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1989年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上）
中国人对美国史的介绍和研究，经历了几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在20世纪前半叶，国人对美国历史的学术性介绍，虽然大多带有编译的性质，但亦已显示在关注重点和解释框架方面的特色。1949－1978年间，一些学者在美国史研究中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但由于受到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现实需要和苏联学术的支配性影响，也存在突出的局限。1979年以后，虽然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观念转换和探索勇气方面，较之其他学科显出许多不足，但受“改革开放”政策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加上国际学术交流所带来的冲击，美国史领域也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如果以1989年为界将1979年以来的美国史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则前一阶段乃是一个风气初变的时期，在后一阶段则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总体特征而言，这个时期的美国史研究和以往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研究者怀着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极大关切来探讨美国历史经验，力图用自己关于美国史的知识和解释来服务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国际交往。这种特点也可见之于世界史的其他领域，而在美国史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一、概况分析
关于国内美国史研究者 的数量，一时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一直保持在300人 左右，有的学者据此估计，“现在全国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者约有四五百人，其中大多数具有高级职称”。 不过，在对研究者的人数作出估算之前，必须对有些情况加以说明。首先，并非所有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都加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而该研究会的许多会员也不是职业的研究者，其中有不少人是业余爱好者和研究生。研究生尤其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群体，他们在就学期间结合专业学习而发表习作，但多数人在毕业后便不再从事美国史研究。其次，在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中，有一些是研究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学者，有少数人兼跨几个领域。还有一些则是世界近现代史方面的教学人员，在美国史方面不过是偶一为之。另外，如果要对研究者的人数作出相对准确的估计，必须尽可能地对1989－2000年间发表美国史论著的作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就目前所收集到的59种美国史专著、教材和文集而言，其作者仅为41人（指第一作者或主编者），也就是说，这十余年间仅有40余人出版了美国史方面的书籍。另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所收录的论文目录统计，在1989－2000年间发表过美国史论文的作者达585人。不过，只发表了1篇论文的作者有440人，占75％；发表2篇以上者为145人，占24％；发表3篇以上者为94人，占16％，发表5篇以上者为30人，占5％；发表10篇以上者只有5人，仅占0.8％。据核查，发表5篇以上者，绝大多数也是前文提到的59部著作的作者。在发表2篇以下的作者中，大致包括如下几类人：一是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过论文，毕业以后没有继续本领域的研究；二是从事世界近现代史教学的人员，偶尔发表1－2篇美国史论文；三是从事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者，不时旁及美国史方面的课题。还有一种情况是，少数人在此期间集中精力于写作专著或其他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当然，《全国报刊索引》的收录有明显的遗漏，而且不包括论文集中的文章，故以上统计自然是不完全的。总之，通过对各种情况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比较谨慎的估计：在此期间经常发表美国史研究成果的人不会超过一百人。当然，就单一的国别史研究而言，这个数字已经十分可观了。
经常发表美国史论著的研究者，在地域分布上相当集中。长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等城市的研究者较多，尤其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均曾有过3人以上的研究群体。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 、山东师范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欧美史研究室和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一度在人员上具有整体性优势。自1989以来，人员分布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变动很大。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原来都有一个较强的研究群体，目前均只有一名教师专门从事美国史研究。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曾经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机构，由于老教师的退休和年轻学者赴美未归，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四川大学原来是西南地区的美国史研究基地，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人员逐渐减少，目前已不再有专门的人员。南京大学的研究梯队也陷入难以为继的局面。人员相对稳定的是山东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研究群体，成员始终保持5－6名以上。近期厦门大学成立了一个美国史研究所，成员现有3名。杭州师范学院也设有美国文化研究所。另外，设在九江师范专科学校的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经过美籍华裔学者王霈和万心蕙夫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藏书方面颇有特色。
