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谢文玉 ： 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对新左派运动的形象建构——以《纽约时报》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报道为中心

谢文玉，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历史与文化，英美文学等；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两项，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30余篇。文见《世界历史》《史学月刊》《历史教学》、《四川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当代外语研究》等。

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对新左派运动的形象建构——以《纽约时报》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报道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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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甚至把大众媒介视为与美国政府三个权力部门平起平坐的“第四种力量”。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也是一个新闻媒介充分介入的时代。成立于1960年的新左派运动重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简称“学民社”）在1965年4月领导了到当时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战抗议活动，从而正式登上美国政治文化的舞台，成为美国主流媒体青睐的对象。最初，媒体上的“学民社”是一个无足轻重、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组织。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学民社”不断壮大，组织原则和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媒体的报道方式和语气也随之而变，从最初的客观中立到逐渐将其“边缘化”和“妖魔化”。在这场媒体与运动的“共舞”中，媒体对“学民社”最终走向衰落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化工具、媒介和公共记忆手段，美国主流媒体（以《纽约时报》为例）有着媒介独特的报道框架，在1965年到1968年间对新左派运动的即时报道有意或无意地体现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倾向。

成立于1960年的“学民社”在1960-1965年间，没有引起主流媒体关注。发展初期，组织成员走进大学校园宣传其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政治纲领。1962年，“学民社”发表纲领性文件《休伦港宣言》，呼吁在现行体制内进行社会变革，愿意成为变革的主力军和思想指导者。该文件被称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在当时大学生中广为流传，但“学民社”领导者并没有想要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媒体也对这种仅追求体制内社会变革的温和派政治运动没有兴趣，因为新闻价值不大。

媒体的正式关注始于1964年的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有记者开始注意到大学校园中涌现的这股新的政治力量，而“学民社”对媒体的报道也积极配合。1965年3月15日，《纽约时报》记者弗莱德·波利奇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还引用了“学民社”重要领导人汤姆·海登等人的话，将其描述为“一群新涌现的、规模不大、联系松散的知识分子……想使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还开辟了六个版面，专门介绍“学民社”的历史哲学观、政治立场和政治策略，标题是“学生左派掀起改革运动：大学校园中出现了新行动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严肃的行动主义者强烈要求变革的愿望。波利奇对“学民社”抱同情态度，指出正在兴起的“新学生左派运动”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反映了广大学生群体的真实愿望，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新型运动。

这篇报道首次将“学民社”带入普通民众视线中。该文深入到“学民社”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立场，避免了新闻报道中常见的单一化和简单化；更重要的是，波利奇从“学民社”的角度进行报道，所引言论直接来自该组织成员。文章用简短的几句话阐明了“新学生左派”与美国老左派不同的信念，同时指出，他们并不否认自己与30年代青年激进分子之间的相似性。在一个“对共产主义表示怀疑”的小标题下，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政治信仰：“虽然有些人表示，愿意把苏联当作他们想要创建的新社会的典范而效仿，但绝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不仅怀疑任何形式的政治控制，也怀疑共产主义。”从其言谈中可以判断，他们并非向往共产主义或受到共产主义的鼓舞，只是一群试图废除社会邪恶现象的中产阶级孩子。波利奇还特别提到，“学民社”在1962年休伦港会议上通过了一份长达63页的文件《休伦港宣言》，具体介绍了宣言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即“参与性民主”的核心思想：“我们试图建立一个人人参与其中的民主社会，指导这种民主社会体制的核心目标有两个：赋予个体参与那些决定其生活质量和方向的社会决策制定的权利；民主社会的组织结构应鼓励人的独立自主性，并为他们提供普遍参与的途径。”

字里行间体现了对该组织的同情和敬意。新左派大学生有自知之明，也知道任重道远。波利奇没有因为新闻报道中的平衡原则引用反对者的标语和言论，也没有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而是用激进派自己的话来表达他们的信仰。其报道方式和口气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严肃认真、有责任感、有担当的青年人的组织，其政治立场、政治信念和政治策略都非常明确，是一个合法的、重要的学生组织。

