governance and Rule In Urban Europe Since 1500, New York: Routledge, 2020）为基础，介绍了一种研究城市治理的潜在路径——“自下而上的治理”（“governance from below”）。这种说法很容易引人联想到汤普森式的研究路径，但冈恩在回答现场提问时不断重申，他并没有要使用一般意义上“自下而上”视角的意思，可能这样的表述不太恰当。
冈恩认为，目前城市治理问题大致有三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1970年代以来，以用阶级分析的方式研究城市精英。这种研究可以很好地揭示政治团体背后的亲属关系和文化因素，适用于任何探究城市和历史时期的城市治理问题。但这一研究方式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它仅向内关注城市中具有领导性质的城市机构，略带一些相对封闭性的色彩，研究维度比较单一。第二种是诞生于1990年代的城市史研究的核心概念——治理（governance）。此时，城市史学者将城市治理的关注点从城市议会转向所有的城市机构和组织，例如协会、联盟、画廊、教育机构、警察部门和慈善组织等。同时，这一研究路径也打破了市民社会和国家分工的界限。在此基础上，这一研究路径形成了城市中不同维度的、关于统治（rule）的合作。然而，这一路径依然只注意到城市中的人和机构。2000年以来，对城市中物的研究成功突破此前研究对象仅限于人的范畴，这也是第三种城市史中城市治理研究的路径。基础设施、自然城市、感官城市（sensory city）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中蕴藏的治理观念（idea of governance）也自然成为学者们的囊中之物，例如，受自由主义影响下人们所创造的城市中的物，就与受社会主义影响的不同（the creation of the liberal/socialist subject）。在这一视角下，城市是人类与非人类力量合力创造的产物。
《1500年以来欧洲城市治理与统治的研究新路径》中也对这三种研究范式做出了相关介绍和分析，但即便如此这三种范式都没有在城市治理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这三种范式的治理都是来“自上而下的治理”（“governance from above”），都存在将治理者（governors）与被治理者（governed）二者对立起来的情况。那么，是否存在从“自下而上的治理”角度研究城市治理问题？是否可能打破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二元对立的模式？冈恩提出，或许可以以更加多元的视角研究城市治理。“治理”的含义是控制和管理的城市方式。
除了上文提到的从机构、组织、议会的视角来研究城市治理，也可以从个人的角度，将移民社区视为研究的代言人（agency），关注个人的流动。这里的流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通或是人口迁移，而是人员的日常流动，比如商场、集市中的流动。如此，便可从多重维度，解决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冲突。冈恩进一步解释到，他提出的是关注城市中的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微观史学、女性史学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并不一致。以往史学家更侧重于研究组织、机构、议会是如何治理城市生活，但若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他们自己才是他们生活的主人，是具体生活事务的安排者，也应该是这座城市实际上治理者。虽然冈恩极力澄清，但仍有学者在聊天框中质疑这种研究视角与汤普森研究路径的相似性，认为冈恩不应该否者二者之间存在关系。
第二部分是纽约福特汉姆大学的罗斯玛丽·韦克曼教授讲述城市史与全球城市史的比较研究。韦克曼是《规划视角》（Planning Perspectives）、《遗产》（Heritage）和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的编委，2018-2019年富布赖特全球学者，代表作品有《欧洲城市的现代史：1815年至今》（A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an Cities: 1815 to the Present）和《实践中的乌托邦：新城镇运动的思想史》（Practicing Utopia: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New Town Movement），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名为《全球的十字路口：伦敦、上海和孟买》（Global Crossroads: London, Shanghai, and Mumbai, ）的专著。
韦克曼开宗明义，指出全球史的盛行对城市史来说是一个乘风而起的绝佳契机，尤其是全球城市史而言。这里所言的全球城市指的是具有全球性地位的城市，而不是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全球城市本身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对全球事务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互关联。而这种双重性质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体现地最为明显。全球史的诞生基于全球化这一现象，而在所有全球化的现象中，经济全球化是最早观察到的，可能也是最早发生的全球化现象。20世纪初世界或者地区的金融中心都是国际性的大城市，比如伦敦、上海和孟买。外汇银行以相似的面貌和相同的功能先后出现在这三座城市，他们的存在使得不同的货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顺利流通，这是经济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既是他们作为全球城市影响力的提现，也是他们之间相互交往的展现。
有听众质疑，全球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没有韦克曼讲的那么重要。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其中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像卡尔·马克思所言，而不是城市。韦克曼反驳到，马克思是19世纪的经济学，在20世纪时，已经有学者指出了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否认全球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第三部分，蒂姆·索恩斯讨论了城市与流行病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用数据和图表的方式来说明流行病与收入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的《伟大的平衡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的暴力和不平等的历史》（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弗兰克·M. 