研究人员的地域分布与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联。就国内的条件而言，研究者基本上只能依赖本地的资源，因此所在单位的资料状况、学术积累和交流渠道，对其研究工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相对而言，长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美国史藏书比较丰富，而且能不断补充新书，国内外学术交流比较频繁，这为当地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在1989－2000年间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的作者，就集中于以上这些城市。例如，《历史研究》这期间刊载美国史论文共计28篇，按作者写作时的所在地计算，长春有6篇，北京有6篇，天津有8篇，武汉有1篇，济南有4篇，旅美学者有2篇，其他地区只有1篇。又如，《世界历史》刊登美国史论文79篇，其作者所在地的分布情况是：长春8篇，北京25篇，天津6篇，上海2篇，南京5篇，武汉8篇，济南6篇，旅美学者7篇，其他地区12篇。另外，前文提及的59部美国史著作的作者分布情况是（以写作时计）：长春6部，北京16部，天津13部，上海3部，南京3部，武汉4部，济南5部，旅美学者5部，其他地区4部。
另外，还有两个值得特别提及的研究群体。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到美国留学和执教的中国学人，有些人不时在国内发表美国史论著，其中比较活跃的有王希、满运龙、洪朝辉、王政和令湖萍等人。与国内同年龄层次的研究者相比，他们的长处在于学术训练更加系统和严格，对美国史学的规范和传统有更具体和直接的了解，而且在资料、理论和史学史等方面也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他们中有些人密切关注国内的学术动向和社会状况，能够将他们在美国获取的学术资源和作为中国人所具有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得以用独到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历史。他们在国内发表的论著，大多体现了中文世界对同类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则是国内美国史研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目前，国内有十余所院校招收美国史研究生，其中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生围绕学位论文选题发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质量；而最终完成的学位论文，在选题、资料和论点上通常都有出新之处。 遗憾的是，大量的学位论文没有发表或出版，无法在更大范围交流传播，其学术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无疑是美国史研究中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从年龄结构来看，研究者可大致分为3个层次：1949年以前在美国或国内接受大学教育的老一代学者，20世纪50－60年代在苏联或国内接受大学教育的中老年学者，1978－1990年间年进入大学的中青年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新生代，尚处于学术的成长期。 不同年龄层的研究者，在知识结构、研究素养、思想取向和选题偏好等方面均有差别。他们在学术上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在这个时期，老一代学者仍然十分活跃，他们不时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有的还有多种著作问世。第二代学者更是骨干力量，他们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过，他们中有不少人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学者迅速崛起，有不少人进入了本领域的前沿，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承认，还有数人具有指导博士生的资格。在1996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8届年会选举的31名理事中，属于这一年龄层次者有19名，占61％；在秘书长以上的6名主要负责人中，属于这个年龄层次的有4名，占66％。 根据《全国报刊索引》统计，1989－2000年间发表论文在5篇以上的30人中，有16人属于这个年龄层，占总数的53％。与国内其他国别史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总之，虽然某些以美国史研究著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职人员明显减少，但动态的研究者数量仍比1989年前庞大，而且他们中多数人受过相对正规的学术训练，和国外史学界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其学术潜力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这就是何以在人员看似减少、而论著数量仍在增加的主要原因。不过，稳固研究者的人数规模，进一步强化学术训练以提高其学术素质，增强其学术规范意识，仍然是美国史研究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1989年以来，国内美国史学界举办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召开了4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其中2次为国际学术会议；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或小型的学术研讨会。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还举办了一届中国美国史优秀论文评奖和两次“万心蕙奖学金”优秀硕士博士论文评奖活动。
1990年11月，在河南大学和黄河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美国史学术会议，到会代表123人，提交论文69篇，会期6天。代表们围绕美国外交史、改革与美国社会发展、美国社会与文化、近代美国史诸问题等主题，分成4个小组进行学术讨论，气氛十分活跃。会议还首次采用理事长主旨报告的形式，对1986年兰州年会以来美国史研究的进展作了简要的评述。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召开了国内首次美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涉及当时国内最热门的现代化问题，着重讨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会的国内外代表80余人，包括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和曾经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后来又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乔伊斯·阿普尔比教授等知名人士。会议收到论文60篇。除大会报告外，还按“美国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美国现代化与政治生活”、“美国现代化与社会文化”、“美国现代化与外部世界”等主题分成4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会后编成了《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一书，由东方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了以中美城市化比较为主题的第二次美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代表60余名，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和中国香港。