像“学民社”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政治组织，何以能够成为美国最权威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新闻呢？其新闻价值何在？记者对“学民社”的描述和对其活动的报道模式说明了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中，社会权力和社会交流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权力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透明的工具。它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公平进入公共讨论的话语体系中，通过理性的协商和探讨，选择更为明智的决策，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但是，理性协商和探讨的前提是在一个社会稳定时期，不存在巨大社会破坏性和不稳定因素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拥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完全控制或削弱任何潜在挑战者的情况下进行的。

1965年年初的美国社会还是一个一致性声音远胜过异议之声的时期，此时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民众中拥有相当高的支持率。即使越南政策激起反对者抗议，但异议之声还只是涓涓细流，尚未形成气候。“学民社”此前一直支持民权运动，在北方城市贫民窟和社区组织发动失业者和穷人，在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中崭露头角，作为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对于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弊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批判。但是，无论是他们对美国社会进行的全面批判，还是关于美国未来社会的构想，抑或是对美国大学体制和整个社会的抨击，都没有脱离在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内变革社会的轨道。他们只是以一种竞争性的声音进入到公共讨论领域，作为一种竞争性的观点参与到公共决策的讨论中来。根据新闻客观性法则，社会各种声音都应有均等机会，通过传播媒介向更多民众表达其利益诉求和政治观点。因此，异议之声不仅允许存在，而且还受到鼓励。但是，异议之声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抗衡正统观念不能逾越统治阶层所规定的范围，因为统治阶层是正统观念的代表，不仅手中掌握财源，而且左右着新闻界权威人士。新闻媒介为了使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更好实施其控制力，通过公共领域中大众交流的方式，发表不同见解，为权力部门传达信息，对其实施监督，并不是为了最终摧毁这种政治权力，而是为了两者更好生存，双方都能从中获利。政治和经济权力需要传播媒介，而传播媒介也需要这种领导权力。由于彼此需要，它们并非对立抗衡，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所以，当“学民社”以一种崭新的政治抗议力量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时，它引起了主流媒体和记者的关注。美国社会是鼓励异议之声的，对于这个既表现出对民权运动中弱势群体的深切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美国民众所普遍感到的异化感和压抑感的小小政治组织，新闻工作者心中的那份正义感和追求客观真实的新闻的信念，使他们对竞争性声音产生了兴趣，并表达了对这个敢于挑战现存制度的政治组织的同情和敬意。媒体和记者的选择其实表现了某种个人偏见。一种选择就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价值判断的体现。决定把“学民社”视为新左派运动中最重要的政治组织、作为其报道对象，并以这种模式来报道，包含了记者对该组织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某种认可，是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

当“学民社”影响日渐扩大，成为不容忽视的“异议之声”的代表时，媒体对“学民社”的报道基调发生了变化，逐渐将其边缘化。

1965年年初，美国更深地卷入了越南战争，各种反战组织日渐活跃。“学民社”在年初制定了4月份发动全国反战示威游行的计划。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使“学民社”和学生运动成为媒体青睐的对象，也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相关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时代》、《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等报刊上，一些发行量很大的周刊如《星期六晚报》、《纽约时代杂志》、《国家》、《新共和》、《报道者》以及电视媒体也相继报道。“学民社”的影响因此而不断扩大。

这次活动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人参加，也是机缘巧合。“学民社”2月份筹划这次抗议活动时，并不知道约翰逊总统会对北越轰炸升级，更不知道他们决定在4月17日举行示威游行的日子也将是美国对北越轰炸的第一天。活动及时准确地反映了美国人反对总统设置的战争议程，成为众多反战斗士表达反对意见的场所。

