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研究与生产力标准、实事求是标准
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就是在学术领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1.坚持把社会生产力标准作为唯一科学的衡量标准。
人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时, 会有各自的衡量标准, 如社会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意识形态制约标准、国家关系和利益原则标准、阶级属性的好恶标准、以及二元标准等。一部美国史、世界史,世界现代史, 既是生产斗争史，又是阶级斗争史, 而我们只有把握社会生产力标准, 才能对美国史、世界史、二十世纪世界史有准确的科学判断。笔者在1982年评价罗斯福新政时曾写道:“我以为评价一项政策归根结底主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的作用如何, 而不应该只是强调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评论一项政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一回事, 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另一回事。不能用对新政实质的分析来代替对新政历史作用的全面评价。”[1]
事实上,从政治路线上说，在我国强调生产力标准是中共七大以来, 经过近50年的反复摸索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得来的。
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正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 归根到底, 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 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 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这一标准得到中共八大的肯定, 但是其后的22年里,“唯生产力论”的“左”的大棒我们奉行的砍掉了生产力标准。
直到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大的报告和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都强调邓小平同志重新创导的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中央强调, 要把这一标准“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中共十五大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再次重申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并重新强调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0周年时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显然, 这里讲的是生产力标准, 不是意识形态标准、阶级斗争标准、阶级属性标准、党派标准、或二元标准。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谈到本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三次大转折和三位伟人。有意思的是孙中山以美为师，毛泽东以苏为师，而邓小平则以苏美为师。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到邓小平理论的认定前后用了52年时间，从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1935年到1945年花了10年时间，邓小平的时间则要长些，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确立前的党内主要危险都是“左”，核心问题都集中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阶段的估计上，一个是立即实施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是一步跨入发达的社会主义。显然都不是实事求是的，都违背了生产力标准。所以说，今天把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这个理论实在是来之不易的。
在世界史特别现代世界史和美国史领域的研究中，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个标准, 就谈不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民族主义、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正确把握，就谈不上对美国历史的正确把握。
当然对于生产力标准如何判断是会有不同的理解的，但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问题还是在是否确认在历史研究中坚持社会生产力的唯一标准的。我以为衡量社会生产力它应包扩以下一些含义:综合考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视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等重要经济指标; 重视对科学技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 重视对国民经济管理水平的考察; 重视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的总体考察; 重视对人口流动和人口的身体、文化素质的考察, 重视对经济和自然环境及资源的考察;重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重视政府和社会集团对发展经济的政策的考察等。如果仅仅把生产力水平的综合考察, 简单理解为只是对几项经济指标的研究是不全面的, 以此来否定社会生产力标准更是不妥的。
2. 实践标准即实事求是标准在学术和研究中是必需坚持的一项大是大非标准, 它实际上涉及在学术和教育领域要不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是本本第一还是实践第一的问题?
以现代世界史即20世纪的历史为例,根据什么标准检验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民族主义、现代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以及现时代特征(包括现代国际关系)的认识正确与否? 归根到底只能是社会实践而不是本本怎么说, 某某人怎么说。历史经验一再表明 , 如果只是按照过去的本本办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难以成功, 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创造性的发展。再说不同本本本身的是非鉴定也要根据社会实践, 而不是它的权威。通常领导人的谈话、历史教材无疑应当具有权威性, 然而领导人的谈话或历史教材的权威不是靠行政手段自封的, 领导人谈话或教材的真正权威性也必须经受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疑是我们在建设世界现代史时应该遵循的, 然而这并不是要我们僵化地理解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每句话都符合当时甚至当前的实际, 让我们搞“两格凡是”。如果认为我们只要对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80年前的列宁或若干年前斯大林、毛泽东的言论照办就行, 不必接受实践的再检验、补充、修正和发展，那就使马克思主义得不到发展，也就产生不了邓小平理论。
目前的理论界的理论研究滞后的现实是和这种僵化地对待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关的。陈云同志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的。[4]
衡量现代美国史是非曲直的根本标准, 是依据书本或条条, 还是由实践来检验,这是同样是维护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正确认识美国史的分水岭。毫无疑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史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然而,他们的理论之所以正确, 是因为受到实践的一再检验; 他们的某些论断, 经实践检验又得到了修正和发展。如果不是列宁坚持实践第一的标准, 就不可能建立关于早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帝国主义学说, 就不可能突破旧有的论断,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就不可能突破苏联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模式, 取得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实践第一的标准, 就谈不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对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都涉及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问题。如二十世纪下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是发展为主兼有腐朽趋势,还是衰退是主要趋势? 西方经济的主流是大发展还是大危机? 西方世界现在是大革命形势的前夜?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是就要马上崩溃? 还是还具有相当的活力? 苏联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 符合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还是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多元化道路,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二战后的现时代特征, 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激烈竞争和多元共处, 还是两种制度势不两立, 非此即彼? 对这些重大问题, 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大量第一手的实践材料加以全面综合和深入剖析, 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同样如关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涉及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 涉及反垄断弊端的斗争及其后果的评价; 涉及各类垄断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措施的评价; 也涉及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集团的发展及其评价。再如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阶段、发展动因和发展趋势的评价, 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这个根本问题。还如关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和流派, 像现代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现代制度学派、供应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发展经济学派等经济学派的评价, 也只有由实践标准来检验。
