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
在旧中国，特别是晚清，朝野上下对美国的了解都很贫乏，谈不上对美国史的了解。１８６７年，清政府甚至委任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大清国钦差”出使美、英、法、德、俄诸国。这在中国的外交史上留下了一个荒唐绝伦的笑柄。后来，在美国企图扩大在华特权而同中国进行修约谈判中，清政府又由于腐败和外交官的无知而丧权辱国。在经过种种羞辱和失败以后，一向只求苟安的清政府才痛感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于是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一批赴美的留学生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发达、本国的落后和固步自封，以及自己过去对外界的无知，颇有“坐井观天”之感。他们当中有人把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写成游记和著作，其中含有不少关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内容。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尤有参考价值。毫无疑问，这些书在介绍美国和美国历史方面曾起到一定的作用，直到今天仍是有价值的史料［1］。
另一方面，一批外国传教士，包括美国传教士，抱着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目的，在传教的同时也进行一些文化活动。他们或者通过宣讲，或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早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由在华的美英传教士和商人创立的“中国益知学会”就曾出版过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美国传教士高理文还在华人协助下翻译出版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欧美列强进一步向外扩张，展开了重新分割世界的角逐，导致国际纠纷和冲突频仍，国际联系进一步增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成为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对象而更深地陷入了民族危机，加之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促使一批思想敏锐、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更迫切需要研究、了解外国，以寻求救国之道。由于当时美国在世界上经济发展较迅速和民主体制较稳定，自然就成了他们了解和效仿的最理想国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孙中山在兴中会誓词中都曾提出以美国政体为蓝本改革政体的思想。正是在这段时期，涌现了一批介绍美国历史、美国独立战争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中译本书籍。其中有裨治文的两卷本《联邦志略》（湖南新学书局刻本，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姜宁的《美史记事本末》（求我斋刻本，１９０３年）和《美国独立史》（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０２年版），俾尔德的《美国的竞争》（上海新文化书店１９１９年版）等。此外还有清人章宗元翻译的《美国宪法》（上海文明书店光绪二十八年版）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著的《美国独立战争》（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２年版）。
与此同时，美国一再排华和迫害华工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为揭露和谴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和美国社会上迫害华工的暴行，一批小册子和文章相继出版发表，其中有上海平等社编辑的《美国华工禁约纪事》（上海平等社１９０５年版）和梁启超撰写的小册子《美国华工禁约记》（上海广智书局１９０５年版）等。随着中美之间交往和纠纷的增多，中国学者开始注意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不仅翻译了大量美国学者撰写的中美关系史方面的著作，而且自己动手撰写了几部书。其中有蔡元培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版），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版），蔡恭晟的《中美关系纪要》（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０年版）。此外，《东方杂志》、《新青年》、《申报月刊》、《世界知识》等刊物上，也纷纷发表有关美国时事述评、政论文章和译文，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对华政策、禁止输入华工、杀害华人等问题和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其中以署名为色里的文章《美国人历来对于华人的屠杀》用词最为激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从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因而国力大增，第一次在世界上以债权国的身分出现。威尔逊总统所扮演的“和平总统”的角色分外引人瞩目。在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２年２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上，美国打着保持中国独立和完整的旗号，谋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尽管美国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这项遏制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但客观上起到了某些有利于中国外交的微妙作用。这项政策因而也造成了美国以友好态度对待中国的假象，引起了不少人的好感。有人甚至把美国当成中国的盟友，对它寄予厚望。陈震异还为此撰写了《太平洋会议与中美俄同盟》一书（北京大学１９２１年版）。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出版界还刊印发行了几种关于美国和华盛顿会议的译本和小册子［2］。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美国的在华利益虽然受到威胁，但它决不可能与日本兵戎相见，只是打着“中立”旗号，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尽量使其在华利益少受损害。中国舆论界虽然对美国的行为有所怀疑和警惕，但由于美国不是公开支持日本，有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还有所谴责，因而对它仍抱有希望［3］。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政府犹豫观望，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被迫对日作战。并与中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不过，在这以前中国政府已经把美国看成最有可能帮助自己的强国，美国自然就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和中国报刊报道的中心。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加强，美国的政治动向、对华政策、社会状况也逐渐引起中国政治家、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最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所发表的有关美国的评论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华日报》所发表的一系列呼吁美国政府做一点实际援华工作和评论美、英放弃治外法权、中美签订新约的文章，又为时事报道和评论开了风气之先。尔后，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介绍、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历史的高峰时期。相当数量的译著、著作和论文陆续出版和刊载，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美国通史、社会史、革命史、经济史、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等［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反共，使中美关系趋于复杂化。在美国的“调解”下，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蒋管区，由于国民党采取高压政策，知识界一般限于翻译外国学者的美国史著作，不发议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学者或者翻译苏联学者的著作，或者自撰有关揭露美国侵华活动和扶蒋反共政策的书籍。根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调查材料：这一时期由中国学者和进步报刊编著的揭露美国的书籍大约有八种，其中有胡华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冀中新华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太原铁路管理局１９４８年版）和《美国侵华史》（华北大学１９４９年版）。此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要求美国改变政策，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援蒋反共的文章。