曾经客观中立的《纽约时报》对这个时期“学民社”的报道框架稍有改变，表现出某种不以为然甚至轻视的态度。4月17日早上，《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预先报道：将会有一万多名“学生”来首都华盛顿示威游行。但是，时报编辑部对这次游行并不重视。首先，这次游行队伍的构成仅是学生。其次，预计人数并不多，比后来实际参加的人数差很远。而“学民社”对这次活动也没有抱有很大期望，不仅没有进行事先的宣传和发动，也没有想到要利用媒体扩大影响。从新闻惯例出发，这次游行活动并不具有很重要的新闻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报道为平衡起见，提到和平主义运动领袖诺曼·托马斯和其他十位成年人支持学生争取和平的努力，但托马斯等人特意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虽然同情示威游行活动，但对抗议中表达的“某些因素”并不认同。据塞尔记载，当时美国著名的和平组织领导人，如A.J.马斯特、巴雅德·拉斯丁和诺曼·托马斯等人对“学民社”组织的这次活动有点担心。这次活动不拒绝任何抗议越南战争的人士参加，马斯特等人担心一些支持“越共”的极端分子和反美主义分子的极端行为会损害他们的名声，会使活动成为“支持共产主义的产物”，变成一场“狂热的、单一的反美主义表演秀”。于是，活动前一天，他们在《纽约邮报》上声明自己与极端分子是隔离的。另外，报道没有署名。报社派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来报道，体现了对这次活动的不重视。示威游行爆发后，关于活动的具体报道内容和方式也继续体现了这种轻视的态度。

4月18日，《纽约时报》周日版右侧的专栏中刊登了题为“约翰逊拒绝停止轰炸、再次请求会谈”的文章。从第5栏到第7栏的缝隙中，有一个不显眼的标题：“15000名白宫纠察线员谴责越南战争”。这个标题的正下方刊登了一幅巨大的图片，最远处是白宫，中间是举着各种标语和口号的反战示威者；最清楚的是看上去数量相当的反示威游行者。“美联社”的传真照片所配文字是：“抗议越南政策的学生在白宫外面示威，而与他们一街之隔的拉斐特广场的人行道上，另外一些人在举行反示威游行活动。”

这张照片体现了新闻报道中追求平衡原则的常规惯例，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编辑部对“学民社”的态度。为了实现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记者往往对某个具体事件中的对立双方同等对待，提供彼此对立的两种信息和来源，以求客观公正。从内容看，由美国极端右翼分子和特拉华流域反对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反示威游行队伍只有一百多人，而反战示威游行者人数是这些人的150倍，据《纽约时报》报道，两者比例是150∶1。但从图片视觉效果看，反战示威者和反示威游行者人数旗鼓相当：照片被一分为三：白宫—反战示威游行者—右翼反示威游行者，两队人马从规模看不相上下。照片展示的是反战示威游行人数的一小部分，因为他们离得很远，看不清楚，手中高举的标牌内容也模糊不清。近景是形象更加清晰的反示威游行者，人数和规模大不一样的示威者和反示威者在图片中获得了同等空间。

“学民社”前主席、媒体专家托德·吉特林对这张图片进行过详细分析。他指出，这张照片只是《纽约时报》编辑从美联社发过来的5张照片中遴选出来的一张。在这5张照片中，有两张是一大批反战人士举着牌子，上面标语清晰可见；还有一张拍摄的是在华盛顿纪念馆召开反战大会的一些人；剩下的两张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反战示威者人数大大超过了反示威游行者的人数。这5张照片按常规都可刊登，那张有口号和标牌的纠察线员的照片很精致，色彩对比鲜明，比例也很协调。这种处理方式明显表明了摄影者的态度，而《纽约时报》选用的照片，不仅体现了新闻惯例中讲究平衡的原则，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淡化了反战示威游行活动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众多持不同政治见解群体中的一个。

这种追求平衡的做法一直是新闻媒体有关左派报道的主要手法，但如凯瑟琳霍尔·贾米森所言，这种过分强调对立观点的做法造成了一种人为因素上的失真效果：“为了平衡起见，媒介会寻求反对意见，并使它升级到与正面意见同样规模、同等重要的地位，尽管有时这种反对意见微不足道。”

这篇文章标题下没有署名。按照新闻惯例，对于重大事件，报社都会事先派比较熟悉某个领域的记者前往蹲点，随时报道，如白宫有常驻记者，犯罪和警事新闻也有专人负责，经济或司法部门也常派记者守候。这次“学民社”组织和领导的示威游行活动很显然没有引起《纽约时报》的重视，只派了一位无名记者。

