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则民：美国的“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
一
弗雷德里克·J. 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年）是美国“中西部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个写作较少但对美国史学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一生中，写了总共不超过卅篇论文，其中有些收集在《美国历史的边疆问题》一书（1920年），其他一些篇收集在《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书（1932年）。1906年，他的第一本题为《新西部的兴起，1819—1829年》的著作出版了。此后，他就集中力量编写他的第二本著作，企图把美国边疆史继续写到1850年，但这本著作没有完成，他就在1932年逝世了。三年以后，这本未完成的原稿由他的学生艾弗里·克雷文教授编辑校订，并以《1830—1850年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地域》为书名出版了。
在特纳这些论文和著作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一篇是1893年他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上宣读的题为《美国历史的边疆问题》的论文。这篇论文系统阐述了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奠定了他的“边疆学说”的基础。因此，他对美国史学的影响大都是用这篇论文来衡量的。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美国资产阶级学术界极大的反响。当时有的听众把特纳这位不大出名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对美国历史的见解比喻为在美国史学领域里点燃了一颗炸弹，而这颗炸弹就指的是特纳著名的“边疆学说”。他在这篇论文中就是用下述的话来概括这一学说的：“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及其不断向后退缩和美国殖民人群向西进展表明美国的发展”。后来，有的评论家指出，特纳“已经完全支配了美国历史写作达四十年之久”“所以几乎没有一本（历史）著作没有他的影响的痕迹”。另一位评论家说，“美国历史已经因他（指特纳——作者）而予以重新解释或改写”。直到近年，以研究美国史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黑尔·贝洛特还指出：“在1893年到他（指特纳——作者）1932年逝世期间，没有人对研究和编写美国历史发生了像他这样深远的影响”。
特纳的这篇论文和他的“边疆学说”之所以获得这样广泛的赞誉和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固有其当时的美国历史背景，也由于它们适应了美国资产阶级关于“学术独立”的需要。美国在十八世纪独立战争中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在经济方面仍是欧洲的殖民地，它的思想、文化也没有摆脱依附于欧洲的地位。在独立战争后将近百年期间，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除了少数例外，主要是注意政治问题和宪法问题，写了不少有关美国政治史和宪法史的书籍。他们认为美国制度只不过是欧洲制度的延续，因此一般都用“原种论”来阐明美国历史的发展，用远溯到中世纪条顿部落时期的欧洲影响来解释美国制度的演变，经常把美国的发展与盎格鲁—萨克逊的遗产联系起来；而本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某些特殊条件则大都被忽视了。对于这种情况，特纳从史学角度提出了怀疑和异议，认为很难用欧洲“原种论”来说明他所居住的威斯康星州的历史，而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环境加以阐述。1891年，他在一篇题为“历史的意义”的论文中写道：“每个时代都参照它自己时代最主要的形势重新写过去的历史”。因此，他关于美国历史的独立见解使他的1893年那篇论文与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文学作家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 Emerson）的作品《美国的学者》并列。两者都强调美国制度的独特性，因而被称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1837年，爱默生在堪布里奇的哈佛大学一次大学生联谊会上宣称：“我们依附的时代，我们长期当其他国家的学问的学徒期限，即将结束了”。五十六年后，特纳从史学角度进一步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制度的独特性大部分是从国家本身的经验演化而来的，而不是来自继承欧洲的传统。所以，有人把特纳的这篇论文称为“美国历史写作的门罗宣言”绝非偶然，而是当时美国思想文化界这种思潮的反映。
二
1892年，特纳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历史的主要问题”的论文，认为美国历史的基本事实不是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北部企业家与南部农业改革者的冲突，也不是当时企业与劳工之间的经济斗争，而是文明从阿列根尼山到太平洋沿岸的进展。因此，他从社会发展的地理决定论出发，说美国“这条一直向后退缩的自由土地的边疆是美国发展的关键”。第二年，他在那篇《美国历史的边疆问题》论文中，进一步阐述这种地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这条由于殖民人群不断向西拓殖而不断移动的边疆“是原始与文明、自然状态和制度、野蛮与教化、初步与复杂的会合点”。在两者遭遇的地方，边疆就对双方起了使它们发生新陈代谢的变化。可是，前者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后者，虽然起初荒野控制了开拓者，但开拓者慢慢地使荒野发生了变化，从而逐渐征服了荒野，各个荒野地区都轮流代表了“自由土地的内地边缘”。“这种连续不断的再生，美国生活的这种流动性，随着这种向西扩张而来的新的机会以及不断与原始社会的质朴相接触，都提供了支配美国人性格的力量”。因此，美国历史的“真正的立脚点不是大西洋沿岸，而是伟大的西部”。