总起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都十分薄弱，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教学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只在部分大城市设立的大学里开设过１９门美国史课程，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在上海高校设置的课程就有１４门，占绝大多数。这些课程都是因人而设并随着人员的流动而变动，既不系统又不固定，且时断时续，其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１９４９年以前，正式出版的有关美国问题的译著和著作共６４３部，其中历史方面的书籍只占７．４６％，且多为译著［5］。
诚然，这一切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珍惜，但毕竟是太少了。撇开质量和观点不说，单是数量就同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
二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美国政府推行全球战略，争夺世界霸权，敌视共产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时期。美中关系也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而导致双方断交并处于对峙状态。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美中关系恶化到极点。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社会各方面人士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对手，中国学者也就责无旁贷地加强了对美国的研究。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被隔绝状态，资料来源有限，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评论又往往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有组织的研究工作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一般都是由中央涉外部门的研究机构来承担的。在一般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通常是由学者个人对不太敏感的或者能够配合形势的课题进行研究，发表成果。在新闻界则出现了大量揭露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封锁中国大陆，发动侵朝战争的报道和政论文章、宣传小册子。这些文章和小册子曾经对清除盲目崇美、亲美思想起过积极作用，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不过，这些作品中大部分是适应形势需要而写的，缺乏深入研究的基础，严格说还不算学术性著作。其中比较系统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则要算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卿汝辑的两卷本《美国侵华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等书。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被译为俄文出版，并被列入原苏联历史学家祖波克的《美国史纲》的参考书目。
此外，出版部门为了配合形势，曾组织国内学者翻译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图书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文件汇编［6］。这些资料的出版对于日后研究美国外交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尽管当时的条件极为困难，但令人可喜的是，在美国史研究的奠基性工作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就是由中国留美学者、具有渊博学识和高度理论素养的黄绍湘先生编著的《美国简明史》，它是新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材料丰富的美国史著作，曾得到原苏联著名美国史专家叶菲莫夫的称道。她的另一部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１４９２—１８２３》也于１９５７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在出版后的３０年间，一直是我国高等学校广泛使用的教材，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是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国内政治运动频仍，缺乏宽松的学术环境，《美国简明史》对美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免有某些偏重批判而忽略全面分析之处。好在本书再版时作者又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并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对其中的不足有所弥补。修订后的书已经是一部洋洋６０余万字的巨著，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
５０年代正是我国向原苏联全面学习的时期。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成为高校的主要教材和参考书，其中也有不少关于美国史的著作［7］。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资料丰富，结构严谨，有相当深厚的研究基础，确实是很好的参考书，但由于受到“冷战”气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观点和方法上不免存在着僵化和片面性。而这些负面影响又使本来就比较沉闷的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受到更多的束缚。美国学者的著作也有选择地被译为中文，如“老左派”史学家菲力普·ｓ·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１卷、威廉·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出版后，很快就成为国内高校的重要参考书。
６０年代是国际风云多变的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对抗又妥协；中苏两国交恶。中国需要改变过去倒向苏联的倾向，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加强同西方国家的交往，增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１９６３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关于“加强外国研究”的指示，国务院随即按照这项指示要求在全国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关设立研究外国问题的专门机构。１９６４年，根据国务院的统筹安排，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最早研究美国历史的专门机构。两个研究室本应承担起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责任，但不幸的是，在成立后工作刚起步时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研究人员被调离、遣散，资料散失或者被毁坏，研究工作被迫停顿达１０余年之久。留下来看守研究室的少数人员也只能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利用频繁的“会议”之余做些不引人注目的工作。例如，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和期间，编写《美国黑人运动大事记》和编译《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资料选辑》。但两部书稿均未正式出版，只留下了少量的铅印本和油印本，使用的范围十分有限。１９７２年以后，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恢复工作并取得了两项成果：《美国１８９８—１９７８年大事记》和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美国的卡片，可惜均未能出版。