提交会议的论文40余篇。小组学术讨论围绕“中美城市发展比较”、“美国的城市化和郊区化”、“中国的城市化”等问题展开。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城市社会的变迁》 。1998年5月，由上海外国友人研究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19世纪下半叶华人开拓美国西部的历史贡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到会代表40余人，提交论文30余篇。1999年10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到会代表60余名，收到论文50余篇，议题涉及20世纪美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美国政治史、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美国史学史等领域，会期不长，但紧凑而富于成效。另值得提及的是，1990年《世界历史》编印了一期中国留美历史学者的论文专集，其中有6篇美国史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无论在选题取向、史料占有、学术立场和言说方式各方面，均和国内当时的史学规范和学术风气迥然不同，在国内美国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震动。但这个专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些文章所导入的学术空气很快消散于无形。
从总体上看，1989年以来美国史研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第一，1989－2000年间美国史论著数量较此前的10年大为增加。根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8年间出版的美国史学术著作（不含译著）17种，其中专著11种，教材2部，文集3部；而1989－2000年间出版的美国史学术著作（不含译著）60余种，其中教材4种，文集6部，其余均为专著，还包括两种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著作。 另外，这期间尚有大量美国史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没有出版，其中不乏高水平之作。就论文数量而言，据杨玉圣、胡玉坤所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这10年间发表的美国史论文365篇，如果加上包含在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军事和美国科技等专题中的史学论文，总数在500篇左右； 而根据“表三”的数据，1989－2000年间发表的美国史论文为976篇， 接近前一个十年的2倍。
第二，美国史论著在数量上可能超过其他单一的国别史。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一，198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关于世界史研究的概述，仅有美国史作为一个国别史门类单独列出（偶尔也有其他国别史栏目出现，但只有美国史为常规栏目）。二，在1989－2000年间，国内最权威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共发表世界史论文180篇，其中美国史28篇（美国外交史19篇未计入），英国史27篇（关于英国外交史的论文不多），法国史16篇，德国史5篇，俄国史（含苏联史）2篇，日本史9篇（见表一）。三，《世界历史》在1989－200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美国史79篇（不包括美国外交史论文35篇），英国史49篇，法国史33篇，德国史22篇，俄国史（含苏联史）36篇，日本史45篇（见表二）。美国史论文数量较多的原因不外三点：一是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国家，其历史自然受到相应的重视；二是国内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员较多，提供的稿源比较充足；三是与美国的学术交流比较频繁，获得资料和信息的渠道比较畅通。当然，以上所做的仅仅是量的比较，不能说明学术质量方面的差别。
表一 1989－2000年《历史研究》所刊登的国别史论文统计（篇）
年代\类别 世界史论文总数 美国史 美国外交史 英国史 法国史 德国史 俄国史（含苏联史） 日本史
1989 15 3 1 0 8 1 0 0
1990 15 2 0 3 1 2 0 2
1991 16 2 2 4 1 1 0 0
1992 18 5 2 1 0 0 0 1
1993 15 4 1 2 0 1 0 1
1994 17 3 2 3 1 0 0 0
1995 13 0 3 5 0 0 1 0
1996 17 2 3 1 1 0 0 2
1997 10 3 1 3 0 0 0 0
1998 8 1 1 2 1 0 1 1
1999 14 1 2 1 0 0 0 1
2000 16 2 1 2 1 0 0 1
合计 174 28 19 27 14 5 2 9
表二 1989－2000年《世界历史》所刊登的国别史论文统计（篇）
年代\类别 美国史 美国外交史 英国史 法国史 德国史 俄国史（含苏联史） 日本史
1989 11 1 8 2 3 3 3
1990 8 3 5 2 1 4 4
1991 11 3 3 5 3 1 6
1992 4 2 4 4 1 4 4
1993 6 1 5 7 1 6 5
1994 7 2 6 4 1 4 6
1995 3 7 1 4 1 3 1
1996 6 5 4 2 1 4 4
1997 2 5 2 0 4 2 2
1998 7 3 4 1 3 1 4
1999 7 2 2 2 1 1 2
2000 7 1 5 3 2 3 4
合计 79 35 49 33 22 36 45
第三，从论著数量的分布可以看出（见表三），研究领域 有所扩大，特别是此前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等领域，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论著，其中不少具有一定的学术质量。在移民史、黑人史、印第安人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研究视角和深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便是在传统的政治史课题上，也有某些新的进展。但是，论著数量在各个领域的分布很不均衡，政治史，特别是关于一些传统课题的论文数目庞大，占总数的34％；而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相对薄弱，三个领域的论文相加也只占总数的22％。除了数量的差别外，在各个领域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各种论著的学术价值，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按照时段划分，在所收集到的976篇论文中，早期史131篇，占13％；19世纪史190篇，占20％；20世纪史322篇，占33％；其余为综合性论文，占34％。可见，20世纪美国史是研究的热点，这显然和研究者出于现实关怀而奉行“厚今薄古”原则有一定的关系。
表三 1989－2000年国内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刊登的美国史论文数（篇）
领域\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政治史 26 32 28 37 31 18 14 28 17 35 30 32 328
