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的困境与史家的选择
史德之论，起始于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自其之后，倡言史德者代代有人。于今之世，治史者应有史德，似已成学界共识。然究竟何为史德？又如何使史家保持史德？史学界仍在众说纷纭。
有的学者在道德上将历史学家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台湾学者杜维运就是这样的人。他认为，“史学家像是一位救世主，他领导全世界人类向美善的境界迈进；他不向时代低头，不为政治屈服，必要时从容不迫地走向十字架去；他说实话，说内心所要说的话，公正无私，是他的天赋；他同时是一位心平气和的人，蔼然可亲，秉笔述往事，向十高龄老翁忆儿时，巨细缕述，喋喋不休，然而是非恩怨，像是全已烟消雾释了。”为了达到这种超凡入圣的境地，他提出史学家应该养成四种美德。一、慈悲的胸怀。历史学家应该与宗教家一样，挚爱人类，兼及万物。“慈悲则一视同仁，没有偏倚。以公正无私为鹄的史学家，应首以慈悲的胸怀为胸怀。不如此，纵使学通天人，博极古今，也不足成为大史学家。所以慈悲的胸怀，是一种史德，史学上的真、美与善，皆自此发源。”二、冒险的精神。“史学家无所畏惧，是一种神圣的义务，畏惧人祸天刑，即丧失所以位史学家。因此冒险的精神，实史学家不可缺少的一种史德。没有这种崇高的是的，历史的真相，将从此隐没，历史将失去其真价值。” 三、端正的心术。史学家应该丢弃私欲，修养良知，怀抱光明磊落之心。“私人的恩怨，完全摈除，宗教、党派、国家、民族的偏见，悉数廓清，回护、曲解、溢美、造伪、种种史学上的大忌，一一自此消失。历史的有价值，历史的可以供天地不休，端赖于此。”四、客观的态度：气平情正。史学家应该心情平静，思潮平静，不动肝火，谦虚为怀。“自诩客观忠实，而血气沸腾，情感激动，结果是不客观不忠实。天下绝少以欺骗为矢志的史学家，多半有君子之心，而气不能平，情不能正，以致丧失历史的真实。”[1]（p280-288）
对于史德，也有学者仅仅提出最低的要求。蜚声海外的学者余英时先生就持这种立场。余英时固然强调具有良好道德修养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然科学家缺乏道德修养不影响他做出突出成就，“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科学家本身修养坏得很，可是他可以得诺贝尔奖金。”但是历史学家则只有有着崇高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优秀史学作品。因为，“史学家的主观既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则他个人对人类、对社会很有影响，如果本身修养坏，本身的缺点不加以克制，对自己不能加以约束，他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坏的。”所以史学家应该特别注意自律，不能随意乱写。但在具体说到史德时，他只是提出，“至少做学问应该忠诚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忠诚于他的结论，不要为现实、为个人私念而改变他研究所得的结论，因为这是很容易的。” [2](p92,93-94)余英时对史德的这种要求与梁启超的思想颇为相同。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便是。”不过这个梁任公也承认，凡人都有主观，要做到忠实，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他提出史家常常容易反几种毛病。一、夸大，比如中国人总喜欢说中国好，把中国的优点往大处夸。二、附会，“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三、武断。对材料不加认真审择便主观判断。“总而言之，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3](p157,158,159)
李剑鸣先生是当今国内研究美国史的著名学者，他的《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大概是迄今国内第一部出自世界史学者之手的有关治史的专著。而他对史德的论述，对于当今国内史学界的种种不良现象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李先生认为，史家立身于人世，本身就有一个如何做人的问题。做人品行端正者，作为学人便也能以德治学。“做人有理想和追求，就可能把学术当成神圣的事业；做人讲究诚信，在学术上就可能严谨求实，遵守学术规范；做人谦和平易，在学术上就可能兼收并包，尊重同行；做人勤勉自持，对待学问就可能孜孜不倦；做人淡泊于名利，在学术上就可能脚踏实地，敢坐“冷板凳”。那些在学术上欺世盗名、弄虚作假的人，首先是一种做人的失败。”不过，李先生并没有就史家如何做人泛泛而论，而是从学术、伦理和法制三个层面来论述治史者的职业道德。在学术层面，史德的第一要义是求真精神。研究者应该尽力摆脱知识局限、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主观好恶等制约，力求持论慎重而公允，力戒偏见、武断和臆测。对待史料要忠于原文，不可断章取义，不应只引用对自己论点有力的材料，舍弃反面的证据。在伦理的层面，治史者必须严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成果，杜绝抄袭和剽窃。在法制层面，未经同意而复制、转载和使用他人成果属于侵权，“合理引用并不涉及知识产权，但如果大量使用他人的论著，则必须征得所有者的同意或授权。”对于违背史德的学术界的不良现象，李先生行文用语中折射着愤恨痛楚之情。“治学艰苦，创获为难，因而总有懒惰取巧的人径行抄袭剽窃，以求速成。”在今天这个功名和利禄挂钩的时代，学术腐败分子也是功名并重。“以求学位、职称和薪酬之功，而博著述宏富、学业有成之名。” “如果说剽窃国内学术成果相当于‘土匪行径’，抄袭外文论著则无异于‘海盗行为’。”[4](p181,186-187)
对于如何确立和维持史德，李先生认为主要靠学者自律而不是他律。“学术界没有警察，也没有法院，维护学术道德和学术秩序的最好途径，只能是学者的自律。就史德而言，无论是排除偏见和干扰而致力于求真，还是以忠实而合理的态度对待史料；不论是杜绝抄袭和剽窃，还是尊重知识产权，都没有外在的力量时时加以监督，要靠学者以人格、良知和对学术的真诚虔敬之心来严格要求自己。此外，还要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有助于形成健康的学术风气，强化学术规范的约束力，使作弊者有所畏惧，不易得手。”[4](p187)
杜维运先生对史德的那种高度定位，恐怕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对历史学家的理想化。生活在人世之间，恐怕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还是世俗之人。七情难舍，六欲尚存。虽然通过个人修养可以淡薄名利，但也难以达到那种超凡入圣的境界。所以企盼史学家做救世主似的人物，也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
那么，仅仅将史德限定为职业道德，是否就可以在史学界得到广泛遵守呢？于今之时，恐怕答案还是难以绝对肯定。理由是，史德问题，在个人层面说是道德问题，但当道德违规者不是个别，而是成了泛滥的现象时，则是社会问题。关注今日国内学界，严于律己者固然为众，但经营学术者也不乏其人。此类善于钻营的机巧之人，往往能够上博好于权势和名位之人，从而获得升高身价的功名利禄，下则可以炫耀自己的权势与名位，误导新入史坛的青年学子。且在严谨治学的人中，能取得显著成就的人寥寥。绝大多数人则只能在没有学术资源和机会的无奈中固守教席，努力授课以问心无愧于听课的学生而已。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人有错，错在个人；有错人众，错在何人？恐怕只能从社会机制上找原因。史学家毕竟是世俗中人，无法完全摆脱世俗社会的引导和制约。而现实的社会机制是市场机制，学术界的运作也在市场机制的制导下进行。功名利禄在交易中成友，取得科研项目，发表文章，常有与人际交易挂钩。在这样的学术机制下，自然善于钻营者巧取捷进，而严守学规的人落伍淘汰。现实如斯而史家却要自律以养德，便只能以老子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来自慰，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自勉了。
注释：
1、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
2、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一卷，《史学、史家与时代》，桂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4、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巧》，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