黑人运动史是新中国成立后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又因为６０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自然就成了当时学术界议论的焦点。其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奴隶制的由来及性质、废奴运动、黑人斗争、逃奴和南方黑人的土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运动的特点、民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的领袖人物等。在诸多的论著中，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但仍不失为一本较完备、系统，资料丰富，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书。
从全国范围来看，６０和７０年代的美国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分散、自发的状态。不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美国史论文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文章的选题涉及面很广，归纳起来，大致有八个方面：１．人民运动，包括黑人运动、契约华工的反抗运动，谢司起义等；２．独立战争，包括对《独立宣言》的评价、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等；３．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政治制度；４．美国的经济危机和改革，对“新政”的评价；５．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思想依据、门罗主义，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和侵略，对日本、朝鲜、中国政策和对华侵略，古巴、巴拿马问题等；６．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农业发展问题；７．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土地和政治制度问题；８．对美国总统和思想家的评价，等等。
在７０年代，学者个人撰写的有分量的美国史著作要算刘祚昌先生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了。这是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论述美国内战的第一部专著，近５０万字，该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黄绍湘先生于５０年代写的《美国简明史》，差不多也是在这一时期修订的，于１９７９年问世。后来，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的修订本——《美国史纲１４９２—１８２３》也于１９８７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７０年代末期以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它在多变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下，历经曲折，甚至被迫中断。由于“双百”方针不能贯彻落实，人们的思想被禁锢，美国史研究除了反映那些能够配合形势需要的内容之外，几乎都是“禁区”。“左”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渗透这个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狭窄，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往往受这种影响而缺乏实事求是。
三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１９７９年１月，由于中美建交，在报刊杂志上多少出现了一些关于美国的比较客观全面的报道，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也已启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在经过长期隔绝后要使美国史的研究全面铺开，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就，尚有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研究人员严重不足，而且很分散；没有一个团结和协调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或组织。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队伍建设。进行队伍建设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专门机构，增加科研人员；二是建立学术团体，密切与分散在各地的研究人员的联系，协调相互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以必要的支持和引导，使之能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推动全国性研究工作的开展。
１９７９年４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倡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邓蜀生等先生在武汉大学聚会，筹备成立全国性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他们的倡议下，同年１２月６日，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发起，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学者一致推选黄绍湘先生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任副理事长，秘书长由刘绪贻兼任。研究会成立后还聘请宦乡、陈翰笙、陈翰伯三位资深外交家和学者担任顾问。１９９３年，研究会还邀请著名外交家黄华担任名誉理事长。
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１．在分期标准问题上反对“单纯以阶级斗争为划分标准”；２．在关于经济高速发展问题上，认为美国经济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停滞了，或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停滞了”的说法不符合事实；３．主张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和罗斯福本人。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已度过了１８个春秋，举行了八届年会，选举更替了七届理事会。它不仅已成为交流和指导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中心，深受全国美国史工作者的欢迎，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硕果。十几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共出版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７２期，论文集５部，翻译资料多种，并组织会员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该书由刘绪贻、杨生茂担任主编，截止目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刘绪贻主编的第六卷《战后美国史，１９４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丁则民主编的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１８６１—１９世纪末》（１９９０年），张友伦主编的第二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１７７５—１８６０》（１９９３年），刘绪贻主编的第五卷《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时代，１９２９—１９４５年》（１９９４年）。其余两卷正在撰写和加工中。这套丛书是迄今由我国学者集体撰写的资料最丰富，分量最重的一部著作，反映了当前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总体水平。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开展国际交流和推动学术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１９８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美国的多学科综合性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美国学开始起步，对于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另外，在美国研究所的筹划下，１９８９年初中华美国学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全国研究美国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包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内的有关学科的研究会都成为该学会的团体会员。中华美国学会成立后，不仅在指导各所属研究会的研究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组织中外学者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座谈。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华美国学会还通过不懈的努力，建立了出版补贴基金，缓解了美国学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近年来，仅美国史方面受到资助出版的著作就有十几部。
