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两大潮流。国际化潮流使外交史研究更加重视多国视野和多国档案以及对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活跃的非国家角色的关注，并导致外交史演变成为国际史和跨国史。而文化转向则从过去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物质主义解释转向文化的解释，改变了外交史家史学观念和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看法，并为利用新的史料开辟的广阔前景。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使外交史逐渐走出危机，并有可能重新赢得在史学大家族中倍受尊崇的地位。<?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关键词：外交史、国际化、文化转向、国际史、跨国史

 

引言

 

外交史曾是传统史学研究中非常显赫的领域，特别是在冷战时代，美国外交史著作拥有众多的读者，外交史家在大学讲坛上备受尊崇。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度风光无限的美国外交史学却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批评，外交史研究被指责为守旧、呆板、狭隘和缺乏想象力,特别是缺少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在很多人的眼中，外交史仿佛是一个贫血的病人，已经衰弱不堪，沦为史学领域中的“继子”（stepchild）。[1]但是20多年之后，当人们在新世纪初期重新观察和评估美国历史研究状况的时候，外交史学家们不无欣慰的发现，经过改造和重塑的外交史再也不是历史学中的“继子”，而是充满生机活力，并正从边缘走向今天历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的中心。一些学者甚至大胆的预言，在整个史学研究领域，“下一件大事”很可能就是“外交史的复兴和再造（refashioning）”。[2]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复兴主要归功于外交史家自身20多年来应对外交史学危机的不懈努力，同时得益于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该学科的复兴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潮流带来了外交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变革，导致一种新外交史的出现，并使这一学科走出了危机。

关于外交史研究自80年代以来的新变化，已有学者给予关注。韩德在1992年就注意到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趋势，罗伯特·格里菲思则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最早提出“文化转向”的说法。[3]弗兰克·宁科维奇则于2006年撰文专门讨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4]宁氏的文章对外交史研究传统范式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衰落，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外交史学的冲击，文化转向兴起的原因、主张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文化因素的影响力以及国际关系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颇具启发性。但是，若要全面总结外交史研究20多年来的新变化，该文还存在如下不足：仅关注文化转向问题，而对外交史研究的另一重大变化，即国际化趋势以及国际史和跨国史的兴起很少论及，同时也没有看到这两大潮流之间的互动；对外交史研究的两大传统范式――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学术特征的总结不够准确和清晰；在分析外交史两大潮流兴起的背景时，对史学共同体内部的变化如何影响外交史研究，特别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对传统外交史的冲击，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新变化对外交史的挑战语焉不详，而外交史的变化实际上是学术潮流和现实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文化转向的诸多路径、特征、贡献及其对外交史研究的深远影响缺乏全面的总结和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宁科维奇文章的基础上，通过弥补该文以上之不足以及追踪最近二年来外交史研究的新进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两大潮流――国际化与文化转向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

 

传统范式的危机

 

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外交史研究主要由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两大范式主导。这两大范式在外交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成就，也造就了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威廉·威廉斯(william a. williams)这样的大师级的外交史家。直至今日，两派最有影响的史学家，如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和瓦尔特·拉费伯(walter lafeber)仍然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领军人物，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力。

现实主义范式相信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角色，因此也应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对象，而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扩大国家的利益，因此外交就是追求权力和运用权力的过程。现实主义范式研究的重点美国国家（american state）的政策，试图回答这样一些核心问题：美国政府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是由谁制定的？政策的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是如何实施的？现实主义范式把美国的外交决策视为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和本国的力量与利益进行理性的精确估算的过程，不大关注公众舆论和社会力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认为公众普遍对国际事务无知，而精英比公众更精通国际事务，能够超越党派政治，摆脱意识形态教条来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并制定合理的战略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利益。现实主义范式通常用国际关系格局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来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主要依赖政府档案，对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权力、均势、国际体系、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战略是这一范式经常使用的分析概念。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最悠久、奉行者最多的范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第一代外交史学家塞缪尔·比米斯（samuel flag bemis）和德克斯特·帕金斯（dexter perkins）等人的著作中。冷战初期，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汉斯·摩根索等人继承了比米斯的研究取向，并丰富了现实主义范式的内容。他们把外交史与刚刚兴起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相结合，运用政治学中权力、利益和地缘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对美国外交史进行了非常精细的分析，并试图适应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潮流，建立解释美国外交史的“科学”体系。凯南等人还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道德主义－法理主义取向提出尖锐批评。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以约翰·加迪斯为代表的研究冷战史的后修正派大体上也遵循现实主义学派的取向，后修正派的贡献在于他们从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和认知心理学中汲取理论资源和解释框架，更加重视国际体系和大战略的分析，并开始关注决策精英的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的作用、决策者对国际事务的认知与误判等等。正因为现实主义者关注的是国家的政策，因此把有关政策过程的记录，即外交档案和决策者的回忆录作为最重要的资料，对档案的依赖和迷信成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特色之一。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者非常愿意充当学术共同体和政府之间的联系人，强调学术研究的功用性，试图通过历史研究为政府的外交决策提供借鉴。由于他们主要是从外交档案中寻找素材和灵感，其使用的语言也多来自外交档案，因此经常成为“决策者在学术界的天然盟友”和“官方观点的代言人或阐释者”。[5]

