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青：被误读的“冷战之父”1
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在家中辞世，享年101岁。这个拥有各种头衔的人其实是一个被误读的人。他的论著和他的经历，折射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珍贵的两样东西:现实主义和独立精神。而它们的缺失，恰恰是我们习惯误读的症结所在。
有点小才？“遏制”之父？
曾在一本历史教材上读到乔治·凯南，文字略带春秋笔法:
最早向杜鲁门政府提出“冷战”政策建议的人，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此人出身微贱，有点小才，但长期郁郁不得志。为了讨好美国当局，曾写过许多有关苏联政局的捕风捉影的报告，可信程度极低。但这位老兄面对挫折，毫不灰心，仍然在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一次，凯南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打开了收音机，斯大林1946年2月9日的讲话，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认为，斯大林的这个讲话，集中地反映了苏联的对美政策。于是心血来潮，奋笔疾书，写下了他对苏联的看法。
后来，书读得多了，才知道凯南“心血来潮之作”就是外交史上著名的“长电报”，赫然发现先以意识形态打底再用文字上妆的历史读本是何等荒谬和犀利。一个在40年前就预言苏联帝国解体方式的战略家，一个对现代美国外交政策打下深刻烙印的外交官，一个一生著作等身两获普利策奖的学者，三言两语之间就成了一副无事生非奸佞小人的形象。
可笑的是，这种善于颠倒黑白的丑化宣传，恰恰是凯南最厌恶的政策执行方式。在美苏对抗最白热化的年代，他依然坚持，“遏制”不是说处处针锋相对，互吐口水，挥舞核弹，“遏制”的精髓是解决内政问题，把自己建成一个榜样。更可笑的是，整个学术界和外交界公认，在凯南之后，无论美国还是别的什么国家，似乎还没有人能再写出一份“长电报”，而我们尊敬的教授们竟然在评论一个大师“有点小才”。
3月17日晚，凯南在家中辞世，享年101岁。第二天，国内诸多媒体上均可读到千字报道，标题所冠不一，大体不脱“冷战政策之父”或“遏制政策之父”，皆称美国对付苏联的冷战策略就是凯南一手炮制，最后导致苏联崩溃解体。
在“遏制”一次渐趋流行的今日，标题看来的确吸引眼球，但写手们显然不知道，凯南几乎在用半生时间来分辨一件事情——他的遏制战略与美国政府的遏制策略根本就是两码事。为什么凯南晚年对自己当年的建议感到懊悔，甚至不愿再提“遏制”两字？我们尊敬的编辑只消文字技巧一带而过，却把激进反共的黑锅利索地扣在了一个现实主义主张缓和者的棺材上，信息时代快餐文化的荒谬与残酷于斯可见。
凯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答案也许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但至少他是一个认真看世界的人，他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疯子和弱智媒体有意无意的误读，即便这种误读会对他有利。他的论著和他的经历，折射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珍贵的两样东西:现实主义和独立精神。
而它们的缺失，恰是我们习惯误读的症结所在。
外交官？学者？
对凯南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外交领域大多数学者将其归于“现实主义学、外交学派”。《纽约时报》在纪念凯南逝世的文章中将他称为“旧世界风格的最后一代外交精英——由合适的大学和团体所制造”。而冷战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则说:“他也许会被当作外交家和战略家加以纪念，但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一个自由的角色，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诗人和小说家。”
1904年，凯南生于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一个富裕的中产之家，这是一个典型的wasp，即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父亲是一名律师，他的家族来自英格兰和爱尔兰，18世纪移民美国。
凯南出生两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德国女人，凯南也在8岁的时候被送到德国上学。在纯粹的语言环境中，他学会了德语，这是他掌握的诸多外语中的第一门，日后他还学会了俄语、法语、波兰语、捷克语、葡萄牙语和挪威语。
1917年后，凯南相继受教于圣约翰军事学校和普林斯顿大学，1925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次年，凯南成为美国首批公开选拔的人才进入外交机构，经培训被派驻欧洲。他日后回忆说，毕业选择是他一生中关于职业问题的唯一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1927年到1928年，凯南先后在瑞士日内瓦、德国汉堡和柏林的美国领事馆或大使馆任职。后来一度曾想辞职回普林斯顿任教，因为美国官方有意让他在职进修培养成语言专家。