在建立学术机构方面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成立。该中心拥有一流的师资，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既起到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又成了我国培训美国学研究人员的重要基地。不少美国史研究会会员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除此以外，自１９８４年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师院及一些外语院校还相继设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所、中心、室等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美籍华裔学者万心蕙教授为九江师范专科学校设立的美国研究中心。经过几年的努力，该中心已初具规模，拥有几千册藏书，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随着中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中美关系和美国社会的国际学术会议。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北京大学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首次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双方就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坦率地交流了看法，从而增进了中美两国学者间的相互了解。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为纪念美国宪法制定两百周年在北京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人士向与会的中美学者分别做了关于美国宪法史、宪法修正案、杰斐逊与宪法、宪法与文化、宪法与外交、分权与总统风格等８个方面的专题报告，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恐怕要算中华美国学会于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２０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原苏联、蒙古、日本、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其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山东大学于１９９３年８月共同在山东威海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美国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选辑《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１９９６年８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又与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在长春召开了美国城市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来华访问和讲学的美国学者日益增多，其中有按富布赖特计划和中美校际交流计划定期到我国高校讲学的学者，也有应邀短期访华的知名专家。应邀和按各项交流计划赴美访问、讲学、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通过考试或按照交流计划在美国的高等学校攻读博士学位。中美两国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不仅增强了两国学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表现在论著的数量上。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美国学著作和译著近２７００种。其中２０万字以上的美国史著作约为１７０部，平均每年１５部［8］。同期发表的美国史论文４３０篇、译文４７９篇，资料１６１篇［9］。在我国从事美国史研究队伍较年轻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美国史研究的成就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过去，不仅研究领域狭窄，而且缺乏深度，一般只限于政治史，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禁区。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研究领域已大为拓宽，包含史学理论和方法、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移民和种族关系、国际关系、社会运动、宗教、城市史、地区史、工人史、妇女史、档案资料和书目等。
１９７８年以后，首先引起我国学者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大家都希望从中探寻有益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这方面的论著颇多，美国的经济思想及政策、工业史、农业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二战后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速度和西部开发等各个方面。徐玮的《美国近代经济史》（黑龙江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和胡国成的《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略》（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两本专著，均从总体上论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线索、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政策、经济立法和现代经济制度的由来。黄安年的个人文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则以变革为主线，阐述了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成果。
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也成了这一时期的热门课题。１９７９年，张芬梅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后来居上——１９世纪末美国经济跃居世界首位的原因》一文。第二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又收入了徐玮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经济高速度发展原因浅析》，黄安年的《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张友伦的《试论１９世纪美国工业革命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３篇论述同一问题的文章。这几篇文章认为，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又消除了从欧洲带来的封建残余，因而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交通运输业先行；雄厚的农业基础；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外资；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政府的扶持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的和平环境；领土扩张和对印第安人、黑人的掠夺；两次世界大战和侵朝、侵越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和刺激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集中探讨了美国经济发展较快的某一方面的原因，使这一讨论更加深入。
美国农业发展道路是过去经常论及的问题，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个问题又作了重新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所发表的论著相当多。潘润涵、何顺果的《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世界历史》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和张友伦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初探》（《世界历史》１９８２年第２期）对“美国式道路”的内涵，形成的历史条件，开始和确立的时间、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潘、何的文章还强调“美国式道路”是通过斗争，包括革命战争才得以实现的，而强大的民主力量则是实现这条道路的决定性原因。随后，张友伦的专著《美国农业革命》又结合美国农业发展历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强调这条道路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变革。
