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刘晓卉：美国“绿色城市”的思想渊源

内容提要：20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一批生态友好、环境宜居的绿色城市，在这些城市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有着和谐融洽的关系。这些城市的形成标志着人类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渡，也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昭示着希望。实际上，绿色城市有着较为悠久的思想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城市学家对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反思，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伴随着城市的进一步蔓延和生态破坏的加剧，一部分城市研究者如芒福德等对城市的自然生态层面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以雅各布斯为首的学者更加关注人居条件的改善。这些思想都为绿色城市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勾画了未来城市发展的蓝图，也孕育了美国当代的新型生态城市。

关键词：绿色城市  思想史  生态  霍华德  芒福德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大城市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城市化步伐迅速加快。美国作为工业化发展速度空前的国家，城市化问题变得最为显著。城市人口膨胀，城市和郊区空间不断蔓延，造成了居住环境恶化、生态污染等种种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政府和民众尝试改变城市的形式和结构。在政府和民众的联手努力下，美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批生态友好、环境宜居的新兴城市，如西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以及东部的波士顿等，媒体将这些城市冠以诸多美誉如“绿色城市”、“翡翠城市”及“生态城市”等。在这些城市里，不单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人与人之间也相处融洽。城市的进化便是人类文明的进化，这些新型城市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也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昭示着希望。

与普通城市相比，这些城市有着新的特点：城市中一般有充足的绿色空间如公园、树木、溪流，不单为了愉悦居民身心，也给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之所，将自然与城市相融合；主张打破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将城市与乡村有机地融合；追求可持续发展，有效利用资源，节约能源并开发可再生的新能源，同时，对垃圾和废物有效地进行处理；注重社会公平和人性的释放，建设文化上生机盎然的社区；在具体的城市规划理念上一般认同紧密型城市和多功能的城市空间，大力修建环保且便利的公共交通，重视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建造；市民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积极参与城市环境建设。总而言之，这些绿色城市有着优质健康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城市生态系统朝着良性发展，人居环境惬意舒适。这些城市不但有着新的形式、结构和功能，也有着自己的城市生活哲学。美国绿色城市的出现从构想到实践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和文化内涵，是对几代伟大城市思想家之诸多理论的考证和践行。

对于绿色城市的研究，城市研究者们多着眼于未来，集中于讨论绿色城市主义的原则和实施方案，而历史回顾性的著作较少。关注思想理论方面的城市史和环境史学者多就单个城市学家的理论以及该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展开研究，鲜有学者将各家理论串联在一起以追寻绿色城市思想的发展脉络，展现城市生态思想史更为广阔的图景。本文旨在寻找美国绿色城市的思想渊源，以数位城市研究者的思想为代表，揭示历史上城市生态思想的流变以及历代城市思想家理论之间的关联和继承发展。通过对生态城市思想渊源的探寻，一窥人类城市思想发展的宏大画卷。

绿色城市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英国社会改革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所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在霍华德的时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城市化速度急剧加快，农业日渐衰落，城市和乡村距离日渐增大，农村失去土地的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增长超越了其基础设施所能负荷的能力，引发了住房拥挤、生活环境和人类健康恶化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境况，在《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霍华德综合前人的思想，描绘了一种新型的城市发展模式。霍华德反对庞大而不断蔓延增长的城市形态，提倡建立散落的、自给自足的中小型城市。他提出城市的发展不能以降低居民生活质量和宜居度为代价，“城市一定要增长，但是其增长……将不降低或破坏，而是永远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社会机遇、美丽和方便”，这与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可持续思想惊人地相似。霍华德试图打破城乡间的二元对立，实现城市乡村一体化。新型城市即“城市—乡村结合体”，应兼有乡村自然的清新恬淡和城市的便捷高效，却没有两者的弊端。霍华德注重绿色地带的建设，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不但有占地广阔的中央花园和贯穿城市的林荫大道，还有生机勃勃的农田环绕周围，使乡村渗入城市之中。在霍华德的构想中，城市居民与自然相亲近，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绿色空间，这满足了当时城市人中普遍存在的“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他还提出“社会城市”的概念，即在一定区域的范围内建设城市群，这几个城市在交通、物质交换等方面应有紧密的联系，形成一个整体，避免了单个城市的无节制膨胀，这种基于地域的城市规划日后为芒福德的“区域城市”思想提供了启示和理论基础。在介绍具体的实践方案时，霍华德主要从经济学角度来阐释“城市—乡村结合体”的裨益，如城市的垃圾应用于农业会节约肥料的成本；城市居民就近得到农产品的供应，节约了交通成本。霍华德也注意到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如提出建造“没有烟尘”的城市，倡议所有机器由电能驱动来减少城市烟尘污染。霍华德有着强烈的人本主义情怀，他关注人的需求，以人的需求为建设城市的出发点。他主张社会公平，意图通过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来实现权力和财富的民主化，强调田园城市要消灭贫民窟，城市规划要为每个社会成员争取福利，而不是服务于少数精英阶层。