1929年到1931年，凯南进入柏林大学，攻读俄国语言文学和历史。选择俄语，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需为和苏联建交做准备，另一部分原因是凯南有一个远方叔叔，也叫乔治·凯南，是一个俄罗斯方面的专家，曾在1891年出版了专著《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
凯南日后成为苏联问题专家，拉脱维亚的里加是一个重要起点。里加是当时西方接触苏联的门户，美国在此专门设立了一个苏联研究中心。凯南1931年被国务院派为驻里加使馆三秘，主要负责研究苏联经济问题。那时的凯南通过阅读苏联报刊及与苏联移民的接触，通过对苏联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舆论宣传的系统分析，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当时人称“里加仔”。此后，到1937年，凯南一直呆在苏联任职，走访了苏联各地。
凯南是如此喜欢从下层了解一个国家，乃至于日后他终于成为驻苏联大使后，因为抱怨没有随便接触苏联民众的自由而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仅仅在任上干了4个月。
凯南可谓“经历决定命运”。在20世纪后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总是具有一种超乎现实的与当局所好不合拍的洞察能力，部分原因也许可以用上述履历加以解释——他拥有与大多数现代外交官不一样的教育背景和完全不同的自我认同，他是一个研究历史和语言的专家，而这两门科学都需要严肃的实证精神和严谨的逻辑分析。
凯南是美国外交领域极少数仅靠笔头就得以晋升高官的人，而且他不在乎国务卿或者总统在考虑什么，他只是基于所了解的事实作出分析和预测，老派而冷静。
克林顿时代的政策计划主管莫顿·哈帕林曾说过，凯南给所有负责政府战略计划的人都建立了一个榜样，那就是不管你的观点多么不受欢迎，你都必须向决策者说真话。
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别说是外交官员，似乎学者们也越来越喜欢为政府伴唱了。典型反差是，以前，像凯南这样的学者型外交官不得不离开国务院甚至政府，而现在美国外交机构里到处充斥着新保守主义派学者。
此遏制？彼遏制？
早在二战结束之前，当时在莫斯科使馆当二把手的凯南就给华盛顿发回了相当数量的关于战后局势的分析，不过那时候美国政界还是乐观的“对苏合作派”占上风，所以他所阐述的“美苏战后不可能合作”的观点一直被扔在一旁。
1946年，美国财政部在组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上遭到了苏联异乎寻常的反对，国务院随即要求驻苏联使馆提出自己的分析，解释苏联此举的缘由。以此为契机，2月22日，凯南发回了那封外交史上著名的8000字电报，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一项长期战略，即遏制。1947年7月，已经是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凯南化名x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正式提出对苏联实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并预言苏联将在几十年后瓦解。
此时，恰逢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迅速紧张，对苏联扩张的恐惧在西方蔓延，凯南的理论受到美国政界高度重视，遏制论也被媒体广泛传播，他几乎成了一个明星。拿凯南自己的话说:“我在官场上的孤独结束了，我赢得尊重，掌握话语权。”
历史已经证明，凯南在“长电报”中的许多观点是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比如他说:
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如果对方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
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每次面对美国的直接对抗时，苏联都如凯南所言先行退让。敢在核战争的边缘这样出牌，凯南的预判不能不为后人所惊叹。
但就在美国政府从1950年开始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的时候，凯南又首先站出来反对。原来，他发现自己被误读了。他精心设计的遏制思想在“杜鲁门主义”里成为全世界范围内不分轻重缓急目标含混的反共十字军，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那里则变成不分重点不顾手段的全球军事遏制。