字里行间也无不透露着轻视。文章开头写道：“今天风和日丽，一万五千多名学生和一些成人聚集在白宫前面，呼吁停止越南战争。他们举着白色标语牌，三四人一排并肩而有序地行走着。人行道上挤满了学生。白宫主人此时在德克萨斯州农场度假。”这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天气很好，“风和日丽”，表明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也表明在这个春光无限好的日子里，一切都非常明朗、阳光、正常有序；又因为是周末，学生们离开校园，三五成群来到首都，井然有序行走在林荫道上，好像不是来进行严肃的政治抗议活动，倒像是来度假的。这种轻松语气表明：这次示威游行并非重大事件。第二，主要参与者是学生，有几个表明隔离态度的成年人夹杂其中，不会对社会造成威胁并导致严重后果。在美国社会政治运动史中，学生激进力量从来没有构成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威胁。第三，白宫主人还在德克萨斯州农场度假，这表明总统对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不以为然，否则他怎么可能当示威游行者到了自家门口了还能悠闲自得地在农场度假休闲呢？

这篇报道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语气到图片的选择等，都表明“学民社”组织和领导的这次活动不仅无足轻重，也不会有结果。

文章接下来把“学民社”描述为一个“左倾但非共产党的组织”。在以往关于抗议运动的报道中，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媒体往往认为和平抗议组织受到美国共产党和左倾社会主义者的操纵和怂恿。这篇文章特别提到这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组织，与前一天报道中提到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声明与“学民社”极端分子的隔离态度相呼应。

但是，这个组织内部存在策略上的不一致。参加示威游行的人员构成很复杂，且不同于以往参加和平运动的人：有留络腮胡子、不修边幅的人，有穿蓝色牛仔服的人，有穿斜纹呢服的人。这种描述给乐于接受传统抗议者形象的美国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各色人等，参差不齐，类似乌合之众，不是那种正儿八经为解决问题来游行的人。美国社会对于“乌合之众”“暴民”和“多数人的暴政”等历来反感，在有关自由民主制度的设置中，建国者尤其是麦迪逊等人特别警惕这种“多数人的暴政”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性。记者对于队伍中这些形象的捕捉也许并非刻意为之，但体现的主观性和个人偏见显而易见。报道给受众提供了这样的信息：这样的群体和组织不足信赖。于是，通过对反对派形象的边缘化和琐碎化处理，记者无意中将反对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设想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作了无害化处理，将其消解于襁褓之中。

总之，《纽约时报》特别关注示威游行中某些问题，无视或忽略另外一些问题，给美国民众塑造了“学民社”的最初形象，界定了它在美国人心目中的意象。同时，通过对这次活动规模的漠视，对其重要性和有效性的贬抑、对青年人在示威游行中表现的反常行为和外貌描述，对游行中标牌内容和表达政治立场的演讲者的忽视、将反示威游行者规模的夸大处理和对示威游行者规模的有意缩减，等等，《纽约时报》确立了对“学民社”的报道框架：这是一个不足挂齿的组织和一次无伤大雅的示威活动。在美国和平示威活动的历史上，这是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但是，《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与美国总统的态度不谋而合：二者都没有重视这次活动。在对待社会反对意见和反抗运动的问题上，主流媒体和政治精英的立场表现了高度一致性。

总体来看，1965年上半年，《纽约时报》对学生运动尤其是“学民社”的报道虽然比较简单，不够全面，但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和敌意，还不至于误导人们对“学民社”形象的理解。梅尔温·斯摩尔说，就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民意测验还是一边倒地支持约翰逊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媒体在报道主要由年轻人和学生组成的反战运动的意义时，对其评价还是比较公正和合乎情理的。

华盛顿示威游行后，“学民社”在媒体聚光灯的照耀下，在各大校园尤其在青年学生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许多为单一反战运动而斗争的新成员纷纷涌向“学民社”全国办公室和地方分部办公室，原本关注多种问题的“学民社”性质及组织结构因之发生了变化。《纽约时报》上的“学民社”也逐渐被描述为一股浅薄的、背离常规的力量，最后被塑造为一种危险的、破坏性力量。