“田园城市”的构想虽然为如何在城市和乡村间建立一个平衡的关系建构了模型，但是其目的在于社会改革而非生态环境的改善，霍华德考虑的更多的是民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田园城市”中绿色地带主要是为人们娱乐和休息而建，在城市边缘建立的农业带也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非对生态的考量；除了绿色空间外，霍华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其他方面重视不足。“田园城市”思想在19世纪末盛极一时，不只在英国本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具体实践，马里兰州的绿带城便是田园城市思想在美国的践行。虽然霍华德“乌托邦式”的城市思想在他之后的实践中作用不甚理想，却对日后城市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他的绿色地带、城市分散发展和“城乡结合”等思想都对后世影响深远。

实现霍华德所言的“城乡一体化”并非易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那么是否有折中之策，是否能将自然带入城市之中，使被城市文明喧嚣搅扰而身心疲惫的人们领略自然的美好？美国景观设计师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做了尝试。他是迅速崛起的专业景观设计师行列中的翘楚，也是最早在美国将城市和自然相融合的践行者。19世纪末，随着内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的发展需要劳动力的支撑，于是人口大量从乡村涌入城市，内战后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世纪初的6%变为20%。1850年至1900年，城市人口增加了100倍。城市空间蔓延、人口膨胀和工业化的过快发展使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受到威胁：城市的蔓延占据了农田和自然空间，农田、森林及湿地等自然空间的消失使生态系统更加脆弱；人口的膨胀导致了住房条件恶劣、交通拥堵以及传染病滋生等问题；工业的发展消耗了更多的自然资源，工厂排出的污水和垃圾还造成了空气、水体和土壤的污染。作为人口集中之处，城市环境面临发展困境。城市环境亟须重新整饬来缓解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随着城市变得愈加工业化，将自然因素融入城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这一背景下，旨在增强城市人口的健康与活力，改善城市自然环境的城市公园运动应运而生。城市公园运动是这一时期进步主义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奥姆斯泰德正是这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厌倦了钢筋水泥中喧嚣紧张的城市生活和日渐恶化的生活环境，希望偶尔回归自然的怀抱，就此奥姆斯泰德提出要将自然的景致引入城市，使“深受匆忙且劳神的城市生活折磨的头脑获得片刻休憩”。他相信自然对人类的滋养作用，认为绿色空间能够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自然风景能够治愈心灵，增强人的道德感和对美的欣赏。他还认为绿色植物能够为城市带来洁净的空气和清新的阳光，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公园生活对疾病的治疗有康复作用。他反对形态奇特和人工痕迹过强的景观设计如起伏的地面、突兀的假山，提倡仿造自然而建的景观，这些景观要展现田间野外之美，与城市里的人工建筑形成互补：“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片简单、宽敞且整洁的绿色空间，这片空间表面要足够开阔且有足够多的树木创造出光影交织之感。”这与当时欧洲主流的公园建筑理念有明显不同，影响了美国日后的城市公园设计。他将公园的建设放在整个城市规划的大视野中，认为公园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城市的装饰点缀，公园的存在对城市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我们可以看出，他相信公园与城市之间构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而非附属的关系。从奥姆斯泰德的时代起，代表自然的公园在美国城市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