工业革命也是美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著述颇多［10］。多数论著都沿用传统的观点，但也有不同看法。陆镜生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不应当早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因为在此以前，美国还处于依赖欧洲，特别是依赖英国的地位，不具备工业革命的条件［11］。冯承柏则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与工厂制的建立有关，大概发生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12］。此后，徐玮和龚淑林又对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了探讨［13］。
随着我国开发西部构想的提出，美国西进运动引起了越来越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８０年代发表的有关美国西进运动的论文将近４０篇。早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对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作用和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除了土地扩张、屠杀印第安人的阴暗面以外，它还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创业经历和“广大移民披荆斩棘、吃苦耐劳的精神，……它不仅直接推动了农业，而且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和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14］。不过，最早著文明确指出西进运动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是杨生茂先生。他在《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中写道：“西部土地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都不能算作过分的”［15］。随后，何顺果对美国西进运动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美国西进运动初探》（《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西进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等论文，并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专著《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何顺果在论著中阐明了西进运动兴起、发展、结束的历史过程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西进运动除了负面影响以外，它更是一场群众性的拓殖运动，而拓荒农场主则是它的主要动力。张友伦着重对西进运动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见解，认为美国西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发广大西部的群众性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但决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阴暗面而贬低，甚至否定其重要作用［16］。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另一角度对美国西进运动发表了看法。
政治史是一个旧课题，但过去探讨的深度很不够。在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政治制度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全面地较为客观地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它的涉及面很广，包括美国宪法、两党制、国会、总统制、院外集团、联邦制与州权，国家政权形式的演变和文官制度改革等内容。在这个领域的专著有沈宗灵的《美国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的《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和李道揆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等。其中李道揆的著作是迄今论述这一课题最全面，内容最充实、影响最广泛的著作。
如何评价美国宪法？是中国美国史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余志森认为，就美国宪法的性质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对美国人民实行统治的根本大法［17］。宋子海认为，同封建专制相比较，美国宪法无疑是一个进步，它所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18］。刘祚昌对美国宪法的保守性和民主要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三权分立”本来是保守派为了限制人民权力而设置的体制，但相互制衡也“可以防止出现独裁或暴政，可以保障资产阶级民主”；美国宪法虽然加强了中央权力，但也把相当多的权力留给各州，从而“保障了人民自由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此外，确立共和制、“实行民选政府制度”，由文官政府控制军权，规定宪法修改程序等民主要素也都显示了这部宪法的进步性［19］。
美国两党制问题也是史学界注意的焦点。学者仍对两党制的产生、确立、性质和作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党政治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20］。其中《美国两党制剖析》一书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比较全面。而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曹绍濂、陈其人等几位学者认为，美国两党制是在内战后形成的。黄德禄和黄绍湘认为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是在内战前［21］。黄柯可则认为，两党制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产生，到５０年代中期确立，其标志是两大党轮流执政形成制度［22］。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涉及美国文官制度改革、国家职能、政权形式的演变、州权和市政改革等问题［23］。
美国外交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是近年来成果十分突出的研究领域。据统计，仅在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９年的十年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有６５３篇、译文２９４篇，资料６５３篇［24］。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广泛，既有综合性论述美国和几大洲的外交关系史，也有专门论述美国重大外交事件和人物的文章。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尤为我国学者注意。从美国推行孤立主义、新孤立主义、绥靖政策、反法西斯同盟、雅尔塔秘密交易、美国对日政策、对华政策的演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遏制”和“冷战”等问题都是学者们深入讨论的课题，并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文章。一批经过深入研究，很有影响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其中有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李庆余的《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时殷弘的《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王晓德的《梦想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等。１９８９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合编的文集《中美关系十年》。
随着亚太地区地位的日益重要，引起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１９５４—１９６８》（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王玮主编的《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１７７６—１９９５》（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赵学功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相继问世。在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的关系方面也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有洪国起、王晓德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和杨令侠的《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史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等。