根据特纳的观点，殖民人群先后从定居较早的东部涌入这些自然状态不同的荒野地区，然后慢慢地沿着为新的环境、带入的生活方式和拓殖过程中各种事态所决定的路线回升到复杂状态。在特纳看来，美国的边疆远远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殖民人群在其中首先遭遇而后征服自然环境的一个进程。随着多次接连不断的移民浪潮的到来，这个进程越来越复杂了。在猎人和皮货商之后来了牧牛人，接着又来了耕种土地的农民和企业工人们。每一集团都有它自身需要征服的边疆，整个拓殖进程需要征服连绵不断的边疆。特纳把（美国）人与自然间的斗争比喻为“一首重演过去和现在人类历史的史诗”。他很形象地写道：“站在昆布兰山峡，注视着文明的进程，一列单行纵队——踏着羊肠小道去盐井的水牛、印第安人、皮货商人和猎人，牲畜饲养员和拓殖的农民——在前进”。这种“文明的进程”戏剧式地表现为人征服了自然和文明的到来。这样，就在原来仅是个“单纯的和无生气的大陆”上，不断向前推进的边疆留下了“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这整个进程不仅使人和制度摆脱了对欧洲的依附，而且促进人和制度“美国化”了。用特纳自己的话来说，美国就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与独特的地理因素接触”后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特纳还强调指出美国边疆的特点，认为它明显地有别于欧洲的边疆，后者是一条穿越稠密人口的设防边界线，而前者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一直处于一片“自由土地”的边缘。因此，他认为，“自由土地”的存在及其开发——“西进运动”在美国历史中有着独特的决定性意义。它说明了美国历史的发展，这种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扩张，因为征服自然已成为美国人“天定的命运”。
综合特纳上述的观点，这里提出三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第一，由于美国边疆的特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被描述为有其不同于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独特性，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不同寻常的现象，因而它似乎不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制约。第二，美国向西部的领土扩张被描绘为一种“和平”的“西进运动”，并且用它来证明西部荒野地区由“原始”上升到“文明”的进程，也就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是“和平”实现的。第三，美国西部的“自由土地”被渲染为移民可以自由获得的土地，它给予任何强壮的移民一个机会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理想。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首先，美国边疆的不断西移和西部广大土地的开发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特点，对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具体表现是：
（一）源源不断的移民洪流，特别是接踵而来的国外大量移民提供了无限的劳动力，促进美国农业的巨大发展；（二）西部土地资源丰富、地域广阔，对美国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资源和广大市场，因而促进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为美国提供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要优越的发展条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虽然使美国社会有其与欧洲不同之处，但是它们都同样不可避免地受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制约。在美国，大量未开垦的西部土地促成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扩大耕地面积的发展，但是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引起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大多数农民群众因被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夺而破产，沦为城市或乡村的无产阶级。因此，资本主义在美国农业中的发展，虽得以在较广阔的土地上进行，那只意味着农业小生产之被大生产所排挤具有长期性，而绝不意味着小农经济的稳定。对于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曾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说美国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特别是美国内战后，不但能“深入”而且能“广泛”地发展起来，这是因为中西部和远西的土地不断被垦殖了。列宁指出，这就使美国国内形成一种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矛盾的尖锐化和小生产的受排挤并没有消除，而是转到更广阔的场所去了。资本主义的火灾似乎被‘阻止住’了，可是所花的代价是为它准备下新的、大量的更厉害的燃料”。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破坏性愈来愈大，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劳动农民的破产以及经常大量的失业现象等等，都说明了列宁科学预见的正确性。