同样是人文主义者的奥姆斯泰德还认为，公园不仅对个人身心大有裨益，而且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社会活动的空间，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以对抗现代社会的异化作用。在设计公园时他秉承民主平等的理念，希望自然的美好能被全社会各个阶级所享受，他竭力为广大市民创建美丽的自然空间，而非建造少数精英阶层专属玩乐之所。在城市公园中，“你会看见很多基督徒聚在一起，他们来自各个阶层，为了（休闲）这一共同目的而相聚，这无关智力。他们相互间并无竞争和嫉恨，也不会显露出精神或智力上的优越感。每个人的存在都给他人增添了乐趣，叠加在一起为大家创造了更大的快乐。因此，你常常可以看见很多人在这里集聚，无论贫富、长幼和宗教差异”。公园这一景观形式不但使人与自然得以亲近，也使乌托邦式平等友好的社会氛围得以实现。此外，在设计公园时，奥姆斯泰德不但考虑当代人的利益，也顾及子孙后代的福祉，体现了早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当代人的所作所为不应建立在给后代增加困难、牺牲他们利益的基础之上”。本着以上原则，奥姆斯泰德设计出纽约的中央公园、波士顿的大公园等著名的城市公园，掀起了一场城市公园运动，成为其他各地竞相效法的典范。奥姆斯泰德设计城市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为城市居民提供身心休憩和娱乐的空间来缓解城市生活的负面效应，彼时生态学刚刚兴起，影响也颇为有限，因此他尚未用生态学原理来深入分析公园作为城市这一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整体的影响。

以奥姆斯泰德为代表的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通过对城市景观的塑造将自然引入城市，在城市中保留自然空间，以实现自然与人类和谐存在。奥姆斯泰德在改善现代城市景观上贡献卓著，城市美化运动也浸透着奥姆斯泰德的绿色思想，受到奥姆斯泰德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绿色城市大都重视公园和绿色空间的建设，这些城市把土地退还给自然以形成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为居民提供可进行社会活动的开放空间。

二战后，美国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汽车的普及改变了城市格局，住宅用地、公路的蔓延以及工业污染的恶化都使城市环境急剧恶化，城市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这时期有两位对城市发展思想贡献卓著的研究者——刘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生态思想很值得寻味。芒福德是20世纪卓越的城市研究理论家，是城市理论思想的集大成者。面对现代性对城市环境的破坏，芒福德流露出深切的担忧，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反现代主义立场，沉浸于建造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的逃避主义幻想之中，而是对未来城市发展道路进行了理性的思考，提出能够积极应对现代性问题的城市发展路径。受到帕特里克·格迪斯的生态观的启发，芒福德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从生态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认为城市与其他有机体一样，有其盛衰兴亡之道。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应该寻求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与当时盛行的将城市看作无机体机器的观点背道而驰，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城市是一个热力学体系，能够将低熵的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等加工成为熵含量较高的工业产品和消费品。在城市规划上，他批判了棋盘格规划模式，提出城市建设要因地制宜，把当地的自然条件考虑进来：“这种设计是单调而又刻板的，既不考虑城市的主导风向、工业区的范围、地下土壤的性质，也不考虑决定城市土地合理利用的其他重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最负盛名的“区域性城市”理论，认为城市以及周边地区构成一个生态系统，相互间进行物质交换，若城市发展超越其所在地区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畴就会出现生态毁灭。