1965年6月13-15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3篇关于“学民社”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章。前两篇出自纳塔莉·贾菲之手，第三篇没有署名，只有148个字，是有关卡尔·奥格尔斯比当选为“学民社”主席的报道，未作过多评论。前两篇的报道模式与以前明显不同，新的报道框架正在形成。

第一篇题为“学生组织努力实现其目标发现召开会议比参加活动更麻烦”的文章，是有关这个正在不断壮大的组织内部活动的报道，标题以及开头几段话定下了报道框架。首先是标题值得回味：学生们致力于实现反战和平示威活动的政治目标，但他们连组织内部召开的会议都进展艰难，比发动反战运动所遇到的麻烦还要多。文章开头写道：“今天，‘学民社’执行秘书长克拉克·基辛格爬上了一张野餐桌，对前来参加年会第三天会议的三百多名代表发表演讲。”接着，详细描绘了基辛格和与会代表就会议期间的伙食问题展开的谈话，极不严肃甚至可笑。一个穿着牛仔裤和长筒靴的德克萨斯大学生喃喃自语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花上整整一个上午讨论如何创建参与性民主并如何运作”的问题；文章特别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密歇根北部一块绿色的、点缀着枫树的山坡上进行。这次交流活动表明‘学民社’内部存在重大分歧。这个组织目前是新左派学生运动中的领导者”。当秘书长大谈特谈一个真正的左翼反对派即将在美国形成的时候，他发现一排排简陋的房间里还有许多代表“蜷缩在睡袋里”继续睡大觉。在”学民社”一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不是严肃认真讨论政治纲领、统筹规划未来行动，而是拘泥于琐碎之事，如伙食问题等，甚至在开会时睡大觉。这些令人可笑的言行和细节被放大后，一个不靠谱、不严肃、不规范、荒谬可笑的组织形象跃然纸上。而且，“不像民权运动和大学中的改革群体，这个组织追求的事业不是要获得有效结果，而是夸大这个国家存在根本性的原则错误。该组织全国办公室源源不断地传达对国家存在根本错误进行分析的各类文件和文献资料”。

这种巧妙的报道模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该组织可能带来的危险。同时，通过与民权运动和大学改革群体等在体制内谋求社会变革的组织进行对比，贾菲将这个背离常规、敢于挑战美国根本制度的另类政治力量置于“他者”位置，与在体制内通过协商和程序化改革的民权运动区分开来，体现了她对体制内改革的认可和对“学民社”潜在危险性的认知。在第二篇报道中，“学民社”顺理成章成为一个危险的、极端的组织。在“学生组织提议举行反对越南政策的大型抗议活动”一文中，“学民社”从可笑、自负转向好战而危险。

文章围绕基辛格的一个好战提议展开。基辛格的提议被“学民社”成员视为“敢死队计划”，“它将迫使政府处于被审判的位置，使关于战争的问题和人民有权反对战争的问题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动员成千上万的人违反1917年通过的《间谍法》，这是专为禁止破坏战争的行动而制定的法律……至今仍然有效”。基辛格所预见的违法行为包括在军事基地散发反战传单，在军事报刊上进行反战宣传，在生产燃烧弹的工厂组织纠察线，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迫使政府对实施敢死队计划的成员进行镇压，从而实现抗议组织与政府的对立，使广大美国民众和“学民社”成员认清美国制度的本质，最终实现其政治上的激进化。用基辛格的话说，“当一个政府从事非道德行为时，社会成员不仅有权利反对，还可以抗议”。

贾菲想当然地把这个好战提议作为报道的基本框架，塑造了一个极端好战的“学民社”形象。事实上，据塞尔记载，会议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详细而具体的讨论，这个提议也没有在会上得到正式认可。但是，无论是标题和导语，指向的都是一个好战的、决定与现行制度和政府权力部门对立和对抗的“学民社”形象。当然，“学民社”的好战性并非完全子虚乌有，“学民社”内部确实存在政治纲领和策略上的转变，但是，这种好战情绪尚未扩散，还只是极少数人的极端行为。