其次，美国向西部土地的扩张决不像特纳所说的，是什么“和平”的“西进运动”，而是一个不断地驱逐和杀戮印第安人、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血腥的侵略过程，也是排除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夺取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的土地的侵略过程。因篇幅所限，这里仅就美国统治集团对待土著居民的凶狠残暴来揭露所谓“和平”的“西进运动”的真相。为了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美国历届政府不仅采用威胁利诱、强迫订约的手段把他们赶走，而且经常发动灭绝人性的战争。1832年，杰克逊担任总统期间，与伊利诺斯和威斯康星两州印第安人爆发了“黑鹰战争”，残酷战斗的结果，把印第安人驱逐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从独立战争起到美国内战为止，美国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了阿巴契安山脉（阿巴拉契亚山脉——编者）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大片土地，并把这片土地划分成十二个州。
美国内战后，在修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的资本家强烈要求土地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继续执行驱逐印第安人的传统政策，“因而发动了进攻印第安人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经过了二十多年，结果根本解决了存在已久的问题。这种军事行动包括一千多次武装冲突，其中有些次是非常激烈的，美国政府的军队在某些战争中吃了大亏，但是这些武装冲突都一致针对着要把印第安人从农人、寻矿者和铁道建筑者所垂涎的土地上赶走”。当美国统治集团对印第安人进行掠夺战争时，他们一方面疯狂叫嚣“野蛮人必须滚蛋！”“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对印第安和平居民实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使许多村落人烟绝灭，夷为平地。这就是特纳的“边疆学说”所宣扬的“和平”和“文明”的内幕。因此，美国向西部土地扩张的“西进运动”，正和近代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扩张一样，是用同样灭绝人性的暴力和卑劣的欺骗、血污等掠夺方法来实现的。
印第安人被驱逐和消灭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因此，印第安人把他们向西退却的道路，叫作“眼泪的道路”。
再次，西部土地并不像特纳所渲染的那样可以自由获得的。无论殖民时期的英国统治集团，还是后来的美国政府都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都对渴望得到土地不断涌向西部的劳动人民设下了种种障碍和限制，使得他们无法也无力获得所谓“自由土地”。他们只有不断进行斗争，才迫使统治集团不得不在一定时期作出某些让步。但是，他们胼手胝足，用自己的血汗在西部土地上开拓出来的劳动果实却往往被土地投机商和资本家所攫取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英国统治集团认为北美殖民地的土地属于英国所有，因此一再颁布法令，禁止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安山脉以西迁徙，以便于维护其统治和发展与边区印第安人的皮货贸易。但是，殖民地的劳动人民多是来自欧洲的贫苦劳动者，他们则认为北美的土地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因此不顾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的禁令，不断向西涌进强占印第安人的猎场、荒地进行耕种，使西部边疆的非法“占地”形式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实际上，这种非法“占地”运动是殖民地劳动人民在殖民主义制度下的一种求生运动，也是对英国统治阶级压迫的一种抗议。
美国独立后，美国政府废除了英国殖民时期所有禁止向西部移民的法律，陆续颁布了一些土地法令，其中1785年土地法令规定任何人购买西部土地必须以一段（即640英亩）为最小的单位。这样，一般劳动人民和贫穷的移民根本无力购买，相反地却鼓励了土地投机。1787年，一家土地投机公司——俄亥俄公司就垄断了二百万英亩的土地。
1802年美国政府购买路易斯安那广大领土后，又颁布新的土地法，规定缩小按段出售西部土地的面积——由640英亩减为160英亩，每英亩仍售二美元，允许人们购买较小的田产，但这仍不是小生产者和贫困移民力所能及。不久以后，资产阶级和土地投机商掀起了购买西部土地的狂热投机活动，从而使西部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地主和资本家手里，真正从事耕种并以此为生的劳动农民却没有土地甚至得不到土地来耕种，以致无法生活。
美国内战时期，林肯政府在全国人民推动下，于1862年颁布了《宅地法》，允许耕种西部无主的土地连续五年的农民，可以免费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宅地法》使农民们获得了一些土地，但是西部广大土地仍然为资本家和土地投机商所攫取，因为铁路公司和土地投机公司都派了大批挂名职员和代理人冒充自耕农或移民去领取分地。所有这些分地均转归公司，然后再按投机价格零售给农民，从中获取暴利。据统计，1868年，美国政府拨给真正的和冒充的住户的土地达两亿一千多万英亩，但同时滥拨给铁路矿山公司和各州州政府套购的土地竟达6亿多英亩，其中仅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一家就获得四千万英亩。所以美国内战的结果之一，正如马克思指出：“……极大部分的公共土地，被滥送给建设铁道开采矿山等等的投机家公司了……。这个大共和国（指美国——作者），也已经不是迁出的劳动者的天国了”。
此外，特纳还把他的“边疆学说”推而广之，认为边疆不仅导致美国人民形成一个“混成的民族”，而且对促进美国民主制度起了重大作用。他坚持说，“民族主义的成长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化都取决于边疆的进展”。他指出，殖民时期北美沿海一带是英国人占优势，但是后来涌入“自由土地”的大量移民和契约奴大都是非英国人的血统。在边疆的严峻的考验中，这些移民“美国化”了，并且融合成为一个“混成的民族”。在这里，特纳充分表现了他对民族形成这一历史现象的无知，他完全忽视美国内部日益加强的经济联系和表现于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在民族形成方面的作用，而单纯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并且把这个地理环境仅限于边疆地区。试问，前往边疆地区的这些移民，如果与早期定居的沿海地带没有日益加强的经济联系和表现于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那么能够把沿海地带的东部、南部和西部的居民联结起来成为一个经济上的整体，融合成一个“混合的民族”吗？