受到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的影响，芒福德提倡建设规模适中、自给自足的城市。他反对城市无节制扩张，侵占乡村用地和绿色空间，破坏城乡生态环境，指出城市应控制其用地的发展。和霍华德一样，他看到了城市和乡村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主张城乡有机结合、协同发展。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的影响使芒福德重视城市中的绿色地带和开放空间，他认为公园和林木绿地、儿童游乐场地应该在城市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战后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生长于这一时期的芒福德非常重视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纵使芒福德指出脱离有机生活和文化的机械技术对城市文明有着极大威胁，他仍相信融合了文化的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倡导合理利用新技术来改善有机环境。芒福德指出，19世纪的工业技术对城市环境造成伤害，威胁着人类健康；旨在追求经济扩张和物质丰盈的机械科技也使人类沦为巨型机器的一部分。他推崇高度重视有机体、生物学以及与人性发展相符合的技术。他将依赖煤炭资源的旧技术时代（paleotechnic）与依靠电能的新技术时代（neotechnic）相区分，提出在“新技术”时代，应该重视对有机世界的研究，未来的技术也应采用有机标准。此外，他对太阳能、水电能等新能源的使用给予厚望。芒福德倡导以有机世界观来代替机械世界观。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美国城市完成了从“有机城市”到“卫生城市”的过渡，现代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依靠“自然发酵”等有机手段来进行垃圾处理的城市环境，但以机械技术取代有机技术也有其弊端，如垃圾焚化炉造成的烟雾污染。芒福德重新倡导利用有机技术，并不是简单的倒退和回归，而是更高层次的转化，这一想法基于当时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发展，为未来城市从“卫生城市”到更高级的有机城市即“生态城市”的转化勾勒了蓝图。

芒福德的城市思想流露出浓浓的人文主义情怀。在他的鸿篇巨制《城市发展史》中，他提到，“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城市的建设要保持“人的尺度”。他提倡建设社区文化，增强邻里社区的社会交往以形成富有生命力的社区生活。因此，他主张密集紧凑的城市建筑模式，认为紧密的居住模式有助于增强市民的日常接触和交流，发展社区文化，对郊区大量出现的独幢别墅中邻里间相隔离的状态有纠正和改善作用。他重视公民在塑造城市景观上的权利，鼓励民众关注和建设所生存的环境，并且参与到城市规划中来。当时城市规划主要是由专业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主导的，普通民众在城市布局设计和规划上作用甚微，而芒福德相信普通民众在建造理想城市中的力量，这影响了日后绿色城市的建设——20世纪下半叶普通民众在城市规划和项目实施中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

芒福德不但是城市理论家，还是社会哲学家。他提出的生态思想建立在对人类城市文明系统回顾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揭示了城市发展规律，深邃而通透。如芒福德这样的哲学家参与城市规划，有助于对现实问题提出哲学性的思考，对城市研究的进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与芒福德的严谨冷峻不同，出身新闻工作者的雅各布斯更加强调城市生活中人类情感的释放和人类心理上的舒适，她的城市思想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对当时城市改造和城市更新运动，尤其是“绅士化”现象，提出质疑。当时美国的城市规划被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主导，城市的修建以车为中心，高速公路和庞大的停车场占据了大量的城市空间，人行道、街区、公园等市民日常活动的空间被挤压。雅各布斯反对罗伯特·摩斯对车辆和行车道路的过分强调以及对行人感受的忽视，她对当时城市改造运动中机械的规划和功能分区流露出强烈的厌恶，认为高速公路毁掉了城市，城市的建造变成了为车而非为人所用，如“芭蕾舞曲”般充满人情味的市井生活逐渐消逝，老旧社区因城市更新而失去原有的活力与和谐。雅各布斯认为当时的城市规划压抑人性，使居民在情感上得不到释放，城市失去人性的温暖。她主张紧凑的城市结构，以减少人们对汽车的依赖，她指责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中的机械功能分区，认为工作和商业场所应该与住宅区相混合。她提出要发展城市功能的多样性，指出多样性是城市的本质，她所指的城市多样性包括以下几点：地区的主要用途相混合，由此而来的是地区使用者和其日程的多样化；街段要尽量短小；保留古老的建筑；人口要达到相当的密度。城市多样性的目的不但在于对资源的高效利用，还在于打造生机盎然的城市生活。她反对用所谓的技术理性来建设城市，不认为精美的建筑空间会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她从草根阶层的视角出发，注重市井坊间的公共生活，指出有趣且充满活力的人行道和街区在城市运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气旺盛的小商铺和其他公共场所使街道更加安全，增加“盯着街道的眼睛”，无意识地监视着街道上发生的事情，对居民形成天然的保护；活跃的人行道和街区等公共空间能够增加人际交流，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对彼此的公共责任，有利于邻里社区的建设，缔造一个熟人社会，形成安全且自由的社会氛围；生动有趣的人行道能够为孩子提供嬉戏玩乐的安全空间，减少因建设专门休憩玩耍地而引起的资源浪费。创建适宜的步行空间也是雅各布斯所极力推崇的，她倡议建造充满活力的街道和有人情味的居住区，尤其重视公共广场和步行街道的作用。相比高耸的摩天大楼，“雅各布斯更加重视社区的智力激发作用”，她相信生机勃勃的街市文化和温暖的社区生活可以对抗现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性的异化和麻木。同芒福德一样，雅各布斯认为草根阶层，尤其是地区居民团体，能够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城市改造和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雅各布斯也对城市的物质流通和生态影响给予一定关注。她强调城市与其腹地的联系，城市依靠腹地为其提供食物和资源，也为腹地提供工具、文化信息和市场，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如果城市和腹地能够这样相互支持，就可以通过提高市场上的商品的种类来促进国家的生态多样性，市场对产品多样化的激励作用与腹地的生物多样性是一致的”。