怎样看待现代资本社会中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包括生产过程危机和滞胀危机, 以及如何评价政府的反危机措施, 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影响, 而且要估计到它的深远后果, 既要指出它的负面作用, 还要指出它潜在的转机效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调整措施等都涉及它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经济评价和政治评价问题, 对这些问题, 也只能遵循实践第一这一客观标准。
又如有关西方现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都涉及历史作用和阶级利益、时代局限和个人作用、总体评价和个案分析、社会影响和政治态度的具体分析。
二. 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在美国史领域中的体现
1.怎样看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80年出版了第一部论文集(三联书店),其中第一篇论文是罗先生的《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文中提出要对美国“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研究”，文章在谈到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时，他指出：“我们在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有关美国史的专著，其中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等问题，大都比较一般化，满足于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一类的公式化论述。”文章说：“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他明确提出：“美国的经济在帝国主义阶段仍然以相当高的速度在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生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影响美国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生活、对外政策、思想意识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研究，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这些论述显然是符合历史实际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这些观点写在发表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9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即使现在也还有人以“尊重历史实际”为题在有影响的历史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的论述提出质疑，认为这涉及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看来世界史工作者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这里指的是黄绍湘先生在《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上发表《尊重历史实际,为提高学术水平而奋斗》这篇评我1988年对她的《美国史纲》评论的争鸣文章。由于它涉及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问题，所以有必要作些说明：
黄先生的文章中在关于资本主义进入壮年期问题中说：“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提法，始见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它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这一术语。这本来在理论上史实上都无可非议。实际上《黄评》作者有其真实意图。《黄评》接着说:‘实际上从历史发展来看，19世纪末近代世界的结束和20世纪初现代世界的到来是历史的进步，正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出现农村向城市，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一次技术革命向二次技术革命的伟大变革。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是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正进入壮年期而不是暮年期。”[5]
她在几乎全文照引时故意将笔者下面一句重要的话删去了,这句话在紧接暮年期，笔者用的是“,”号,而黄先生却把我的文章改成了“。”号后说:“，当然，它并不排斥一度出现的反动趋势。”黄先生接着把我肯定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这个实际，说成是“脱离现实，它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单纯从科技促进生产力角度片面看问题，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历史前进的基本原理,因而陷入唯生产力论的窠臼。”[6]
我要说明的是：
第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提法是和它的下降时期紧密相连的。谁都清楚，长期以来在史学界一个传统说法是1870年后资本主义开始是下降时期。甚至连普及的中学教科书《世界近现代史》上册都说:“19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途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下降线的轨迹了。”[7]然而，对从历史实事求是的考察来看，这个传统说法显然是与历史发展的实际不符的，显然需要根据历史实际加以修正。事实上资本主义还在波浪式地发展，虽然存在腐朽趋势，但在总体上发展是主要趋势。[8]
在20世纪，资本主义实际上在向全世界横广两个方面发展。谁也没有否认19世纪初期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问题的关键正在它何时下降，这不是由已有的书本为最后依据，而是要由社会发展历史的实践来最后认定的。
现在我们要对恩格斯所引傅利叶关于上升时期的评论作一个全面的了解。恩格斯1876－1878年间在《反杜林论》和1880年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中写下了同样的话:“我们看到傅立叶和它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9]
我理解这里讲的整个历史和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都是发展的，都最终会走向灭亡。是批判杜林的终极理论的，它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候会灭亡的问题，更不是专指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或下降时期。人们也不因为提出这个问题而认为人类很快或已经走向灭亡。恩格斯接着写道：“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10]
这些话，在黄先生的文章中都不见了，而这些话正表明，恩格斯认为新的科技革命使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真正进入了狂飙时期。这不是生产力的发展继续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什么呢？事实上,在恩格斯晚年,他并没有得出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时期的结论。
再说真正谈及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并非恩格斯而是列宁在1915年1月后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的,斯大林在1934年又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说法。列宁说：“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9871年;(2)1871-1914年;(3)1914-?。”“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资产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积聚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11]