事实上，特纳关于“混成的民族”的说法若是与他后来的地域理论并列时，也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他一方面在阐述“边疆的民族趋势”时强调说“边疆的社会和经济特征反对地域主义”和“人口的流动性是消灭地方主义的原因”，另方面又根据移民不同成分来描述地域文学的地域——中大西洋、新英格兰、中西和远西等地域。
特纳还着重强调边疆对促进美国民主制度的重大作用，认为边疆在这方面的贡献有二：一是边疆个人主义，“它产生了对控制的反感”。二是边疆各州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参加联邦时“带来了民主的选举条款，并对较早的各州起了极其重要引起反应的影响”，迫使东部各州扩大了选举权，从而使边疆区域与潮水区的对比“更加接近于比例代表制”。因此，他认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兴起是与杰克逊和哈里森领导下的西部优势一起到来的，它意味着边疆的胜利”。他一生始终认为“自由土地”和“西进运动”说明了“美国的发展”。他在1896年发表一篇为《西部的问题》的论文，断言森林地带居民的“森林哲学就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哲学”。在特纳看来，“森林哲学”就是边疆社会起初“以家庭为基础的原始组织”所滋生的个人主义，其表现是“反对外界压力以至于干涉”。在1914年发表的《西部与美国的理想》的论文中，他更进一步强调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苏珊·康斯坦特号（Sarah Constant）带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由五月花号（May Flower）带到普里第斯（普利茅斯——编者）的，而是诞生于“美国的森林”。因为他认为边疆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贡献“都出于美国的森林，每次接触到一条新的边疆它就获得了新的力量”。
这种用“森林哲学”来阐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诞生的论点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超阶级的。实际上，在边疆开发与“森林哲学”产生之前，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便已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雏形，美国独立后，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便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西部边疆农民不断争取土地和民主权利的斗争当然也对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众所周知，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有其欧洲的来源的，特别是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美国建国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没有芦梭（现译为卢梭——编者）的影响，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特纳之所以不顾历史事实，硬说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诞生于“美国的森林”，主要是出于他始终反对那种说遗传包含一种比环境更强烈影响的概念。至于说边疆个人主义不断“表现出反对外界压力以至于干涉”的论点，更是超阶级的和不科学的。边疆移民是分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既有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土地投机商和企业主，也有不甘心受剥削压迫的东部农民和工人，服役期满的契约奴以及来自欧洲的贫苦劳动者。因此，边疆“反对外界压迫以至于干涉”的个人主义也是有其阶级性的。正是那些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是西部移民的主体——先是不顾英国殖民当局的禁令，涌向边疆，展开了有如前面所说非法“占地”运动，作为对统治阶级的一种抗议，而后他们掀起的争取民主权利和反对美国铁路公司垄断西部土地的斗争也不断给予统治阶级以一定的威胁，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和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因此，促进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正是这些西部边疆劳动人民所展开的斗争，而绝不是什么超阶级的“森林哲学”。
特纳1893年论文中另一重要概念也必须加以分析批判。那就是他的“安全阀”的理论。特纳宣称，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美洲一直是机会的别名”“各种边疆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的领域，一扇逃脱过去束缚的大门”。又说：“只要自由土地的存在，就有足以使人过安乐生活的相当收入的机会”，在边疆，“习惯的约束被打破了，无限制得到了胜利”。这些活的含义自然是明显的，即边疆曾用来作为对所有不满的人的一个安全阀。一个人如果不甘受压迫或失败了，那就可以去西部边疆和重新开始。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他们可以在“自由土地”上用自己的汗水谋得一个新的生计，而成功则属于最强有力的人。
