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边疆”到“全球边疆”——美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
[关 键 词] 美国； “大陆边疆”； “ 海外边疆”； “全球边疆”
一部美国历史，是不断拓展“边疆”的历史。从大西洋西岸向太平洋东岸的移动、从北美大陆向海外进而向地球各个角落的延伸、从地球表面向外层空间的发展，是美国从北美 “大陆边疆”向“全球边疆” 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边疆” 的不断移动与扩展过程中，逐渐锻造了美利坚人“务实”、“求新”与“进取”的民族特性。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民族特性，才使美国能够在短短的两百多年里，从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壮大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从一个位于大西洋西岸的孤立国家演进为一个影响巨大的世界大国、从一个并不先进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工业强国。然而，伴随着“边疆”的拓展，美国对海外领地和世界霸权的追逐也在不断升级。
一、“西进运动”：美国的“大陆边疆”
美国走向世界的奠基，始于北美大陆本土拓殖的“西进运动”。“西进运动”是美国建国以后第一场大规模移民迁徙、经济开发和领土扩张运动。因此，“西进运动”的完成，不仅形成了美国的“大陆边疆”，而且伴随着美国西部边界延伸到北美大陆的极限，已经预示着美国海外拓疆时代的到来。
15世纪末，伴随地理大发现和哥伦布美洲航行的成功，一些西欧国家（主要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荷兰等）的探险家和淘金者便纷纷踏上美洲新大陆的航程。英国向新大陆真正大规模的移民晚于其他西欧国家，直到17世纪初，为了逃避宗教与政治的迫害，英国移民才开始正式向新大陆进发。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英国移民在踏上新大陆以前，不仅考虑到了未来在新大陆上与移民定居和生存等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注意到了在新环境下与移民权利相关的政治问题。因此，从1607年英国移民在北美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顿建立起第一个英属殖民 [1]（p55）、 1620年在北美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登陆前的“五月花号”船上签署的《五月花公约》[2]（p44）， 到1732年在北美佐治亚建立英属北美最后一个殖民地，[3]（p13）都能够反映出北美殖民地人民所拥有的“民主”、“自决”与“务实” [4]（p20）的观念和意识。也正是有了这种观念和意识，才使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逐渐由分散走向联合、由英王特许的领地走向独立的邦联以及最后由松散的邦联走向统一的合众国。
因此，1789年合众国建立以后，在宪法的保护下，美国人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殖民地时代就业已存在的“民主”、“自决”与“务实”的观念和意识，而且由于并不满足于当时仅限于大西洋西岸狭长地带13个州所占有的土地与疆域和美国仅仅是一个美洲大陆上不起眼的小国家，所以，在“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4]（p4） 观念的感召下，美国人认定美国必须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和最强大的国家。于是，从19世纪初期开始，一场集个人与群体、私人与官方和公司与政府于一体的大规模移民、经济开发和领土扩张运动——“西进运动”（westward expansion）[2]（p421）。便在美国拉开了序幕。
“西进运动”引发了美国建国以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流动。这种流动，不仅使每年有占人口总数10%的美国人处于迁徙状态，而且有占人口总数50%的人重新选择他们的定居地[5]（p227）。这一时期美国人口流动的方向，是从东部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迁徙，包括从新英格兰向俄亥俄的迁徙、从新泽西向宾夕法尼亚西部的迁徙和从切萨皮克向当时刚刚建立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迁徙以及后来向更远西部的迁徙。因为 “西部自由是‘支配’美国社会发展的力量。西部就是‘机会’，它为‘最机敏和最勇敢的人’敞开着。这种可以为美国居民所任意获取的自由土地，成了一个‘安全阀’，人们不满于自己的境遇，便可以自由向西拓殖，使社会经常处于流动状态，通过自由竞争达到繁荣。”[6]（p511）
“西进运动”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西进运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在西进的过程中，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了玉米王国，在密苏里州以西地区形成了小麦王国，19世纪最后几十年美国所建成的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也是在西进过程中完成的。铁路的建成与通车，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并加速了城镇的兴起和西部城市的发展[7]（p144）。正如著名的中国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所阐述的：“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发了这一片广大土地，这无疑是一篇壮丽的史诗。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虽不能说是绝后的，但可以说是空前的……西部土地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用，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不能算作过分的。”[8]（14）
“西进运动”也是美国不断扩张其“大陆边疆”的一种过程。随着西部的开拓和人口的向西流动，美国的“边疆”也在“不断向西移动”。[9]（257） 美国联邦政府管辖下州的数目不断增加，疆域也在不断扩大。合众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美国的疆域仅限于大西洋沿西岸狭长地带的13个州，而随着移民的不断向西迁徙（包括向中西部和远西部的迁徙）以及政府对土地的购买和兼并（包括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和对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兼并），到了19世纪末，在美国大陆疆域上，除了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俄克拉荷马还处于“准”州的地位以外，其余的几十个州都被联邦政府接纳为新成员，从而使美国已经囊括了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南起墨西哥湾，北抵五大湖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疆域，成为北美大陆上的一个新兴国家。