在他看来，遏制的全球化和军事化与他的思想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这两者最根本的分歧在于，该把苏联当作一个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源头加以遏制，还是把它看作一个与传统俄罗斯并无本质区别的民族国家。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写冷战历史时评论说:“凯南不相信俄罗斯真的为共产主义圣战，同时他也不属于反共十字军先锋。”“长电报”“认为苏联是深厚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潮流孕育出来的”。该电文和“ｘ”文章一样，都一再强调苏联对外行为动机从根本上说不是意识形态目标，而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不安全感。至于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主要是说明苏联不安全感的理论依据和对外扩张的工具。他在“ｘ”文章中用很刻薄的话来表述这一论点:“马克思主义是他们在道德上和思想上受人尊敬的一块遮羞布。他们在历史面前没有这块遮羞布，充其量不过是那种残暴而不惜民力的俄罗斯统治者绵绵世系中的最后一代罢了。”
由此认识出发，凯南对美国政府习惯性地从道义和意识形态角度考虑对苏战略并由此借出的处处对抗的政策更感到不满。事实上，在“长电报”中凯南已经对双方实力作出了准确评估——“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还是一个软弱得多的力量。因此，它的成功与否实际将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强盛程度。”
在凯南看来，遏制手段中最重要的一种，是西方世界解决好自己内部问题和弊端，保持社会内部的健康与活力。“长电报”说得很清楚：
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1000份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莫斯科就将从中得到好处。反之，莫斯科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面就不会从中得到好处。
另外，军事手段虽是遏制中必不可少的，但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要挥舞大棒，也并不是要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与美国利益不沾边的地方和苏联的代理人对抗。更简单地说，凯南的遏制是“均势遏制”而不是美国政府的“全面遏制”和“军事遏制”。
一个策划者的谋略被决策者误读，这的确是一件搞笑的事情。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克罗卡特在《50年战争》一书中所说:“凯南自己也感到其中不无嘲讽，他的名字最终竟然与自己持重大保留意见且很少参与的‘杜鲁门主义’，而不是和发挥主要作用的‘马歇尔计划’联系在一起。”
绥靖主义？终结者？
1948年以后，凯南就坚决主张美国同苏联进行谈判和改善关系，认为这比孤立和对抗更有助于苏联的“软化”，因为在他看来打开苏联民众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才是让苏联完蛋的唯一途径。他是美苏缓和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因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指责为“绥靖主义者”。
到1950年，凯南与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分歧。实际上，艾奇逊从任国务卿始,就不怎么依重凯南和政策研究室。他认为凯南过于迂腐,其建议有如道德说教。在这种情况下，凯南决定退出外交界，其政治生涯也由此暂时告一段落。其实，现在看来两人的分歧就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和霸权主义国际政治观之间的分歧。
1957年11月，凯南再度引发论战。他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发表著名的“里思演讲”，批评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的冷战政策，明确地提出1948年统一德国之计划中的“脱离接触”建议。凯南在演讲中指出，如果美英和苏联的军队同时撤出中欧地区特别是德国，那就可以首先结束德国的分裂，进而结束欧洲的分裂，使冷战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随着冷战缓和，西方就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即协议与谈判方式挡住苏联的扩张，逐步使之瓦解。
演讲遭到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人的抨击，前国务卿艾奇逊的批评尤为尖锐。他讽刺凯南“从未领会过实力关系的现实”，而是“采取了一种虚幻的态度”，并将“脱离接触”斥之为“新孤立主义”。