美国社会运动史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受重视的一个领域。它包括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等内容，发表的文章很多［25］，近年来又有几部专著陆续出版。其中有陆镜生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张友伦、李剑鸣主编的《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与政府改革》（天津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等。
８０年代，美国黑人史研究继续取得进展。唐陶华的《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一书对美国奴隶制的形成、发展和废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揭示了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和顽固性。刘绪贻的《从合法斗争到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和侯文惠的《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运动》两文侧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黑人运动，强调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群众性、坚决性和正视现实的斗争精神，并指出这是一种符合美国国情的斗争方式。
在美国史学流派、专题史学、史学家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派是中国学者评论的焦点之一。杨生茂、丁则民等曾著文介绍特纳的学说，但侧重揭露它为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服务的一面［26］。１９８４年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一书问世，对特纳及其学说进行了全面的评介，既指出其为美国政治服务的一面，也充分肯定其在美国史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无疑是美国历史编纂学中一个里程碑。”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国史学的发展，“新左派”史学和其他专题史学都有评述。其中有罗荣渠的《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１９８２年第５期），余志森、王晴佳的《略论美国当代史学研究的演变》（《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张广智的《美国“新史学”述评》（《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２期），李世洞、武剑榕的《美国历史重大问题史学观点评介》（《美国历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杨生茂的《试论威·阿·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黄绍湘的《评美国“新左派”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张友伦的《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张友伦、倪亭的《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第６、７期），冯承柏的《关于美西战争起源的美国史学》（《南开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等。
美国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争鸣的气氛已初步形成，学术空气日趋活跃。学者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争论的问题很多，包括美国历史的开端、孤立主义、对汉密尔顿和林肯的评价、《门罗宣言》、工业革命的起迄时间、美国对待中国领土的态度、传教士的作用、华工问题等。其中争论最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门户开放”政策，二是罗斯福“新政”。
汪熙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１９７９年第３期）中对“门户开放”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它一方面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要求贸易机会均等；但另一方面又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客观上对列强侵略中国有所抑制缓和。丁名楠和张振鹍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和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并进一步剥削中国人民，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27］。罗荣渠则认为，尽管这个政策是根据美国利益提出的，只反对列强排斥美国的在华利益，但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还是起过某种微妙作用的［28］。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是不全面的，曾称之为“彻头彻尾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８０年代初，邓蜀生、黄安年、戴志先等率先提出重新评价“新政”的问题［29］。刘绪贻的《应当重视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作用》（《美国史论文选，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一文对“新政”做出了全面的评价，认为如果只看到“新政”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一面，而无视扭转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崩溃，恢复美国社会信心的一面，那就无法解释“新政”开始后美国国家得以恢复，民主制度得以保存的事实。所以应当把它看成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部分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突出事例”。刘绪贻在随后的几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新阶段，“新政”符合凯恩斯主义，为以后的美国社会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它不限于罗斯福任内，一直延续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甚至更晚［30］。
黄绍湘也曾就此问题连续发表文章表明了自己的看法［31］。她不同意刘绪贻的观点，认为新政的指导思想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同凯恩斯主义接近，但并不等同。新政只是一种解决严重经济危机的应急措施，于１９４３年底即告结束，并不“符合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使３０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新规律”。邓蜀生认为，“新政”不是凯恩斯学说的实验，但它加强了“新政”派本来就有的某些想法。１９４３年底，应罗斯福的要求，美国报刊不再使用“新政”一词，新政实际上已经结束。胡国成认为，“新政”从１９３３年３月开始到１９４１年３月结束，为期８年，“新政”和以“新政”为开端的美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是两个概念。延续下去的是后者而非前者［32］。
此外，围绕“新政”的作用问题也有不同意见。大家在原则上肯定了“新政”挽救严重经济危机，巩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但对其作用的大小评价不一。一种意见认为，“新政”并未实现美国的经济复兴和劳动者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强的扩军备战才使美国摆脱了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的经济危机［33］。“新政”的影响只限于４０年代上半期［34］。另一种意见认为，“新政”虽然只是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不是摧毁它，但在三方面留下了深远影响：通过国家干预，解脱了大危机的威胁、遏制了美国的法西斯势力，保护了民主制度；奠定了美国“福利国家”的基础；大幅度扩大了联邦和总统的权利［35］。第三种意见对“新政”的积极作用肯定得较为充分，认为它缓解了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和法西斯上台，维护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在对外政策方面实现了美苏关系的改善，密切了与拉美国家的“睦邻关系”。从总体上说，“新政”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那种持“功过参半”的论点是欠妥的［36］。