“西进运动”既锻造了美利坚人的民族性格，又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人“天定命运”的观念。“西进运动”，从表象上来看，是移民自发性的人口流动和迁徙，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它却是移民个人迁徙与经济开发，特别是与官方领土扩张的一种有机结合，因此，“西进运动”给美国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农场和牧场的增多、铁路的建成、城镇的兴起和疆域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无限西部边疆急待开发的广阔资源以及急剧膨胀的人口”，[10]（p56-57） 使美国拓殖者形成了务实、求新、进取的性格。这种性格并非源于欧洲和美国的东部，而是源于美国西部的森林。正如美国边疆学派的代表人特纳所论述的：“这条不断向西移动的边疆的存在，是产生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主要因素和决定因素，是美国不同于西欧国家的特点之所在。” [2]（p511） 因此， “西进运动”既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传统“冒险”精神的继续延伸过程，也是美利坚人“务实”、“求新”与“进取”的民族性格进一步形成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西进运动”，打开了美国人的眼界，膨胀了美国向海外扩张的野心，加速了美国走向世界的进程。特别是随着西部边界延伸到太平洋沿岸和大陆 “边疆的消失”，[6]（p511） 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时代也就随之到来了。
二、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海外边疆”
美国走向世界的成功，是通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在外交上制定与西方列强共同“均沾”亚洲利益的“门户开放”政策和美国置身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践得以实现的。因此，这一过程的完成，不仅形成了美国的“海外边疆”，而且伴随着欧洲传统大国对美国的承认和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使其真正摆脱了美洲大陆“孤立”国家的地位，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
19世纪末，伴随北美“大陆边疆”的消失、工业化的完成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确立其履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使命感——“新天定命运”(new manifest destiny) 开始在美国盛行起来。“新天定命运”与早期的“天定命运”相比，目标更为明确、务实和具体。根据这一使命，美国的扩张活动不仅限于北美大陆，而且还应致力于夺取海外领地和扩大势力范围。“新天定命运”的一个依据，是种族优胜论。根据这一理论，“美国人是天定的选民，是被上帝挑选来领导落后民族的基督教徒。” [7]（p337） 因此，美国人“有能力把它的制度传播于全人类，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地球。”[11]（p337） 在这一新使命的感召下，美国首先利用西班牙在古巴战争的机会，通过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对菲律宾的控制权和对古巴的占领权。与此同时，又获得了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的新权益。因此，美西战争，不仅是马汉“海权论”的第一次实践，而且也是美国开始由大陆拓疆向海外扩张的转折点。通过美西战争，美国的海外殖民体系基本形成。
“新天定命运”理论的另一个依据，是地缘政治学。根据这一理论，美国必将控制亚洲，并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对这一理论，当时美国扩张主义者鲁克斯•亚当斯进一步阐述道：“世界文明的一些中心，都是随着经济财富和边疆提供的机会环绕地球向西伸展，并且这条伸展的路线是显而易的：从地中海沿岸通过西欧到大不列颠，然后横越大西洋到北美大陆。”[12]（p508-509） 然而，美西战争前，中国和亚洲广大地区，一直是欧洲列强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很难染指这一地区。由于俄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亚洲角逐中的两个强有力的对手，所以当时美国不得不承认与英法“合伙外交”的地位。但是，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和扩张政策的转变，美国自然不会满足于其在亚洲处于国际事务“边缘化”的地位。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也无论从战略角度还是从战术角度，在亚洲利益争夺中取得与其他列强平等的地位，就成为当时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美国在亚洲取得对菲律宾的控制权以后，美国已经不能坐视“由于清政府的无能，而听凭日本、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和俄国等列强取得在华特殊权益，进而威胁美国在华的商业和贸易利益。” [2]（p625） 在这种情况下，1898年9月，美国总统麦金莱首先提出了带有与列强“利益均沾”性质的新的亚洲外交政策。1899年9月，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海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向各国政府发出如下照会：“每一个国家，在其影响所及的相应范围内，第一，对其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第二，对于进入上述‘利益范围’除自由港外的一切口岸的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任何国，均通用中国现行约定税率，其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在此种‘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进出港之他国船舶，不得课以较本过船舶高得多的港口税。” [2]（p625） 这个照会的实质，在于以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均势，来达到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目的。这就是美国外交上的“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被西方多数国家的接受，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外交上被西方大国认可，也是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第一次成功尝试。在此之后，美国又通过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事务和安排战后的政治事务，进一步暴露出美国企图发挥其世界大国作用的野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虽然美国曾表示不介入欧洲的政治与军事纷争，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但是，由于“天定命运”的感召，迫不及待发挥世界性领导作用的美国，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在战争进程中寻找机会，以实现其领导世界的夙愿。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为美国大踏步走向这一目标提供了契机”。[13]（p386） 结果是，美国在大战末期，不仅卷入了战争，而且威尔逊总统还提出交战双方实现“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2] （p698）的口号，以最高仲裁者的身份出面干预战争，以图左右时局。