仔细审视《纽约时报》报道框架的变化，可以发现前后报道框架和模式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不论是将“学民社”看作是一个荒唐可笑、无足轻重的组织，还是一个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极端组织，它都代表着挑战主流社会的力量，是一个背离常规的“他者”。组织成员不修边幅，“喃喃自语”“蜷缩在睡袋里”“胡子拉茬”，凌乱不堪。而正是这样一群人居然批评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是错误的，倡导必须彻底根除制定这一政策的美国政治体制。当这样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力量企图谋划大规模违法活动时，它就是危险的、有害的。有谁会相信这些人对于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体制和政策的分析值得信赖与重视？媒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轻而易举地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这个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极端组织本身，而该组织关于越南战争和社会弊端的分析反而不重要了。

《纽约时报》报道框架的变化体现了政治现实的变化：首先是“学民社”自身的变化。1965年6月召开的“学民社”全国代表大会不仅预示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而且预示着组织愈益激进和充满暴力性。许多激进分子不仅在反对越南战争的问题上讨论得非常激烈，而且还提出要发动一场“改变美国的运动”，彻底清除发动战争的根源。其次，美国主流政治机构和权威人士对日益高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开始关注。约逊翰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密切关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他们担心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抗议行动具有象征意义，尤其当示威游行规模很大，吸引了全国性的领导人、名人名流以及他们在上大学的孩子们时，倍加紧张。约翰逊政府还担心反战运动会影响国家形象，破坏国家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努力，影响政府的可信度。

面对反对派力量的不断壮大，媒体日益偏向于政府权力部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现了其维护现存制度的社会功能。通过强化反对派力量中令人可笑的形象，对“学民社”前后不一致的政治纲领和不确定的策略进行过分渲染，将“学民社”在此期间的活动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媒体塑造了脱离现实的、扭曲的“学民社”形象，一个被逐渐妖魔化的全国性“恶魔”和颠覆组织，这主要体现在《纽约时报》对“学民社”在10月15-16日的“国际抗议日”示威游行系列活动的报道中。《纽约时报》的此次系列报道有几个倾向值得注意：第一，更多强调示威游行活动中的暴力冲突；第二，打破新闻惯例，更多依赖政府官员和其他权威人士的声明和言论，很少引用新左派和反战运动人士的言论和反映他们的呼声；第三，致力于挖掘“学民社”和共产主义者的关系。

10月16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国际抗议日”的活动。副标题敦请人们对非法行为的关注，提到警察中止了奥克兰的示威游行、安阿伯的警察拘捕了违法者、美国国旗被撕毁等。整个报道中，主要包括一幅伯克利教师宣讲会的图片，发生在怀特市政中心烧毁征兵卡的事件以及奥克兰的示威游行。整篇报道强调抗议活动期间发生的非法活动、冲突、对抗、极端行为和暴力事件。而且，因为有支持政府政策的右翼极端分子的参与，媒体尤其关注双方发生的冲突，甚至将这次活动与共产党颠覆活动联系在一起。

这次活动中确实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参与了组织领导工作。发起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的是“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合作委员会”，这是一个主要由左派和中间偏左派组成的松散联盟，针对约翰逊政府在越南的升级举措，他们发起了在美国和全世界进行一系列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活动。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员构成非常复杂，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来自正在迅速发展的反战运动的不同派系。作为第一次全国性的、国际性的系列示威游行活动，“国际抗议日”确实值得关注，尤其在纽约和伯克利还发生了暴力冲突，这足以构成轰动性新闻。但是，斯摩尔发现，在此期间发生的暴力事件中，遵纪守法的示威游行者和右翼组织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都是右翼组织首先挑起的。然而，因为有了共产主义者的参与，长期以来受到冷战思维影响的美国民众虽然越来越怀疑政府在越南政策上的正确性，还是更容易接受右翼极端分子的立场，将其视为一场受到共产主义者操纵的运动。

媒体的报道强化了这种认识。10月17日，《纽约时报》的后续报道描述基本准确，但重点还是对违法行为的报道。该报头版刊登了一张警察抓捕一名反示威游行者的照片，因为他攻击了一名反战示威游行者。被抓的是一名支持政府战争政策的鹰派人士，但这个事实在记者的标题中没有占据一席之地：“一万名城市游行者加入到反越战的世界抗议活动中在几个社区发生了暴力冲突———纠察员被逮捕”“示威游行者投掷鸡蛋和油漆罐”。