列宁的这种历史划分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暂且不论。我以为在这里，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分期而非整个资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阶段。再说列宁同时在该文中还强调：“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12]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1934年8月9日在《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又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第一部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这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部分----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巴黎公社给了资本主义第一次打击,旧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以及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苏联资本主义的时期。第三部分----从1981年年末(战争结束的第一年)到1934年末，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13]
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斯大林的话被当作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经典反复引用,即资本主义开始衰落于1870年以后，如果不照此办理就犯忌。显然问题的争论不在19世纪早期是否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而是资本主义从整体上说，何时开始衰落？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资本主义是否还在发展？
第二，黄先生在文章中还引了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衰落阶段和垂死阶段的论述，作为她的论点的佐证，即“经济自由主义在1820年到1870年时上升阶段，在1870－1913年是衰落阶段，从1913年到大约1950年几乎处于垂死阶段”[14]
这段引文，恰恰表明她把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相混淆了。这份报告重点讲的是工业化与对外贸易，在概论中明确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1870年和1913年之间开始的。在这个时期里，技术进步逐渐依靠科学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一个生产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许多观察家认为,现代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夕。”[15]
通看1987年世界银行报告根本得不出现代资本主义已处于下降和衰落时期的结论。那么世界银行报告中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报告解释的很清楚：“在这些年代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频繁的贸易战，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式，以前作为初级产品供应者为世界贸易体系服务的一些国家采取一种强调在高度的保护壁垒后面发展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接着报告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重建工作几乎完成，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产值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16]
显然整个报告得不出同意资本主义已经衰落和垂死的结论。倒是要明确的是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它确是衰落和下降了。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不能把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同现代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是经学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问题。对此，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也明确这一点,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说成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衰落是根本不合适的，是历史学科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和长期以来某些历史工作者把历史当作一门政治史，阶级斗争史，而不重视经济问题研究的后果。
第三，至于黄先生否定我的关于“19世纪末近代世界的结束和20世纪初现代世界的到来是历史的进步。......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反动,是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正进入壮年期而布是暮年期。”的论述，并说：“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它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由一般垄断发展成行国家垄断，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17]
她的这个立论不仅否定了社会生产力标准，而且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某些进步作用，把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仅仅说成是“基本矛盾日益加深”显然与事实不符。我们如果对现代资本主义缺乏正确的估量势必得出衰退论、总危机论等结论。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估计过低，对社会主义的估计过高是造成理论与现实脱节，理论滞后以及‘左’的思潮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究其原因则与只看生产关系的变化，没有坚持生产力标准分不开的。
第四，黄先生的说法与列宁的说法也不相符，倒是和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相一致的。而这一理论已被事实证明是不可取的。黄先生还引用陶大镛先生的话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更是是缺乏说服力的，试问斯大林的论据都帮不了忙，何况一位学者的观点呢。
第五，黄先生的说法显然与邓小平理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估计不符。关于这一点只要通读和研究《邓小平文选》,只要认真学习和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就会很清楚的。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一个时期占有统治地位，它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居，却对事实不加深入研究和考察，对不同见解动辄扣上“违背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帽子，从而妨碍了学术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六，资本主义的现阶段究竟如何表述是一个需要实事求是讨论的问题，容不得扣帽子，打棍子。如果用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个别言论来说明问题，大概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还不到总危机、总崩溃、总垂死、总停滞的时候。否则如何解释，在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且还在全球发展，否则也解释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准备它几百年时间，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估计的时间宁可长些，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时间估计得长一些有什么坏处呢？难得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非要坚持垂死论，崩溃论才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请问，你们把邓小平理论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至于黄先生在引别人文章中否定一种说法，即(资本主义)“这个阶段至少还会延续一、二百年”“这类说法是缺乏根据的”[18]这段话，我倒以为引文之说未必符合实际，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不是某个国家来说，在未来的一、二百年内会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未免对它的能量估计过低，因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我国就至少需要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包括含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因素，何况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呢？
2. 怎样看美国政府的改革和调整措施
首先在革命和改革问题上衡量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和生产力标准。美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改革浪潮和现代史上的四次改革浪潮如何评价，有意识形态标准、有生产关系的阶级标准，也有生产力标准。我们只能遵循生产力标准来评判。