经济史 7 10 9 5 8 10 5 8 7 8 10 10 97
现代化 0 0 0 0 1 0 1 1 2 1 0 1 7
城市史 3 1 1 5 1 1 4 3 7 11 6 6 49
区域史 3 1 2 1 1 1 3 2 1 7 3 5 30
社会史 4 5 7 2 2 4 2 6 9 17 8 11 77
文化史 1 2 3 3 5 4 1 3 4 2 4 5 37
移民史 1 2 2 1 5 3 0 2 8 4 3 0 31
劳工史 0 0 4 4 0 0 0 0 0 0 0 1 9
黑人史 2 7 5 4 2 5 1 4 3 6 6 6 51
印第安人史 1 2 3 2 3 3 3 2 1 0 3 0 23
华人史 0 0 0 0 0 1 0 1 1 1 3 0 7
妇女史 1 3 3 2 2 0 0 0 1 4 1 0 17
军事史 6 1 1 2 3 3 6 4 3 5 1 3 38
教育史 4 3 4 4 10 8 4 6 3 4 4 4 58
科技史 2 0 0 1 2 0 0 2 0 3 2 0 12
史学史 5 8 9 7 6 4 2 7 4 4 6 3 65
宗教史 1 3 5 2 4 1 0 0 3 0 2 1 22
其 他 2 1 1 1 1 1 3 0 0 1 5 2 18
合 计 69 81 87 83 87 67 49 79 74 113 97 90 976
说明：1、根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统计，数据不完全。
2、所计入的全部为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问题的学术论文，不包括其他类型的文章。
第四，从选题和论点来看，研究者的观念和思想取向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9年以前，曾经有几次反响强烈的争论，如关于林肯是否废奴主义者的讨论，关于罗斯福“新政”若干问题的论辩。这类争论的意义，只有置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思想氛围以及学术条件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最近十余年，在美国史领域很少发生引人注目的学术讨论。由于课题的多样性和分散性，从事同一问题研究的学者甚少，因而缺乏展开争鸣的基点和机会；同时，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在学术上更具包容性，大多不愿轻易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发难。虽然美国史选题比其他国别史在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更具有敏感性，不免使解释带有较强的政治化倾向，但就一般情况而言，配合暂时政策需要的选题越来越少，而以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为参照的论著增多，出于纯粹学术追求的选题也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在具体论说中，强势政治话语的出现频率趋于下降，人们在使用习惯性的概念术语时也显得更加慎重。年轻一代学者更注重学术的纯粹性，他们当中有人呼吁：“在美国史研究中，要尽量减少非学术性因素（如中美政治关系、国内国际政治气候等）的干扰；应严格区分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学术研究与对策报告的不同。学术研究无禁区，应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 虽然这种愿望有时和现实发生冲突，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可以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一个征兆。
第五，美国史领域的学术批评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学术批评，包括书评、评论和学术随笔等多种形式。这些文章就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学风问题，及时加以总结、评点和警示，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虑到目前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非学识与勇气兼备者难以为之，故书评界普遍存在的是所谓“栽花现象”。惟其如此，真正的史学评论才显得难能可贵。在这十余年中，杨玉圣、黄安年、任东来和周祥森等人发表了较多的评论文字，他们的文章激活了国内美国史学界的学术气氛，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学术规范和学风问题的重要性。与外国史的其他领域相比，这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二、成果扫描
鉴于美国史论著为数甚多，加以选题相当分散，故细致而具体地介绍各项研究成果，乃是单篇文章所无法完成的任务。本文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对部分论著做一个粗略的评介。
政治史一直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点，成果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个领域。最近十余年间问世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近10种，涉及美国史上的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思想和重大政治事件。从选题、思路、资料和方法来看，这些论著大多属于传统政治史的范畴。
在197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国内学者对于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仍然受到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阶级定性分析乃是一种常用的手法，政治化的批评覆盖甚至取代了学理性的探讨。在最近几年出版的论著中，这种倾向趋于弱化；即便一些曾经对美国制度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人，立论也变得较为温和。张定河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是继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 之后一部比较系统的美国政治制度史专著。作者没有采用简单的政治批判取向，也力图超越脱离具体历史时空条件而作意识形态评判的做法，对美国的宪法、分权制度、国会制度、总统制、司法制度、两党制度和公民权利等问题的渊源、特点和运作方式进行了探讨。作者固然提到了美国制度的阶级属性和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本质，但在具体论述中仍考虑到了美国社会利益多样化和利益集团活动的影响。张友伦、肖军和张聪合著的《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 ，从美国民主制的形成和演进着眼，着重考察印第安人、黑人、妇女和华人等弱势群体在美国政治演进中的处境和地位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民主制的挑战。该书的主要作者张友伦在一篇文章中强调，美国民主乃是美国人民的选择，应当得到尊重；但它存在缺点，只可借鉴，不可照搬，更不能作为一种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准绳。 这种持论显得比较冷静公允。同样的态度也反映在对美国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理解方面。何顺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的“立国精神”不限于《独立宣言》所表述的精神，而应包括美国整个建国过程中赖以立国的各项主要原则以及贯穿于这些原则中的哲学思想；虽然美国未能在立国时有效地实行这些原则，但不等于这种原则或理想本身无效。