从标题看，记者特别强调对暴力事件的报道，而标题中并没有指出谁是引发暴力的始作俑者，这种模糊描述很容易让体制内读者认定是抗议者所为，进一步丑化了“学民社”和反战示威游行者的形象。而报道越来越依赖政府官员言论的做法则使“学民社”处于失语状态，使他们失去了表达政治主张和辩护的机会，日益成为媒体与官方共同塑造的“想象中”的形象，越来越远离其“本真”形象。在“国际抗议日”之后，《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都体现了对官方声明的强调，都将“学民社”的反战活动和反征兵活动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显然，一种新的报道模式成为媒体的主导性框架。

例如，10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标题是“美国调查反征兵组织：卡曾巴赫说赤色分子参与了青年运动”。这个标题非常清楚地界定了共产党的渗透活动。卡曾巴赫说司法部正在对隐藏在反征兵运动背后的组织进行调查。当问到“学民社”时，他回答说这只是司法部正在调查的组织中的一个。逃避兵役和共产主义是文章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卡曾巴赫本人在指控“学民社”叛国问题上也犹豫不决。最后几段，记者详细描述了卡曾巴赫对共产党渗透问题的回应。关于共产党问题的起源，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标题中卡曾巴赫说共产党参与了青年运动，但与他实际论述的要旨大相径庭，记者对卡曾巴赫本人的转述中没有体现。对共产党问题的特别关注是《纽约时报》编辑部的决定。其次，或许是新闻记者而不是卡曾巴赫本人首先提出共产党的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许多来自右翼报纸的新闻记者，如《芝加哥论坛报》等。这些带有鲜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的记者极有可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招待会上肯定还有许多其他没有被新闻媒体报道的问题，但是，《纽约时报》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将其作为概括全篇的标题，无疑是对这种提法的肯定和默认。这种选择表明了立场。它和其他小心维护自己要注重客观性声誉的报纸一样，正受到右翼报刊和右翼政治精英言论的影响，构建了“学民社”、反征兵活动和共产主义颠覆活动三者之间存在联系的报道框架。

这一框架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和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以约翰逊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认为“学民社”的反战运动会成为越南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反对美国、持续对抗美国的因素。10月19日《纽约时报》头版新闻报道：“约翰逊公开谴责反征兵抗议活动，敦促展开调查。他担心敌人会怀疑美国的决心而进行更加激烈的斗争，从而延长战争。国会也持批评态度。曼斯菲尔德声称，示威游行者不负责任，破坏了实现越南和平的努力。”这份来自华盛顿的电讯，不仅引用了约翰逊对示威游行者的谴责和呼吁对反征兵活动展开调查的言论，还有众多参议员，如曼斯菲尔德等人观点一致的声明和宣言。他们都将反战和反征兵活动与共产主义国家、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但是，报纸所缺少的是为平衡起见对来自左派的声明和陈述的报道。

“国际抗议日”前后《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于这次活动的报道框架，除了受到“学民社”组织内部发展和分歧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新闻报道常规惯例和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新闻媒体对非法和暴力行动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源于新闻追求最大范围的受众群体的需要。新闻要吸引受众，需要对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进行报道。暴力是最具戏剧色彩的冲突形式，几乎一直被认为最有报道价值，因为它能够吸引读者、增加发行量。而且，由于时间和版面的有限性，对抗议运动的关注往往是暴力行动本身，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暴力事件则很少关注。媒体对反战示威活动的报道就是将其定位在具有破坏性和危害性的层面，至于示威者为什么要抗议，他们对于越南战争的深度分析和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批判则很难见诸报端。而媒体倚重来自官方的消息同样体现了新闻惯例和媒体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新闻的客观性要求记者去寻找并使用“恰当的来源”，他们大多乐意接受和传播那些有效的事实陈述，而且这些事实是由权威新闻来源制造和提供的，或者与社会各界的共同价值观相一致的。一般而言，最“合适的”来源、最清晰、最有效、最方便、最直接的权威新闻通常来源于权力机关的发言人或政策决策者。而且，新闻机构还特别依赖官方组织对“事件”的定义。