斯诺登（Frank M. Snowden）的《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Epidem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和凯尔·哈珀（Kyle Harper）的《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似乎都在说明疾病是引发社会变革的首要力量。以圭多·阿尔法尼（Guido Alfani）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收入与流行病造成的死亡率成正比。然而，索恩斯引用全球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新冠死亡率和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期间世界各国死亡率等数据说明，收入与新型流行病导致的死亡率并不成正比。此外，索恩斯还拿出了布鲁塞尔不同区域新冠死亡率的地图、比利时不同区域新冠死亡率的地图、智利不同区域新冠死亡率的比例，以及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的《被围困的佛罗伦萨：在近代城市瘟疫中幸存》（Florence under Siege: Surviving Plague in an Early Modern City）、安·G.卡迈克尔（Ann G. Carmichael）《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瘟疫和穷人》（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和1665年伦敦不同区域鼠疫死亡率地图与当时伦敦收入地图，来证明从古至今经济和社会地位与新型流行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之间并不是正相关关系。
本特松（Bengtsson）和范·波普尔（Van Poppel）2011年发表的文章发现，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死亡率没有很大区别，乡村亦然，更好的物质生活和基础并没有总是使得富人的寿命更长。再结合《19世纪瑞典财富与健康》（“ Wealth and Health in 19th Century Sweden”, 2011）的数据，似乎是所生活的地区会影响流行病的死亡率。索恩斯指出，根据《19世纪瑞典财富与健康》的研究，松兹瓦尔城的死亡率比其外围地区以及瑞士其他的沿海更高。比利时也是如此，老旧城市的死亡率远高于小城市、新工业城市和农村地区。但也不能否认，经济社会地位与死亡率和发病率之间没有关系。如此一来，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对流行病中的不平等究竟是阶级的影响更深还是空间的影响更大？这些人为什么比其他人更容易活患病或死亡？药物治疗是否能改变收入或地区的影响呢？
针对以上的问题，索恩斯介绍了他目前掌握的研究。在患病因素方面，一般认为，与阶级相关的是生活水平，与空间相关的是卫生条件（包括软技术上，比如早餐吃什么）。通过计算1892年德国汉堡上层死亡率与平均死亡率的区别，社会经济因素大于等于3.76。（很遗憾，这里的系数计算，没能看懂其中的原理）如果换成地图，那么可以看出，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死亡人数所差无几。但是收入、地区与死亡率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历史上的人口数据、城市史和经济史一同协作。正如比尔·卢金（Bill Luckin）和格雷厄姆·穆尼（Graham Mooney）在1997年《城市史》（Urban History）中所言：“分析死亡率的数据需要结合与这一问题和方法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解释。这些问题和方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城市历史实践的核心——地方精英的形成及特征、‘中心’和‘边缘’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以及市政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干预”（“Urba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epidemiology: the case of London, 1860–1920”）。实际上，死亡率本质上还是一个城市治理问题，即关于话语、实践和基础设施等问题，是疾病的政治经济学。例如，在1918-1919的西班牙大流感期间，在没有药物治疗的情况下，美国圣路易斯和匹兹堡都经历过一个死亡率上升再下降的过程。（此处又用到了统计学分析的方法，仍然没能听懂）而1598年撒丁岛阿尔盖罗在流行病来袭时制定了一系列当下我们依然在使用的措施。比如，所有市民不得离开自己的房屋；每户只允许一人外出购物；外出购物时需要符合第66条规定；出门时必须携带一根6英尺长的手杖，以便随时确认与他人之间保持了这一距离；出售的商品如肉类、面包、葡萄酒等，不得放在店铺内，必须摆在离柜台6英尺远的桌子上，以便市民与柜台保持距离；如果患上“普通”的疾病，又无法出门，政府必须保障他们能够获得通常在医院中可以获得的物资和药品。
最后，索恩斯借用两幅16、17世纪描述流行病死亡情况的油画引出他的结论。这两幅油画分别是1562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绘制的《死亡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另一幅是海因茨（Heintz）在1648-1650年所绘的《救赎者的游行1648-1650》（La processione del Redentore）。他的结论是，基于上述分析，存在以下几个潜在的研究方向：流行病中的不平等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不言自明的，它们需要加以解释；系统比较城市内流行病死亡率的空间和财富/收入不平等，研究清楚到底是谁在经历不幸；从城市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为是他们而不是别人；气候与流行病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的存在是否将危险变成了灾难。
整体来说，参加这次会议收获颇丰，除了知识层面的延伸和拓展，还发现这次会议与国内会议非常不一样。国内会议多为学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大多已经比较成熟了，而本次会议是介绍自己研究的想法和可能的研究路径，是提出问题来与其他学者共享，激发他人的想法或者倾听他人对这一研究选题的建议。不论是城市治理、全球城市还是城市健康等问题国内城市史学界目前的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不论是数量还是深度远远比不上欧洲学界，或许可以算是能够大有所为的领域吧。此外，本次参会的学者能够利用其他语言的材料，比如意大利语，而且索恩斯还可以熟练运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这也值得学习。关注各大州主要城市史协会也要提上日程。而且应该一边听，一边简单写一些，虽然有时候会跟不上。
附录：
感官城市（sensory city）：感官城市项目网站http://www.sensorycities.com/
Kalyani Wankhede and Amit Wahurwagh, “The Sensory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of Urban Spa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Emerging Technologies, 7(1): 741-744 (2016).