甚至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交战双方疲惫不堪的状态下，威尔逊总统又提出了结束战争的“十四点计划”，以世界领导者姿态，来收拾战争残局。虽然“十四点计划”带有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痕迹和色彩，但是，它构成了美国战后世界秩序安排的基础，特别是前五点内容（即公开外交，不得有任何秘密国际谅解；无论和平与战争时期，公海航行绝对自由；尽可能排除一切经济上的壁垒，国际贸易机会均等；充分地相互保证各国军备应缩减至足以维持国内安定的最低限度；解决所有殖民地纠纷时，须以诚相待，绝对公正；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的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与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以及第十四点内容（建立国际联盟，以保证各国均可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14]（no.6）），充分反映出美国企图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的要求。为了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梦想，威尔逊总统不辞辛劳，于1918年12月4日远渡大洋来到欧洲出席巴黎和会，这是美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尽管在与战后世界安排相关联的问题上（包括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国际联盟建立问题上以及战败国前殖民地处置问题上），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并不完全同意美国的设想和安排，甚至美国最终没有能够成为其所构想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一员，但是，从确立战后欧洲国际新秩序的凡尔赛体系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巨大影响。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经济上为美国走向世界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美国把战争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不仅带动了美国工业特别是与军火相关的工业的发展，而且进一步使美国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大国，并从以前的债务国发展成为债权国，华尔街逐渐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政治上增强了美国的“大国”观念和意识。“大战为美国提高国际地位创造了最有利的机会。战争中，英、法、俄、德等列强两败俱伤，美国坐收渔利。战后按照美国制定的和平计划重新安排世界，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发挥领导作用”。[13]（p436-437）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国际局势，为美国向世界大国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然而，美国毕竟是美洲大陆后起的国家。尽管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经过战争又有很大的提高，但在政治实际中，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被世人接受和认可，还需要一个过程。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为美国提供了走向世界的最佳机遇。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全球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德、意、日三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法西斯道路。与之相反，美国却采用国家调整经济的手段——罗斯福“新政”的办法，来挽救经济危机。其结果是，“新政”不仅在经济上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的出路，而且在政治上使美国避免走上极端和极权的道路，为世界人民保留了一块“民主阵地”。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自然成为世界的“民主兵工厂”。
由于罗斯福“新政”已经为美国应付来自法西斯的挑战做好了物质和精神准备，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许多人就已经预见到：“美国人的时代已经来到。”[15]（xiv）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后，尽管美国也如同一战时一样，采取“中立”政策，但是，与一战不同的是，美国在“中立”的招牌下，很快就开始用“租借”的形式向反法西斯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甚至包括苏联）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援助。美国大战初期的这一政策，不仅解决了上述国家开战后物质短缺的问题，而且也为它们提供了道义和精神上的支持，坚定了它们打败法西斯势力的必胜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举措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逐步形成，并为未来美国在同盟中发挥主导作用奠定了基础。
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正式参战，美国再一次被“天定命运” 的使命唤起，承担起“从希特勒铁蹄下拯救人类” [15]（xiv）的历史重任。由于美国很快将其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和巨大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巨大的战争实力，使其有能力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在欧洲、非洲和亚洲三地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作战。所以，美国参战以后，战争形势很快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当时，全世界人民真的把美国“当作救星来看待。” [2]（p783）1943年以后，随着同盟国三大战役——欧洲战场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太平洋战场上的中途岛战役和非洲战场上的阿拉曼战役的胜利，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伴随大战进入末期，美国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构想筹划与安排战后世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不同的是，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即将战败和英法等欧洲传统大国的实力被战争消耗殆尽，美国在战后世界中不仅处于绝对主导者的地位，而且已经抛弃了理想主义观念，而更多地以现实的眼光看待国际事务和美国未来在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大战末期的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所关注的问题和其所起到的作用，都能反映出美国现实主义外交及其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特别是在大战末期，美国通过筹建战后新的国际组织——创立了“大国一致”为基础和安理会为核心的联合国组织，确立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形式，进一步确立了美元为主导地位的国际金融与经济新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践，真正把美国从闭塞和孤立的北美大陆带到了海外世界，打开了它的眼界和扩大了它的视野。也正是在美国在向外看世界的同时，膨胀了它的世界大国的野心和建立“全球边疆”的欲望。因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到来，美国的“边疆”已经从北美大陆延伸到全球了。