美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是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跨学科领域。民族问题和移民史是近年开辟的新领域之一。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美利坚人的民族性格，认为它具有勤劳、求实、革新、求变、追求独立、兼容各种文化的特点，但也有压迫黑人、印第安人的一面。对美利坚民族中的土著人——印第安人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印第安人来自何处？印第安人的遭遇、觉醒与斗争，印第安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却少有论述［37］。青年学者李剑鸣近年来连续发表了《两个世界文明汇合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历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等论文多篇，并于１９９４年出版了《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书。他在注意印第安人种族特性、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侧重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关系。他的结论是：“文化征服虽然不见刀光血影，却同样是一场严酷的战争。”“印第安人在其中所受创痛之深巨，所受损失之惨重，完全可以和物质与肉体的灾难等量齐观。”他还认为，从体质上和文化上同化印第安人是不可能的，只有实现“平等的自治”，“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才能走上正常的变迁轨道”［38］。
丁则民、高鉴国两位学者在对美国民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主义进行论述的同时，揭示了“熔炉论”、“一致论”被文化多元论所取代的过程和原因［39］。
８０年代初期和中期，丁则民、李其荣开始探讨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和新移民所遭受的歧视和限制［40］。随后，邓蜀生又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３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世界历史》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等文章，并于１９９０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美国移民史的专著《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一书问世。两位学者都借鉴和采用了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把美国移民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城市史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９０年代初，围绕美国城市化道路、西部开发与城市化的关系、西部城市的起源与类型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王旭的专著《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最具有代表性。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西部开发与西海岸城市兴起到西海岸四大都市区形成的全过程。由于作者使用了跨学科理论和方法，使该书的视野和研究范围更广阔，因而令人耳目一新。１９９６年８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中美城市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即将出版。
与城市史有某些联系的美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也已经起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文集（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为这项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文集收入了２３篇论文、６篇论文提要，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出版社还于１９９６年出版了张少华的《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一书。
此外，军事史、宗教史、历史人物传记、教科书等方面也都出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成果［41］。其中刘祚昌的《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尤为出色，不仅资料丰富，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显示了作者对杰斐逊的深刻理解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研究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也是一个过去被忽略但又待深入的领域。在这方面，青年学者杨玉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曾与辛逸、胡玉坤共同编辑出版了文集《我说美利坚》（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并发表了《美国西进运动研究在中国》（《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等文章。
当然，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我们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还需要提高，否则很容易在西方学者论著的海洋中迷失方向，分不清精华和糟粕。其次，需要进一步端正学风，杜绝互相吹捧、主观武断和随意抄袭的现象，提倡敢于争鸣，互相切磋，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此外，还应当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计量方法，力求缩小同国际水平的差距。
注释：
[1]其中有魏源著《海国图志》卷三八；梁廷枬著《合省图说》。
[2]其中有项衡方编《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上海申报》１９２１年；罗家伦《华盛顿会议》，北京晨报社１９２２年。
[3]例如关天的文章《美国是否有诚意援华》（《太平洋》第１卷第１２期，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沈静的《美国的援欧助华政策》（《世界月刊》第２卷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日）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种情绪。
[4]其中有〔美〕班兹著，白达译《社会科学史纲——史学》，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版；〔美〕内文斯、康玛哲同撰，刘尊祺译《美国史》，重庆外文出版社１９４５年版。稍早一些还出版了几本中国学者撰的书，如姚绍华著《美国史》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胡明恳《美国独立》，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６年版；熊大经《美国经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5]见黄安年编《百年来美国问题书目：１８４０—１９９０》上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９０年刊印。
[6]正式出版的有：人民出版社编《美国侵华史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年版；《１７６５—１９１７年的美国》，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１、２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版；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外交研究资料》第１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国情咨文汇编（１９４６—１９６２）》，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等。
[7]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叶菲莫夫著《美国史纲（１４９２—１８７０）》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祖波克著《美国史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版等。