可惜的是这种美妙的神话并没有为现实所证实。有位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针对这种美妙的神话说，原先所期望的一座花园结果往往是一片沙漠；大平原的干旱又使许多自耕农返回中西部和东部；贪婪的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大老板又把他们的要求强加于无组织的农民身上。这种情况下，西部农民的处境并不比分文莫名的东部工人强些，两者都处于“狮子的巨爪”之下。
这种安全阀的理论不仅是转移被剥削压迫的人民对美国现实的不满，而且积极宣扬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界适者生存的观点进行蛊惑，以麻痹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就连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承认说，这种安全阀的理论是特纳“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其目的在于“遮掩”当时“贫穷与企业的冲突”。还应当指出的是：特纳提出这种理论时，也完全无视当时下述的事实，即西部农民债台高筑，不得不纷纷将农场抵押出去，1880年耕种美国全部农田25%的是佃农，到二十世纪这个数字上升到35％。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小农日益被剥夺的事实。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特纳的“边疆学说”中明显地贯穿了一种扩张主义的思想。他在1893年那篇论文中描述“西进运动”时宣称：“美国人民已经从不断扩张中形成他们的气质，这种不断扩张不仅是无限制的，而且还一直是强加于他们的”。他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美国扩张主义者起初大肆鼓吹的“天定命运”的翻版，它竭力颠倒黑白，把美国不断以战争来扩充疆土、夺取西班牙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的广大土地的事实掩盖起来了。按照“天定命运”的说法，美国人的命运注定要控制整个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一大部分。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国务卿亨利·克莱就曾大肆宣扬扩大“新的合众国”计划。“假如整个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克莱所说的‘新的合众国’将包括北美洲整个大陆在内”。在美国的边疆不断西移，资本主义终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吞没整个美国后，西部的边疆也就消逝了。在西部边疆消失后，特纳断言“美国生活的扩张特征”并没有“完全中断”，“美国的活力将继续为它的活动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这就是说，特纳认定美国之向新的领土扩张乃美国历史发展的“天定命运”，从而宣告美国扩张政策是美国过去的和将来的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特纳不仅同鼓吹“天定命运”的扩张主义者是一丘之貉，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扩张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一伙“耀武扬威提倡‘天定命运’的人们就是今天美帝国主义者的直接祖先”，而特纳也就是今天美帝国主义者最早的主要谋士之一。
从上述的简要的评述看来，特纳的“边疆学说”的核心基本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性，把美国的社会描述为一种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的事物，描写成世界文明上不同寻常的现象，因而它似乎不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第二，决定美国历史发展的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是地理环境（或地域）。他强调说，十九世纪“一般美国人的地域意识仍然远比他的阶级意识为多”；“西进运动”不仅使移民“成为一个更加自觉的美国人”，而且“成为一个更加自觉的西部人”。第三，美国之向新的领土扩张乃它的“天定命运”，所以在美国霸占西部“自由土地”和边疆消失后，向海外扩张、控制拉丁美洲以至独霸世界也是美国发展的必然规律。
三
从上述的简要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纳的“边疆学说”不仅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取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且在内容方面也是错误不少、矛盾重重。那么为什么这个学说在三十多年里会在美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甚而那段期间在美国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上述19世纪美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盛行鼓吹“学术独立”的思潮外，主要是由于它适应了当时美国帝国主义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
特纳“边疆学说”的出笼和盛行时间正处于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这个时间是美国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开始向海外大肆扩张的时期。
美国内战结束后，工业中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已跃居世界第一位，生产全世界制造品的三分之一。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迅速发展，资本的集积日益加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也日益加剧。1873年、1883年和1893年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更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苦难。