三、 “冷战”与“反恐”： 美国的“全球边疆”
美国走向世界的最后一步，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发动“冷战”和苏联解体后在全球发动“反恐战争”的实践得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实现了其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国梦，而且已经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已经发展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为了与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对峙之势，美国通过操纵联合国、控制“第三世界”国家、插手许多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在海外建立海空军基地和在海外驻军等形式，拓展其势力范围和政治影响；在“反恐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美国已经扮演起“世界警察”的角色，维持世界秩序与安全。正是在美国发挥其世界领导者和世界警察作用的过程中，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行，美国的 “全球边疆”也随之而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卷入战争，加速了美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但是，战后在美国走向世界大国特别是走向世界领导者的道路上，令美国不能高枕无忧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是同盟国中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及其在战争中的成长壮大。进一步说，正是由于苏联在战争中以牺牲上千万军人和平民百姓为代价抵抗和牵制着德国陆军2/3的兵力，才赢得了欧洲战场的胜利和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最终胜利。苏联在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和苏联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同样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赞扬。经过战争的洗礼和考验，不仅使苏联的国际威望和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而且也使苏联的军事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当战争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苏联地位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战后世界领导地位已经构成了比较明显的威胁与挑战，于是，美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明朗化。实际上，早在反世界法西斯同盟建立之初，“美国与苏联的互不信任与猜忌就已经存在。”[16] (p12) 但是，由于法西斯势力对各个国家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打败法西斯势力，保卫世界和平，是当时世界人民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和期盼的目标。因此，在这种国际局势下，美国和苏联不得不暂时抛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成见，求同存异，走到一起，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正如西方学者所阐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联盟’，是由丘吉尔领导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殖民帝国——英国、由斯大林领导的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由罗斯福领导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组成的。正是由于有希特勒，才使三国走到一起来了，也正是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威胁，才使这个联盟能够维持四年之久。” [15]（p15） 因此，当连接同盟国纽带的法西斯势力的威胁将要被解除的时候，三大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合作的基础便开始动摇，盟国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
大战末期，美国与苏联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与战后世界新秩序相关的一系列东欧国家重新建国的方式上，核心问题是争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权。因为当时苏联计划在东南欧建立一条“安全带”，以便形成对苏联本土的防御屏障；而美国和英国则设想在苏联的边界线上重建一条“防疫地带”，使其形成反苏反共的前沿阵地。但是，在争夺对东欧国家控制权的斗争中，苏联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在二战后期，特别是在1944年苏联红军追击德国法西斯势力进入东欧地区以后，一些东欧国家从法西斯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其在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下的重新建国方式产生了令美国等西方国家始料不及的影响。这些国家重建以后，不仅在政治上信奉马克思主义走计划经济的道路，而且在外交战略上追随苏联，发展演变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所以，面对东欧国家突如其来的变化，美国的杀手锏就是使战时的“战略同盟”解体。于是就出现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占领，不仅摧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建立的‘大联盟’，而且导致了美国对苏联发动‘冷战’。” [15]（p53）
为了遏制苏联，1947年，美国首先抛出了“杜鲁门主义”，军事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政府，以镇压其国内的共产党势力，防止其政权落入亲苏势力手中。