以一种人的主观感受为中心研究城市的新兴路径。目前尚未查阅到更多在史学方面的运用，有待进一步补充。
以下是本次会议各位学者提到的部分著作，我对这些书的内容进行了初步了解，同时也是我的年度书单，整理在此，供大家参考。
Simon Gunn, Tom Hulme, eds., New Approaches to Governance and Rule in Urban Europe Since 1500, Routledge, 2020.
城市权力和政治是城市里的学生们一直感兴趣的话题。这本激动人心的论文集探索了过去500年欧洲城市的治理方式。总的来说，本书对现代早期和现代欧洲的城市政治给予了独特的历史关照。作者们引导读者去了解当下历史学家理解权力和治理的各种方式，并且把握该历史学的新方向。
本书收录的文章涉及范围很广，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地中海，从俄罗斯到爱尔兰，时间则从1500年到20世纪。每一章都采用了一个具体的案例研究，以说明在诸如女性、大众文化或城市精英等话题中，权力发挥着什么作用。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多种研究路径，包括仪式和表演、道德和行为、治理和国家、基础设施和个人等层面的研究。
可以说，这本书反映了欧洲城市史研究的最新趋势，对于任何对城市政治和政府研究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这本书的出版也反映研究者们对城市这一本身很丰富的主题有了全新的理解，他们希望推动有关权力和城市关系的历史研究。本书除“导言”外，一共5个部分，12篇文章：第一部分3篇文章的主题是“精英、制度和市民社会”；第二部分2篇文章的主题是“行为和道德治理”；第三部分2篇文章的主题是“城市仪式和权力的运行方式”；第四部分3篇文章的主题是“治理术和国家”；第五部分2篇文章的主题是“超越福柯：城市治理的新叙事”。
Richard J. Evans,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Penguin Books, 2005.
本书聚焦于工业时期的1892年，正如本书作者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序言”中所问：为什么汉堡在六周内有近10000人死亡，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毫发无损？作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镇是德国境内的一个“自由城市”，治理模式深受“英国”自由放任理念的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加之流行毫无根据的医学理论，穷人们悲惨的生活状况等因素，造成了悲剧。在埃文斯的笔下，“霍乱年代”的悲惨故事揭示了这个时代的社会不平等、政府的无情和无能；它也展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平行世界”——与当今世界一样的公共卫生景观，多有相似之处，包括目前的冠状病毒危机。
Ann G. Carmichael, Plague and the Poor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这本书使用佛罗伦萨的死亡登记册进行研究，展现了从1348年第一次黑死病暴发到15世纪中叶鼠疫的变化特征。通过对这一证据的创新性研究，卡迈克尔教授提出了两条相关的分析线索。首先，她通过考查对“瘟疫”暴发起着重要作用的其他传染性疾病，讨论了实质性的大流行疫情可能发生的程度。她发现，14世纪和15世纪的流行病存在许多差异。然后，她展示了瘟疫的差异如何改变15世纪意大利城市居民对瘟疫的态度。对瘟疫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和医学史感兴趣的任何人应该都会认为阅读这本书是有价值的。
John Henderson, Florence under Siege: Surviving Plague in an Early Modern C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许多流行病在被界定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瘟疫”。在这本书里，作者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探讨了一座大城市在瘟疫发生后如何应战、受苦和生存的故事。这本书超越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传统对立式叙事模式，通过再现家庭和个人的人性反应和生存策略，对政府的实际政策进行了细致和更富有同情心的解释。
通过对个体的和集体的行为的再现，即医院过度拥挤的状况和宗教游行的壮举，亨德森在更广泛的欧洲语境中分析了佛罗伦萨人的反应，以评估国家政策对城市、街道和家庭的影响。这本书以一种生动、平易近人的方式，揭示了医生和管理人员在努力应对病者和垂死者时的那些被遗忘的故事，以及那些突然失去亲人并因失去亲人而陷入困境的人的故事。
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8.
