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津琥：当前高校流弊剖析

陈丹青辞职了，因为他在号称中国最好的一所大学、未来若干年就要创建成一所世界名校的大学里，居然看不到希望，引来有识者一片惋惜；晏才宏辞世了，他到另一个世界去继续教他的电路去了，可是却苦了这个世界的孩子。为什么在当今到处都是口口声声说以“学生为主体”，“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的今天，一个个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就不能得到他应有的地位和荣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以致一个连续几年都无法录取自己中意的学生；一个年仅中寿，死时才仅仅是一个讲师？

难道仅仅是因为陈先生中意的学生英语、政治不合格？可一个学生是否具备科学研究的潜质，是应该听取专家的意见，还是应该看那不知始作俑者为谁所制定的僵硬的标准？难道仅仅是因为晏老师没有论文？以笔者这几年在高校的经历，论文固然难写，可中国式的论文，只要你脱了盲，脑子没病，怎么会写不出？你写不出论文不会抄吗？你发表不了论文，不会买版面吗？索性拿点钱，找个枪手，给你一帮到底！不就完了！笔者最近听几个在读博士说，他们一人拿了三千块钱给某核心期刊主编，就得以一人发了一篇文章。何况是评职称这种大事？一旦职称上去了，岗薪也上去了，项目也有了，地位也有了，外面请的也多了，多的都挣回来了！难怪现在为评职称，有的人拿个几万块钱上下打点都不觉得算什么！晏先生当然不会智商有问题，只能说他是不屑于当前一些人的论文的写作，他把他的论文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发表到了课堂上。

如果说陈先生是个狂者的话，那么晏先生就是个狷者。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不过不管他们是狂者还是狷者，他们都是当今的佼佼者，是高校中，学生最需要的良师！笔者常说只有有个性的老师，才能教出有个性的学生；只有有个性的学生，才能在科学领域，无所畏惧，勇于开拓，并取得成就。然而他们却一个暂时离开了，一个永远的离开了！

再环顾自己在高校的所见所闻，笔者痛心的发现，近几年来，由于一些令人费解的政策的推行，不少优秀的老师一个个陆续离开了学校，形成了事实上的一种“逆淘汰”机制。他们在“知识无用论”盛行的时候；没有走；在“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的年代没有走；然而在科研经费增长，教师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却走了。丁肇中先生在山东大学演讲时，回答学生提问时，曾说过大意是这样的一些话：“科学研究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你要问我这项研究有什么用，前景如何，谁又知道呢？”是呀，科学研究是人类社会中最神秘、最不可预测、最自由、最注重展示个人才情的一项职业，我们应当让研究人员自由、愉悦的心境下，进行科学奥秘的探寻：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青霉素、磺胺等药物的发明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发明的来到和出现，又有哪些是在上级机构的课题规划和指导下进行的呢？然而现在高校的科研和教学却变得越来越教条、机械、功利和程式化，越有个性、越有思想、越有才情的教师，几乎就越痛苦，越难容忍现行的这种工作方式和生存状态，也越来越难被当前这种环境所容忍。就拿教学来说吧，不少学校对老师上课是该站着还是坐着（可怜一些女老师和一些老教授，有的怀胎十月、有的年事已高，却不得不从早站到晚。遥想当年，笔者读书那阵，一些教师讲到兴之所至之处，可以一屁股坐到讲台上，或把脚翘到讲台上，实在令下面的我们羡煞不已，我当时就想我将来也要将脚翘到讲台上，可惜等我现在当上老师后，座位都没有了，其实，教学行为是教师和学生两者之间的事，民不告，官不究，何必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应该不应该用课件都有严格规定（以前照本宣科不行，现在照着课件念反而没人管）。在学生还没见到的情况下，教学计划就得制定出来了，甚至要具体到哪周哪节课，

该讲哪些内容，都要落实；每期和学生交谈过多少人次，每次交谈过多久，谈了什么内容，解决了什么问题等等，都要被要求记录下来，以备检查；近几年笔者相信大多数老师花在应付上面各种检查所填写、制作的各种文字材料的时间和精力，要十倍、百倍于他们为学生讲授所写作的教案上！再拿科研来说吧，几千种刊物，科技处几个人随便划几个圈就能圈定全校几十个专业的核心刊物，要研究什么，怎样研究，在哪些刊物上发表，发表时不能少于多少字（一般是三千字），都有详细的要求，否则将不被视为科研工作量。以致于某些学校科技处的人员每年年底光数教师论文字数都数得不亦乐乎，简直为亘古未有之奇谈！

百姓常言：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不意现在这种一味追求“数字化”的做法竟也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大肆蔓延开来。种种量化考核指标，方便了上面的检查，方便了平庸者的需要，但却也使具有创新精神和学术思想的人逐渐在高校“边缘化”，甚至被屏弃出高校！

而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笔者以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实在不能辞其责。在企业，一个公司经营不善、效益下降、人才流失、失去职工信任和支持，直接后果就是管理层集体辞职。可在高校，有谁见到过一所学校的领导层由于本校教育质量下降、人才流失严重、学生教职工意见大而辞职或被罢免的呢？一些行政管理部门权力之大，之不受制约，几令人难以想象，由于没有问责机制，直接造成不少行政主管部门轻于决策，无所忌惮。甚至是变幻无常、朝令夕改。

以笔者近几年在高校的所见所闻，一些教育管理部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简直近乎随心所欲、匪夷所思。就拿这几年说教师文凭低了，于是乎要求教师必须在若干年内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可管理部门那帮家伙的文凭更低，却没有要求）；嫌一些教师不思进取，于是乎推行所谓“不升即走”（试问管理人员是否也可仿照教师“非升即走”制度，也三年一个任期，这次科长，下次处长、再下次校长、再下次部长）；制定薪资标准，自己就给自己制定了，连教代会的形式都无须履行一下；而个别教授经过千辛万苦满足种种苛刻要求，才拿上两年高薪，某领导又说了：“太容易了，要调整”，于是乎就撕毁协议另行制定（试问，就算你制定的标准偏低，可当初你又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呢？）；随便找两个人听一两堂课，就可以给一位教师的教学打出一个分数（试问；你才两节课你懂什么？！）。本来一所学校是由教师、教学管理辅助人员、学生三方面组成，三者互有权利和义务。可我们经常听到和看到的却是三者中权利与义务的畸轻畸重。管理部门的权力几乎是不受制约和限制的不断膨胀：只见他们今天对教师提这个要求、明天对学生提那个要求，却很少能听到和看到教师和学生对管理部门的要求。管理部门可以

轻易的把他们一时冲动的没有经过讨论调查的意志变成规章制度，要求下面必须遵守，而教师和学生对管理部门的要求，却仅仅能变成意见和建议，供他们参考，想接受就接受，不想接受就不接受。现在一所学校发展出现问题，一说起就是老师的问题，学生的问题，而从来就没有人说过管理者的问题。

在当今创建名校的过程中，不少学校对教师学历、科研、教学、育人、师德等等林林总总方面都提出了包罗万象的指标和要求，可有谁又能告诉我，有哪些学校对他们的管理部门也提出过量化指标？高校再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