其次，吉特林谈到新闻报道中的连锁反应问题。他指出，某种报道框架一经确立，就会从一家媒体传到另一家媒体，从一个编辑部传到另一家编辑部，这也是一种新闻惯例。并非所有记者都是通才，并非所有记者对于他们所报道的一切问题都是专家。在一个狭小的记者圈内，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是常有的事，而且因为截稿日期限制、信息量过多、精力、时间和经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记者们很容易从那些声誉高、信誉好和受人尊敬的同行那里获得启示。而报纸与报纸之间的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纽约时报》就是一家声誉很高、常常能够确定关于某个事件报道框架的报纸。当各家报纸和各路记者都同时关注同一新闻事件，并作出了相似的报道时，在这个连锁反应中，关于某个事件的报道框架就被确立了。

“学民社”形象的妖魔化正是新闻业中这种连锁反应的产物。6月份《纽约时报》上关于“学民社”是一个危险组织、一个对美国政治制度提出根本挑战的极端组织的报道出台后，“学民社”的这一形象首先被政治保守派所利用，他们在右翼媒体上发起了对“学民社”的攻击，并在冷战思维影响下，将其描绘成一个和国外反对美国的“反动势力”是一丘之貉的组织，一个受到共产党操纵的邪恶组织。而此时的主流媒体因为更多地依赖政府官员的言论，没有给“学民社”申诉的机会，于是，官方和主流媒体都逐渐接受了右翼人士的观念，最终确立了“学民社”的妖魔化形象。

纵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对“学民社”以及反战运动的报道内容和方式，可以发现媒体报道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具体而言，媒体早期报道体现了以下特点：一是细碎化，即简单介绍运动参加者的语言、衣着、年龄、行为和目的；二是两极化，即为平衡起见，将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与反对示威游行的活动和观点并置，寻求平衡；三是强调学生运动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四是边缘化，将示威者描述成反常规的、处于边缘的非代表性群体，或通过减少运动中参加者人数的数字以示蔑视；五是对运动关于越南战争和美国体制的深度分析进行无害化或弱化处理。随着学生运动尤其是反战运动策略上日益转向激进和好战，媒体报道方式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第一，媒体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政府官员和其他权威人士的言论，尤其注重权威人士对运动产生的不良影响的关注；第二，强调运动中共产主义者的存在和运动参与者高举越共旗帜的形象；第三，强调示威游行活动中的暴力冲突；第四，关注右翼势力对运动的反对立场，尤其是站在政府和其他政治机构的立场来报道运动。

虽然新闻媒体宣称自己提供的是真实可靠的新闻，并且偶尔会表现出对“异议之声”的重视和为民众的正义事业而斗争的热情，但最终界定公共话语体系准则的不是普通民众，而是特权集团，是主流媒体和它们所依赖的消息来源者，他们/它们才是“事实的主人”。主流媒体与特权集团形成双赢“组合”，媒体需要特权集团，主要指政府高层官员和政客，因为他们能够提供被定义成新闻的东西，即报道所依靠的硬“事实”、可信的声明和背景材料。而这些人也需要通过媒体，获得在公众面前塑造政治形象和定义政治问题的机会。于是，“客观性”新闻就与权势集团和政治合二为一了。

在对“学民社”的报道中，《纽约时报》的报道模式就体现了媒体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性。按照新闻惯例和主流社会的判断标准，反对政府的运动与犯罪活动同属一个类型。于是，在对“学民社”的各种报道中，该组织被描绘成一个背离常规的“另类”和“他者”形象，一个最终受到普通民众摒弃、受到政府权力部门打压的组织形象。正是新闻报道中遵循的客观性原则以及新闻媒体对政府权威部门消息来源的依赖，决定了媒体报道的意识形态性。所以，媒体对学生运动的报道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真实的报道；不仅不是客观如实报道，而且因为报道者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还会带有偏见。报道用词和角度的选择其实就肯定了既有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当然也就暗含着反对派政治运动存在的非法性和不合理性。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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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于篇幅，本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