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也以急速步伐前进，从而改变了广大农村的面貌。1860―1900年期间，美国农场数目增加了二倍，耕地面积也增加了二倍。由于西部土地的不断开拓，耕地面积的增加更迅速。但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人口分化的过程，一部分变为日益富有的农业资本家，大部分则沦为日趋破产的贫困的佃农。
在工人遭受的苦难日益加深、农民急剧贫困化的情况下，美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空前高涨，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流，给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以猛烈的冲击。1886年5月1日，全美国四十万工人举行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使得火车停驶，主要工业部门瘫痪，给美国资产阶级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总罢工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在致一位美国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以及你们的）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1894 年，芝加哥普尔曼公司工人举行罢工，不久即扩大为美国铁路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从而使美国北部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随着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美国各地农民运动也空前高涨起来。他们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纷纷组织农民协进会，掀起了保卫生存权利、反对银行家和铁路公司的压榨的巨大斗争。1892年，成立了以工农为骨干的强大的第三党——平民党，要求实行征收所得税，将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控制过多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彻底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等。
波澜壮阔的工农运动使美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大为惊慌，他们采用“两种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捍卫自己的统治的斗争方法”：除了派遣军警部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监禁、杀害工农运动的领袖外，也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方法，即“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借以进行蛊惑，麻痹工农群众的斗争意志，瓦解工农运动的队伍。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采取“自由主义的”方法来维护其统治的时候，除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某些改良和让步外，也需要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进行配合。特纳提出的“边疆学说”就正好适应当时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这种需要，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问题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的“边疆学说”大力宣扬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这就为“美国例外论”提供了理论根据。
随着西部边疆的消失，美国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美帝国主义开始了向海外积极扩张。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矛头主要指向东亚和拉丁美洲，妄图把太平洋变成它的“内海”，把加勒比海变成它的“内湖”，进而把整个西半球纳入它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对中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把它作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的一把利刃；另一方面交替使用“金元外交”和“大棒政策”，把许多中美洲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其独霸西半球的第一步。正是在西部边疆的消失和美帝国主义开始把它“新的边疆”推向太平洋彼岸和拉丁美洲的时刻，特纳提出了他的“边疆学说”，大力鼓吹扩张乃美国的“天定命运”，这不正切合美帝国主义开始向海外大肆扩张侵略的需要吗？
当时臭名远扬的美国扩张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与特纳间关系之密切，也是个有力的证据。特纳在发表1893年那篇论文之前，曾私下读给威尔逊听，得到了后者的赞赏和支持。西奥多·罗斯福和特纳的关系也很密切，经常互相通信，在罗斯福担任总统后，特纳曾被请去华盛顿，作为白宫的上宾。
四