然而，雅各布斯对自然生态的关注远远不及奥姆斯泰德和芒福德，她对城市中绿色地带的重要性不以为意，“一定量的绿地并不会比同样大小面积的街道更能为城市增加更多的空气。缩小街道的面积，把原本是步行的地方增加到公园里面……，对城市吸收新鲜空气的数量来说是无关的。空气不会理会人对绿地的崇拜，也不会按照这种要求增加或自我选择”。她认为绿色地带和开放空间并不一定有助于舒适美好的城市生活的打造，有时会成为不受欢迎甚至犯罪横行之所。她从社会角度出发，指出利用不良的公园对居民毫无用处，还会产生影响治安等负面效应，因此应当利用公园的空间进行音乐、运动等娱乐活动，这与奥姆斯泰德倡导公园应作为静谧休养之所的思想相悖。雅各布斯忽视了绿地对城市环境产生的生态作用和自然在城市中存在的必要性。显然，比起自然生态的健康发展，雅各布斯更重视社会和文化生态上的和谐。纵使这样，之后几十年间绿色城市的建设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雅各布斯的影响——如旧金山、波特兰等绿色城市都对土地利用的多样性以及公共活动空间极为重视，20世纪晚期兴起的新城市主义所倡导的可步行性、高人口密度、多功能区域等原则不得不归功于雅各布斯思想的启示作用。

作为一种新型的人类栖居模式，绿色城市是人类探求与自然融洽和谐相处的尝试。美国绿色城市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兴起得益于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离不开政府和民众上下通力合作，也借助于新型生态技术的发展。但是，绿色城市兴起的背后还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渊源，浸淫着几代城市理论家和建筑师的思想和智慧。从霍华德式的城市—乡村乌托邦，到奥姆斯泰德敢为人先地将自然融入城市的实践，再到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对城市自然和社会生态批判性的理论思索，这些都为绿色城市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绿色城市思想上，各位理论家和建筑师各有侧重，大体可分为注重自然生态的环境主义和侧重人居条件的城市主义这两大阵营，前者以奥姆斯泰德和芒福德为代表，后者以雅各布斯为首。这两大价值观念的融合在绿色城市的建设实践中得到体现，专攻波特兰地方史的学者卡尔·艾博特曾说，“以波特兰为例，将环境主义作为城市规划的目标这一理念来源于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和刘易斯·芒福德的思想，在一种民主的区域主义的指引下，他们强调城市、城镇中自然和人工环境的重要性。而波特兰折中的城市规划者们则从简·雅各布斯和威廉姆·怀特那里获取灵感，他们更强调公共空间中市民互动的价值”。

人类生态思想的发展是逐渐演进的过程，并慢慢地指导着实践。如本文所述的绿色城市的主要指导思想——城市和自然相平衡、可持续发展、人本主义思想和社会公平原则都可以在以往城市学家的思想中找寻到痕迹。我国正处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矛盾重重，寻求城市建设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当务之急，探究美国绿色城市思想渊源或许能为我国绿色城市的发展提供些许启示和参考。

原载于：《城市史研究》2019年第1期

原文责任编辑：任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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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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