“冷战”初期，美国的战略重点是西欧和亚太地区。在苏联控制东欧以后，美国加紧控制西欧。从1945年到1949年，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西欧国家，美国先后又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式，将西欧国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恢复经济，抑制革命力量，并促进美国商品与资本对西欧的输出”；并“修改对德政策，由战时主张肢解和严厉处置德国，改为分裂德国、扶植西德的政策”；同时“建立以自己为盟主的大西洋军事联盟，改变过去在和平时期不参与美洲以外军事集团的传统对外政策。”[17] (p11) 正是在美国新的欧洲战略之下，拉下了北起波罗的海南到亚得里亚海的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从而形成了以西德为边界的美国欧洲战略边疆。在亚太地区，美国最开始把目标锁定在蒋介石的国民党身上，将其作为战后美国亚洲战略的重点。但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国民党从大陆的撤退，迫使美国改变其亚洲战略，并通过重新扶植日本和南朝鲜，使其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重点。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变化，使亚洲迅速演变成为美国局部战争的实验场。20世纪50～60年代在这一地区所发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最终形成了以日本、南朝鲜、台湾和南越为核心的美国对苏联和大陆中国的亚洲战略边疆——“新月形包围圈”。[2]（p815-819） 与此同时，为了在世界其他地区与苏联角逐，在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和政治力量（操纵联合国）的同时，美国还凭借科学技术和经济力量的优势，向这些地区渗透，并形成了许多美国新的战略边疆，例如，中东战略边疆、非洲战略边疆以及美洲战略边疆等。更为重要的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竟相发展空间技术，把争夺的对象发展到太空，形成了美国的“太空战略边疆”。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对苏“冷战”的旗帜下，美国大踏步走向世界，并已经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二者争夺到哪里，美国的 “边疆”就延伸到哪里。“边疆”所及，反映出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扩张的频率和步伐。
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正当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激烈角逐的时候，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与连接东欧国家的政治与军事纽带的“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确立的以美苏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冷战”时代的终结，出现了冷战后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战略新格局。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国际新格局的出现，特别是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不仅进一步唤起美国人“天定命运”的使命感，而且又再次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进一步向全球拓展其“边疆”提供了天赐良机。正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苏联解体后所论断的：“新世界将在我们能力所控制的范围内。” [15]（p352） 因为在新旧世纪之交，“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其军事实力足以摧毁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与此同时，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已经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的总和。” [15]（p353）所以，在新世纪伊始，美国拓展其“全球边疆”，是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战争”为形式的。
恐怖主义是20世纪中期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潮，恐怖主义的产生，与下述三个因素密切相关：第一，某一个国家（例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内部经济与政治、宗教与文化、民族与种族、阶级与阶层等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第二，由于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期存在，使南北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发展不平衡性，进一步导致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第三，某些大国（主要是美国和前苏联）从“冷战”时期开始，为了争夺“中间地带”，便插手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事务，将其纳入大国的势力范围和战略构想。大国的干预和插手，不仅危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给它们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特别是20世纪末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进一步损害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于是，一些不满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极端分子，由于没有能力与美国正面对抗，便利用种族和宗教的矛盾，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打击和报复美国，制造全球性的动乱与恐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恐怖主义不仅是美苏“冷战”的后遗症，也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外交的毒瘤。
恐怖主义活动则是恐怖主义思潮的一种极端行为。为了达到某种政治或社会目的，恐怖分子常常采用暗杀、绑架、爆炸和网络攻击等暴力手段，来制造社会恐怖。实际上，早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前，恐怖分子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例如，1972年，恐怖分子在德国的慕尼黑袭击以色列的奥运会运动员；1985年，恐怖分子在空中劫持美国twa航空公司的847航班；1986年，恐怖分子在海上劫持意大利的巡洋舰，1993年，恐怖分子制造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的爆炸案；1995年，恐怖分子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制造政府大楼爆炸案；1996年，恐怖分子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基地制造爆炸案；1997年，恐怖分子又在耶路撒冷的水果和蔬菜市场制造爆炸案；1998年，恐怖分子在美国驻非洲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制造爆炸案；1999年，恐怖分子又在俄罗斯制造了一系列爆炸案；2000年，恐怖分子在也门的美军驻地制造爆炸案[18] (p410-411)。而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则是恐怖分子制造的超级恐怖活动。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美国的国际城纽约和首都华盛顿同时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顷刻间倒塌，华盛顿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遭到了重创。“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如同当年遭受“珍珠港袭击”一样，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与恐慌之中。