一些研究美国政治史的旅美学者，在思想观念上束缚较轻，也很少受国内政治的感染，他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和演进、美国政治运作的方式以及所涉及的具体情势，有着不同于国内学者的领会和把握。在他们的论著中看不到国内惯常使用的概念术语和分析范畴，这反映了他们在学术训练、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方面的特点。洪朝辉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以《宅地法》的立法进程为个案，考察了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政治的运作及其特征，着重指出，政治是一种斗争，更是一种妥协，判断美国议会政治是否健全与正常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利益集团的意志能否充分、自由地在议会中表达，以及各方利益能否有效地相互制约和平衡”。 当国内学者尚在为“斗争”和“妥协”孰是孰非而争辩时，这种见解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无疑导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在10年后出版的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一书中，对美国政治的理解有了新的进展。作者采用多元互动的利益观代替二元对立的利益观，从不同利益群体的谈判与妥协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宪法原则的形成、适用、重新界定和自我更新，有力地说明了美国宪法何以成为一部有生命力的“活着的宪法”。就学术理念、叙事方式、史实梳理和具体解释而言，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当前国内最新的一部美国宪法史。满运龙侧重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个案研究，他的“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一文，借助丰富的档案文献，细致入微地论述了马萨诸塞殖民地政治的演进以及所涉及的复杂情势和人际关系，概括了马萨诸塞政治制度在形成中的阶段性特征。 这种研究视角、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和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形成强烈对照。
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研究时有很大的难度。研究者必须对美国宗教和政治均有深入的了解，同时又能把握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才能作出恰当的解释。学者们比较关注早期史上的清教与新英格兰政治、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原则的确立等问题。毕健康的“清教对殖民地初期马萨诸塞政治的影响” 、刘鸿举的“略论美国独立革命中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实现” 等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董爱国的“清教主义与美国民主” 一文，否认清教主义和美国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但在对清教及清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以及对资料的占有和解读方面，似乎不及此前的某些论文。董小川在“美国政教分离的历史思考” 一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迹象表明，“美国似乎在从政治宗教走向宗教政治；不是要使宗教政治化，而是要使政治宗教化”。 这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可能引起争议的见解，不过，由于国内从事这类课题研究的人不多，目前尚无人对他的论点作出回应。
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美国政治制度时，通常将美国政府的特点表述为“三权分立”，而且对分权体制的意义和功能颇有疑问和误解。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对各个权力部门的演进史进行专门研究。蒋劲松于1992年出版的《美国国会史》 ，在这方面具有真正的“填补空白”的意义。这部40万言的著作，对美国国会制度的起源和演进、国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国会内部制度和机构的形成演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评述，对于了解国会制度的运作方式和功能，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如果能够循此写出诸如《美国总统职位史》、《美国最高法院史》和《美国政党史》一类的作品，与之形成系列，一定能极大地深化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
就单一的政治事件而言，“新政”无疑是一个学术兴趣持续最久的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陆续有论著发表，而且还出现过一场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大讨论。 1989年以后出版了两种对以往研究加以总结的著作：一种是刘绪贻主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另一种是胡国成的《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这两部著作均以“新政”为核心内容，而视角、侧重点和论述方式则各有不同。前一书着眼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借鉴列宁有关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注重发掘“新政”在美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在该书作者看来，“新政”最突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将二战后的美国资本主义命名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胡国成的著作侧重讨论美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视罗斯福“新政”为美国现代经济制度形成的标志。他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应该看作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常规形态，而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类型”。 按照这种观点推演，“新政”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推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常规形态的过渡。在这两部著作出版后，虽然关于“新政”的论文仍不时见诸报刊，但有学术影响者寥若晨星。