大规模暴力和灾难是唯一能严重减少经济不平等的力量吗？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沃尔特·谢德尔（Walter Scheidel）追溯了从石器时代到今天的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指出不平等永远不会和平消失。《大平准者》是第一本描绘暴力冲击在全世界人类历史上对减少不平等起着关键作用的书。起着平准作用的“四骑士”（“Four Horsemen”）——大规模动员战、具有转折意义的革命、国家崩溃和灾难性瘟疫一再摧毁富人的财富。今天，在过去起着减少不平等作用的暴力似乎已经减少，这是一件好事。但这让人们对未来更加平等的前景产生了严重怀疑。作为对不平等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大平准者》提供了重要的新见解，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如此持久，为什么不可能在短期内减少。
Kyle Harper,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本书对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的复述：罗马帝国的衰落。《罗马的命运》是第一本从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的角度研究罗马权力崩溃的著作，作者认为这两个因素在罗马帝国的衰落中扮演着灾难性的角色。所以，可以说这本书主要讲述的不是“人定胜天”的故事，相反，而是大自然战胜人类野心的故事。
凯尔·哈珀（Kyle Harper）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尖端气候科学和基因发现交织在一起，讲述了罗马的命运不仅由皇帝、士兵和野蛮人决定，还由火山爆发、太阳周期、气候不稳定以及毁灭性的病毒和细菌决定的。本书从罗马在第二世纪的巅峰时期开始，当时的罗马帝国似乎是一个不可战胜的超级大国；到第七世纪，罗马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物质上一贫如洗。哈珀描述了罗马人如何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下保持韧性，直到被围困的帝国无法再承受“小冰河时代”和反复暴发的淋巴腺鼠疫的双重挑战。
《罗马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与环境的亲密关系，它全面地描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的遭遇和隐忍，但最终不得不屈服于自然暴力的渐增负担。罗马帝国的例子恰如其分地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和细菌进化以令人惊讶和深刻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居住的世界。
Frank M. Snowden, Epidem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本书对流行病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探究，着眼于从黑死病到今天的大规模传染病暴发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主题。弗兰克·M.斯诺登以清晰易懂的语言风格揭示疾病不仅影响医学和公共卫生，还改变了艺术、宗教、思想史和战争的方式。
这本书对主要流行病的医学和社会历史进行了多学科和比较研究，涉及的主题包括医学疗法的演变、瘟疫文献、贫困、环境和群体性歇斯底里症。除了提供诸如天花、霍乱和肺结核等疾病的历史视角外，斯诺登还研究了HIV/艾滋病、SARS和埃博拉等近期流行病的影响，还讨论了世界为下一代疾病做好准备的问题。
Rosemary Wakeman, A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an Cities: 1815 to the Present,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0.
罗斯玛丽·韦克曼这一原创性调查研究全面探讨了从1815年到今天的现代欧洲城市历史。本书提供了一次穿越欧洲大陆的城市和城镇之旅，引导读者探索把城市景观塑造为“欧洲风格”的发展模式。本书聚焦于表明持续性和变化模式、及向现代城市社会过渡的建成环境、社会和文化转型。
这本书包含60多幅图像，使得分析呈现出图文并茂的特点。作者探究的问题是：“是否有一座欧洲风格的城市？”如果有，“它的特征是什么？”韦克曼在本书中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融合了文化和后殖民研究以及城市地理学的概念，不仅全面涵盖了西欧的城市社会，而且还全面反映了东欧和南欧的城市社会，而且还使用各种城市和城市类型为这样的讨论提供丰富的信息。可以说，这本书详细介绍了1945年后经常被忽视的城市化问题，1945年后的城市化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欧洲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
Rosemary Wakeman, Practicing Utopia: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New Town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典型的城镇发展起来一般是围绕着一种自然资源——一条河流、一片海洋、一个异常水深的港口，或者靠近一个更大、已经欣欣向荣的城镇。“新城”（New Town）却并非如此，它是根据法令而不是出于必要而创建的，通常是为了打破以往城镇发展的趋势。“新城”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古代腓尼基人把他们的殖民地命名为卡尔特哈达什特（Qart Hadasht）或“新城市”（New City）。它们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发展模式，在20世纪得以重新兴起。
在《实践中的乌托邦》一书中，罗斯玛丽·韦克曼向我们全面介绍了新城运动这一全球现象。从芬兰的塔皮奥拉（Tapiola）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从法国的塞尔齐-蓬图瓦兹（Cergy-Pontoise）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欧文，韦克曼巧妙地描述了“新城”的黄金时代，探索了它们乌托邦式的特质，并探究了这些城镇发展中所包含的现代化和城市规划理念。她将新城运动描述为真正的全球运动，挑战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二分法或富国和穷国的南北两极分化。她认为，无论这些“新城”位于何处，无论其规模大小，无论是著名的还是被遗忘的，它们都有一个乌托邦血统和构想，在每一个案例中，这种“乌托邦”都揭示了居民和规划者想象他们理想中的城市未来的方式。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世界史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