由于恐怖主义活动的“突发性、短期性和残忍性，通过消灭肉体来产生直接后果和巨大伤害，”[19] (p531) 特别是由于恐怖主义活动的“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 [18] (p411) 所以恐怖主义自上个世纪中期产生以来，现已发展成为对人类安全威胁最大的一种国际问题。为此，美国从1996年开始，逐渐通过“国会立法、行政决定和制定国际间联合反恐政策” [18] (p411) 等形式，打击恐怖主义。因此，“9•11”事件的发生，不仅为美国进一步打击和报复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分子活动找到了借口，而且也为美国在全球拓展其“边疆”和推行其霸权主义提供了机会。
“9•11”事件以后，美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与宗教等全方途径，利用联合国、北约和其他一切可能利用的国际机构和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恐战争”。但是，当代的美国实际上是陷入了一场更深刻的世界矛盾之中。 一方面，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反恐战争”打到哪里，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推行到哪里，美国的“边疆”也就延伸到哪里。换句话说，反恐战争规模越巨大，美国 “边疆”延伸的范围也就越宽广。另一方面，恐怖主义没有边界，因此，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本土已经不再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可靠的后方，而是脆弱的前线。美国的进攻，可以着眼全球，但是，美国的防御，却不再可能仅仅考虑本土。更为重要的是，完全不同于三十多年前使美国深陷其中的越南，现在的恐怖主义，已经使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泥潭。换句话说，美国把自己带进了世界，也把世界带进了美国。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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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转引自 robert a. divine, et al: america: past and present.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4.
[7] 丁则民：《美国通史——美国内战和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杨生茂：“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和区域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m] b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9] daniel j. boorstin: the americans: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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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 w. 普拉特：《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m] 巴尔的摩，1936年， 第6页。转引自丁则民：《美国通史——美国内战和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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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余志森：《美国通史——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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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绪贻：《美国通史——战后美国史：1945—2000》[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18] edward sidlow, et al: america at odds.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2002.
[19]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form continental frontier to global frontier:
the process on the powerful coun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cess on the powerful coun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analyzes its successful factors of inside and outside through the frontier expansion. it divides american history into three periods: the continental frontier, the overseas frontier to the global frontier. author states that american experiences: from explorers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al, participants of foreign affairs, to leaders of the world, tell us that the key factor of its successfulness is a combination of american mission conceptions, adventure and initiative spirits of inside into world opportunities from outside.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ental frontier; overseas frontier;
global frontier
作者简介：石庆环（1958-）女，吉林双辽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教学和科研方向：世界现当代史和美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