迄今为止，国内的劳工史研究实际上等于工人运动史，在选题、方法和观点上和政治史有着明显的联系。张友伦和陆镜生是国内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两位主要学者。他们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了一部近60万字的《美国工人运动史》，199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得到了前辈学者黄绍湘的肯定和好评。 该书参考了大量中外文资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工人运动做了系统而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对有组织的劳工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斗争进行了深入分析，力图在破除“美国例外论”的同时，解释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并对美国传统劳工史学者提出的“职业意识论”和新劳工史学的思想取向进行了辨析，强调指出：“我们承认美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但不承认它是一种例外。” 张友伦在同一年出版的《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前一著作的续篇。该书涉及二战以后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变化和工人运动的进程，着重论述了工人状况、工人运动与美国社会变动的关系，关于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深入而独到。 这两部著作以及两位作者的相关论文，贯穿着一种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同时也多少反映了工人运动史学的某种困惑。
有的研究者试图摆脱这种困惑。蒋劲松在他的一篇论文中，借用社会学的“社会化”概念，对新政时期美国劳工运动的变化进行了解析，指出，劳工运动的“社会化”就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府在新的条件下不断适应和再适应各自的社会角色地位，不断调整其相互关系”；这种“社会化”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通过承认资本主义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种道路，而非阶级调和的途径”。 这种立论的基本概念和思路仍然来自传统的工人运动史学，但对于工人运动的“非社会主义”取向采取了正面的评价，表明作者开始从美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美国工人的利益取向来看待工人运动，是对美国工人运动史框架的一种突破。所可惜者，近年来工人运动史的论著并不多见，以致劳工史成为美国史研究中最沉寂的一个领域。
在美国相对短暂的历史中，经济的迅速崛起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在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经济建设以后，美国经济史很自然地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张友伦教授指出：“1978年以后，首先引起我国学者关注的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希望从中探寻有益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1989年以来，这种关注依然没有改变，只是论著的数量和美国经济史的重要性仍不成正比，在选题、资料和观点上也未取得重大的突破。徐玮的论文“略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因和后果作了评析。 胡国成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原因，认为大危机持续10年的关键在于缺乏国家干预。 黄安年的文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收入作者的37篇文章，其中大多数为评述美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政府改革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文章，而研究具体经济史问题的论文为数不多。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原因，而不是历史上的经济现象本身；在研究视角上更多是对经济现象加以政治史的诠释，和纯粹的经济史有明显的差别，与美国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更有霄壤之异。这种研究取向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注，他们选题的参照主要不是课题在美国经济史上的重要性，而是它对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相比之下，何顺果的《美国“棉花王国”史——南部社会经济结构探索》 较具经济史的特征。该书从区域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角度，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为核心，探讨南部社会经济的变动，并就南部的财富占有状况、棉花生产中的劳动力供应、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效益及历史作用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更注重学术的纯粹性，他们当中有人呼吁：“在美国史研究中，要尽量减少非学术性因素（如中美政治关系、国内国际政治气候等）的干扰；应严格区分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学术研究与对策报告的不同。学术研究无禁区，应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 虽然这种愿望有时和现实发生冲突，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可以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一个征兆。
第五，美国史领域的学术批评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学术批评，包括书评、评论和学术随笔等多种形式。这些文章就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学风问题，及时加以总结、评点和警示，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虑到目前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非学识与勇气兼备者难以为之，故书评界普遍存在的是所谓“栽花现象”。惟其如此，真正的史学评论才显得难能可贵。在这十余年中，杨玉圣、黄安年、任东来和周祥森等人发表了较多的评论文字，他们的文章激活了国内美国史学界的学术气氛，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学术规范和学风问题的重要性。与外国史的其他领域相比，这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