但现在回顾历史，霍布斯鲍姆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冷战中置苏联于死地的并非‘对抗’，而是‘缓和’”。虽然苏联正好在里根年代的末了瓦解，但如以为是里根发动的真真假假的“星球大战”拖垮了苏联那就太幼稚了。霍氏指出，苏联瓦解的原因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及超级强权对抗削弱了社会主义，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在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有缺陷，经济结构失衡，超速扩张，而相形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具有活力和优势。但是，如果铁幕的两边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进行自杀式核战争，就算苏联中央计划式经济效率再差再松散，也可勉力支撑——最坏不过苟延残喘逐渐死亡，也不至于猛然崩溃。
1986年冰岛雷克雅未克和1987年华盛顿美苏首脑会议之后，冷战实际已宣告结束，几年之后，1991年苏联解体。40年铁幕下一贯僵持与4年缓和中轰然倒地，不知道艾奇逊如果看到这一幕，是否会想起当年那个主张绥靖的学究——凯南。
其实，再回到冷战年代，重新审视决策者对凯南“遏制策略”的误读，你也许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统治需要。当年美国的大小政治人物，未必人人都相信自己口若悬河的反苏反共辞藻，也未必没有人想过凯南的方法。问题在于，政客们发现反共预言不但可以听来义正词严，而且其妙用无限，简直难以抗拒。从政策层面说，可以打破美国人传统的孤立心态，名正言顺地增加税收，推行全球霸权政策;从个人层面说，凡是煽动反共的，从参议员麦卡锡到联邦调查局万年局长胡佛都可长保个人政治地位和利益;从习惯拿出大把政治献金的军火工业来说，疯狂的军备竞赛才是整个行业的黄金时代。
所以，直到40年后，里根和幕僚们当核战人质的心理压力都同时趋于崩溃的时候，大家才终于同意坐下来谈判。而凯南就像那个揭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说得对，却不合时宜。这正应了凯南在莫斯科时的老上司哈里曼的一句评论“他了解俄罗斯，但不了解美国”。
圈里人？圈外人？
望文生义的人总是因为凯南的“遏制政策”将其视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智囊团里的干将，其实恰恰相反，凯南因为不愿被误读，1963年永远脱离外交界后就一直以一个批评者的身份出现。
“他不是东海岸精英分子团体中的一员，”历史学家加迪斯说，“他从未富有过，他以自己的学院派风格工作，他在大萧条时期损失了所有的财产，他一直把自己当作（外交）圈外人，而不是圈里人。”
《纽约时报》说，凯南性格太过直率、敏感和严肃，因此总无法让自己的睿智与政客所需要的东西合拍，他同时缺乏政治和官僚经验让这些观点为决策者所接受。
凯南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军事机构来说，我的影响实际等于零。在国务院也是同样，除了一两个人以外。马歇尔将军非常高兴我在欧洲复兴问题上所做的一切。但我担心他从未充分理解过它背后的理论基础。”
他后来也想明白了，战略家其实只是政治的工具。政府厅堂对于一个自由思考的灵魂来说，实在太过狭小，就像中国古语所说“肉食者鄙”。凯南因此退隐江湖，在普林斯顿大学著书立说。
20世纪50年代凯南便已脱离了冷战共识，到了70年代，他又跳出了从美苏关系角度来观察世界事务的框框，开始用更开阔的视野来认识这个世界，形成了被研究者称为合作的国际主义的世界观。于是，大国军备竞赛、世界人口爆炸、全球环境变迁、西方衰落和美国社会衰败等问题成为他思考的主题。这些在冷战结束后都逐渐成了热门话题。
到了晚年，这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后冷战时代，这个最早提出遏制又提出缓和的战略家实现了终极升级——他回到了自省的道路上来看待世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凯南晚年强调，美国人从建国之初继承下来的“天命观”并不正确。美国只是人类的一部分，并不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它并不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尚的情怀，也无法独自应付众多的世界难题。美国最好把对领导世界的可能性的梦想和愿望缩小一点，“我们实在并不那么伟大”。
他指出，如果说美国能够有什么独特力量的话，那就是养成一种恭谦慈悲的美德，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美国不应去充当别人的教师，最多只是一个好坏兼具的榜样。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内众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美国需要的是“最少而非最多地卷入外部事务”。
在纪念x文章发表40周年时，凯南意味深长地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一些方面，我们美国人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遏制我们自己。”
有人把这当作一个睿智者的回归，但谁又知道立场不同的政府和媒体会如何解读呢？
（《看世界》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