特纳的“边疆学说”在他的1893年论文发表后三十多年期间，一直未受到挑战。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许多学生以及其他追随者依据他关于西部土地殖民化和“边疆学说”的理论继续阐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其特点，写了不少的论文和著作，从而扩大了他的影响。有些属于“中西部学派”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了不少关于西部各州的历史，论述移民的民族成分和交通运输史等方面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都不能正确地阐明西部各州的历史在整个美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因而它们不是一些关于个别、局部问题的探讨，便是西部各州某一方面的资料汇编而已。还有一些追随者写了不少西部地方史、地域史，他们的著作大都具有历史地理和历史风俗的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纳的“边疆学说”逐渐失去了它对人们的吸引力，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开始对他关于西部的理论提出了怀疑和批评，但仍有不少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继续坚持特纳的“边疆学说”，并且发挥了他的“边疆学说”和“地域理论”的个别论点。尽管如此，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特纳的学说毕竟是过时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的学说开始遭到猛烈的抨击，其中最突出的抨击是来自路易斯·H. 海克尔。海克尔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杂志《民族》周刊上以“区域还是阶级”为题抨击了特纳的“边疆学说”后，强调指出：“下一代历史学者需要来摧毁特纳的捏造，这些捏造不仅是‘虚构’的而且是绝对有害的”。其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纷纷写文章批评或非难特纳学说的某一方面。比如，赖特就批判了特纳关于美国民主制度产生于西部这一论点，指出西部各州的宪法本身就是美国东部州宪法的复制品，其中包括了东部各州宪法中反民主的观点。也有的批评他的“安全阀”的理论，非难他的“森林启学”和指责特纳的“边疆学说”根本抹杀了美国内战反对奴隶制这一斗争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等。
直到最近，反对和拥护特纳学说的双方仍在继续辩论，反对派认为特纳的学说早已过时和行不通了；而拥护他的人们认为他的“边疆学说”仍然透彻地说明了十九世纪美国的发展和理想。
在评论特纳的“边疆学说”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特纳坚持美国民主制度产生于边疆。那么随着西部边疆的消失，美国是否已失去了民主制度的源泉？对于这种逻辑推理的问题，特纳从未做出也不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1903年，他写了一篇题为“西部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贡献”的论文，企图说明他关于边疆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终结这种看法。他认为“近代文明——工业社会制度的精华实际上巩固了民主制度的原则”，甚至进而把“新兴的实业家”称作“民主制度的探路者”和“伟大的天才”。他说这些“实业家”继承了过去的边疆精神，并且表明他们具有边疆的理想。他还列举了这些“民主制度的探路者”和“伟大的天才”的名单，其中包括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俄亥俄州最大的垄断资本家和政治阴谋老手马库斯·汉纳和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尔内基这样一些垄断资本巨头，并且援引美国资产阶级作家霍雷肖·阿尔杰斯对这些垄断资本巨头的赞誉说：“感谢上帝，这些财富是掌握在有智力的人们，即民主制度的手中”。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往何处去的问题，他竟作出这样歪曲事实的荒谬回答：“让我们留心拓荒者在木屋中的理想将扩大成为民主制度的精神生活，那里民政当局将支配和利用个人的成就以促进公益”。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竟把垄断资本巨头看成是西部拓荒者的直接继承人，把当代垄断资本巨头一手操纵的腐朽的帝国主义政治制度说成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源之一。这就使他为“美国例外论”提供的理论根据——“边疆学说”原形毕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甚至连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认为特纳盛赞垄断资本巨头，称他们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探路者”的反动史观太露骨了，不能再起欺骗和麻痹人们思想的作用，因而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学说，来代替特纳为“美国例外论”所提供的过时陈腐论点。继“中西部学派”兴起的“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阿瑟·施莱辛格宣称：“特纳的‘边疆论’产生自土地制度大变动的气氛中，而现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有另一种提法，这种提法应当表明‘城市变动’是解释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心”，因而他建议不要再把“美国民主制度”与“自由土地”的存在联系起来，而应当与工业发展联系起来。
尽管施莱辛格不同意特纳的“边疆学说”，企图用“城市变动”来代替“边疆学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坚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千方百计地妄图为“美国例外论”提供理论根据。不过他们这种挖空心思的臆想都是枉费心机的，因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勇往直前的步伐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原文载于《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