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此，我在罗斯福评价专题中已经专门谈及这点。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论标准, 一般有以下几种见解:①由党派之见和国家关系新疏引起的不同评价：如中美统一战线时期和中美敌对关系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到来之时的不同评价;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之间的不同评价。 ② 由阶级性质的不同引起的相悖评论。即依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是否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右翼或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来肯定和否定。 ③ 由经济思想引起的不同评价：有自由竞争思想的评价; 国家干预思想的评价; 从胡佛自由放任哲学看的评价, 从凯恩斯经济学看的评价。④ 由新政对大危机所起的作用引起的不同评价：这涉及新政作为一项政策能否解决大危机的所有问题。 ⑤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不同评价：这涉及是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标准还是社会生产力和阶级利益的双重标准。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人民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 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一论述为中共十四大和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所一再重申。我们应当注意区别阶级属性和历史作用的评价; 区别根本标准和相关标准的评价; 还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不能把一时的某个舆论导向作为衡量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
3. 怎样看待美国政界的代表人物
罗荣渠先生为张少华君的专著《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所写的一篇3000字的的序。文章没有就事论事地评述对美国立国都作出杰出贡献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功过是非，而是从美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两条道路的高度展开剖析，它比起一些论者就汉密尔顿、杰斐逊两人谁革命、谁保守之类的评论要高出一筹。
文章提出：“杰斐逊在上台前拼命反对汉密尔顿的发展路线去维护非汉密尔顿路线，这是为什么？”文章高度评价杰斐逊顺应历史潮流，终于“认识到追求独立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大工业的必要性，从而逐渐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引导美利坚共和国的大船转变航向。”文章还指出：“就富于远见卓识，在现代化第一次浪潮刚启动时就能把握时代的航向，倡导联邦主义，把美国引向时代主航道而言，汉密尔顿无疑是美国革命时代最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可以说，这是迄今论述美国早期工业化进程及评介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最具新意的力作之一。
4. 怎样看代美中力量对比
去年3月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开会期间，罗先生送给了我一份他的《二十世纪回顾与二十一世纪前瞻--从世界现代现代化进程视角透视》待发表的论文稿。这篇论文稿现在却成了他去世前赠给我的遗稿。在这篇论文中，罗先生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现代发展模式作了科学总结。他在谈到本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深刻的历史教训时说：“越了位的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的强过渡，强制形成的国际一体化，都终于导致现代生产方式的停滞与一体化的解体。”这个科学结论对于一位坚持实事求是的世界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不失为一个有力的历史根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挥舞“不坚持马列”的大棒、指责“陷入唯生产力论的窼臼”的人还是有的。
罗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对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评述，这里不妨全文照引：“中国人似乎不必对‘亚洲世纪’抱奢望，更不必喜出望外，倒是要高度警惕近百年来追求民族富强潜藏的历史情结--‘大中华中心主义’情结--在大好情势下变相复萌。要知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显露出来的封闭自满，虚骄自大，对世界大势的无知，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太多了。鉴于近年大开放形势下封建残渣大量泛起，‘盛世’崇拜之风又炽，甚至出现‘中国人世纪’的狂言，这样的担心大概不会是杞人忧天吧！”这是一位史学研究工作者发自内心的由衷坦言。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多么需要对它的求实进取的冷静的历史考察。罗先生为我们史学工作者树立了一个敢于直言的好榜样。这还使我想起罗先生在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5卷本《世界100系列丛书》所写的《总序》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如果不是用变化的观点如实地观察世界，而是按某种僵化的模式观察世界，仍不可能对变化中的世界形成正确的影像。特别是在最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变化得这样快，而一个时期的自我封闭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又再次陷入‘自我中心’的影像之中。直到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到来，中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大开放大发展时期，这样，又面临了认识世界的第二次大飞跃。”“中国需要重新认识世界，世界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我想我们史学工作者理应担当着这两个重新认识的重任的，而要如实地做到这一点，就更需要有像罗先生这样的开拓创新实事求是精神的。
三. 在学术领域中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的意义
在我看来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际实事求是标准，不仅是实现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而且也是正确认识、研究和发展美国历史科学的唯一依据，离开了这两项标准美国史学科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对于美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发展特点、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发展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
对于美国历史人物的评价，美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阐述，美国的内政和外交，经济和科技，思想和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等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坚持这两个标准。
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坚持这两个标准。
对于美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近代工业化的进程，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坚持这两个标准。
设想如果我们不是坚持生产力标准，而搞什么意识形态标准、国家关系标准、阶级性质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和平演变标准等等，那是一个什么后果。
设想我们如果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标准，而是本本主义标准，领导人讲话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两个凡是”，那又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注释：
[1] 黄安年《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性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载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0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4] 刘宗绪、黄安年著：《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30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269页。
[5] 黄绍湘:《尊重历史实际,为提高学术水平而奋斗--评黄安年<读黄绍湘新著美国史纲(1942-1823)》,《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第98页。
[6] 同[5]
[7]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世界近现代代》上册,第162页,1991年新版。
[8] 请参见黄安年著：《20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世界5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2页。
[10] 同上，恩格斯文。
[11]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44页。
[12] 同上，第144页。
[13]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1934.8.9),载《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14] 同上，黄文第98页。
[15]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16]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
[17] 同上，黄绍湘文，第98页。
[18] 同上，黄绍湘文，第98页。
[2002年7月18日说明：1997年下半年，笔者为北京师大历史系1994级本科生开设了《美国史专题》课，本文是第四讲《美国历史研究和生产力标准、实事求是标准》的讲稿，作为和同学的学术思想交流，现在网上发布时内容和文字没有改动。黄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