[8]黄安年编《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１８４０—１９９０）》上、中、下册。
[9]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０页。
[10]张友伦、林静芬、白风兰：《美国工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戴志先：《１９世纪的美国工业革命》，《湖南师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徐玮：《１９世纪上半期美国工业发展的特点》，《北方论丛》１９８１年第６期；杨惠萍：《美国早期工业革命几个问题探讨》，《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11]陆镜生：《美国工业革命开始年代问题》，《南开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12]冯承柏：《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13]徐玮：《试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历史》１９８９年第８期；龚淑林：《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与联邦政府的政策》，《江西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14]张友伦：《美国史研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15]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２、３期。
[16]张友伦：《评价美国西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17]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18]宋子海：《简评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贵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19]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
[20]谭君久：《试论美国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政党的演进》，《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６期；韩铁：《试论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世界历史》１９８３年第６期；邓蜀生：《美国联邦主义的历史演变》，《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
[21]黄德禄：《略论美国的政变制度》，《河北师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４期；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
[22]黄柯可：《美国两党制的形成及其特点》，《世界历史》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23]参见《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
[24]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25]如《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万松玉、刘一林《美国妇女运动初探》，《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张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与问题》，《美国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时春荣：《战后美国女权运动的发展及其影响》，《世界历史》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26]参见丁则民《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介》，《吉林师大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世界历史》１９８０年第３、４期；《特纳与美国奴隶制度》，《世界历史》１９８６年第１期。杨生茂《“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假说》，《南开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27]丁名楠、张振ｋūｎ＠①：《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近代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２期。
[28]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
[29]邓蜀生：《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罗斯福新政》，《外国史知识》１９８２年第１１期；黄安年：《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史学译林》１９８０年第１期；戴志先：《湖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30]参见刘绪贻《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５期；《有关新政的几个问题——与黄绍湘同志商榷》，《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世界历史》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31]参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评罗斯福新政从杜鲁门延长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见解》，《重庆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关于罗斯福实施新政的指导思想》，《河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评有关罗斯福新政的几个问题——答刘绪贻同志》，《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第８期。
[32]参见胡国成《关于新政的分期问题——兼与刘绪贻先生商榷》，《世界历史》１９８６年第７期。
[33]参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评有关罗斯福新政的几个问题——答刘绪贻同志》。
[34]参见张谦让《论罗斯福新政的历史作用》，《山西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35]参见邓蜀生《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36]参见黄安年《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性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37]参见赤林《美洲印第安人是土生的还是外来的？》，《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６期；万心蕙《美国印第安人的觉醒与斗争》，《外国历史知识》１９８１年第１２期；李家添、戴国华《从考古学看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38]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第２、３４９页。
[39]参见丁则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族裔史学及其发展》，《东北师大史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高鉴国《试论美国民族多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世界历史》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40]参见李其荣《外来移民在美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美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外来移民》，《兰州学刊》专辑，１９８６年７月；丁则民《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41]其中有：陈海宏《美国军事史纲》，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顾学稼、林霨、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余志森《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李剑鸣《伟大的历程——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刘文涛主编《美国历届国务卿传》，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史学评论网（www.sxreview.com）转发 2002-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