如果说现实主义范式主要从国际环境因素寻找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进步主义范式则转向美国国内，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植根于美国社会之中，试图探究美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对政策的影响。进步主义范式试图回答这样一些核心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美国国内的经济制度、阶级结构、利益集团（特别是美国经济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塑造美国对外政策的？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对美国国内社会有什么影响？进步主义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 ）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学派，比尔德等人研究了形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地区的因素，把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国内社会集团对外交决策者施加影响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威廉·威廉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外交史学（即冷战研究中的“修正学派”)继承了进步主义史学的研究取向，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寻找海外市场以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动力，并对企业集团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和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资料的运用上，进步主义范式不仅使用华盛顿的外交档案，同时还运用其他方面的资料并大量借鉴美国国内史的研究成果。在进步主义谱系中除了早期的比尔德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新左派之外，在80年代承续其香火的是迈克尔·霍根（michael hogan）等人提出的合作主义模式(corporatism或corporatist synthesis)。[6]进步主义范式的贡献在于，它把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心从国际环境因素转向美国国内有组织的企业、金融和劳工集团等国家以外的角色，以及社会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制约，促使人们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步主义范式试图在美国国内社会寻找把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弥补了现实主义范式之不足。

尽管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从表面看来有很大的差异，其实二者有很多共同的特征：以阐释华盛顿的政策为主要任务；主要关注精英人物的活动，现实主义关注政府内部的决策精英，进步主义则关注政府之外的社会精英；相信美国外交政策根本上是受权力（现实主义范式）和利益（进步主义范式）追求，即物质性因素的驱动；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行为体，因而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分析单位，换言之，外交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探究国家政策与行为的根源，非国家行为体除非与国家政策相关联，否则基本上不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在解释立场上坚持美国中心论，低估甚至无视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主要依赖美国的资料，很少使用其他国家的档案；在认识论上信奉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相信史料，特别是所谓第一手史料包含了真实的历史信息，史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可以再现真实的历史过程。

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像两根巨柱一样，支撑起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大厦，在美苏对峙极为紧张，美国国家安全环境异常严峻的冷战时代一度风光无限。但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两大范式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面临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既源于整个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观念、理论和方法的两波变革，也由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快带来世界形势和国际事务的新变化。

60年代新社会史的兴起构成对外交史研究的第一轮冲击。社会史学家批判外交史学家不思进取，当绝大多数学者开始从下向上看历史，越来越厌恶撰写精英和强势群体经历的时候，外交史仍然固执地以国家政策和白人男性精英为自己主要，甚至唯一的关注对象，无视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义，没有看到少数族裔、妇女、下层民众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作用，漠视他们对外交与国际事务的看法；过分依赖华盛顿的档案，特别是新开放的档案，导致外交史研究一味强调冷战史研究，而忽视早期，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研究，造成外交史学家也缺乏历史的视野；依赖档案还导致对官方档案文献的迷信，而未能看到档案中诸多遗漏、隐讳和故意隐瞒之处，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带来解释上的盲区，蒙蔽了历史学家；仍然执着于宏大的国家叙事，而没有看到超国家的和非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迷信政治与权力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权力之外的社会与文化因素以及其他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如果按照布罗代尔的划分，战争、外交谈判、联盟与条约不过是浩瀚的历史海洋中“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浪，是一种短促迅速而动荡的历史”，虽然“最扣人心弦”，但它们“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远不如那些深海暗流，如地理、气候、人口、贸易模式和社会生活重要。[7] 也就是说，外交史关注的是新史学家眼中最不重要的历史部分，因而被认为是传统史学最坚固的、也是最后的堡垒。有学者把外交史斥为不思进化的蟑螂和鳄鱼，面对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巨大变革而无动于衷。

学术领域的第二轮冲击来自8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以及史学领域新文化史的兴起。从语言学转向和新文化史的视角来审视传统外交史，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传统外交史研究把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即物质性因素视为外交政策的根本动力，这种过分物质主义的解释忽视了非物质因素的作用，无视文化的力量，包括人的情感、偏见、价值观、信仰等对人的行为，乃至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更没有意识到语言、文本和叙事结构在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作用，以及语言对理解历史证据和史学家话语的重要性。其二，在后现代主义者和一些新文化史学家看来，传统外交史认识论基础――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是极为可笑的，因为这种思维没有看到所有历史文献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内在地存在偏见，而因而不可能是对过去绝对真实的反映。外交史学家在无数的档案文献中进行耙梳，试图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重建外交政策的过程是相当幼稚的。

如果说，面对其他学术领域新潮流的冲击，外交史学家还可以以外交史研究对象特殊，新方法不适用作为搪塞的话，那么冷战后的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世界事务新变化则对传统的外交史范式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新变化包括：其一，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降低，特别各国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思想、技术、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开始不受国家政策的左右；[8]其二，冷战的结束和全球范围内东西方两大阵营军事对抗的终结使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全球性的文化问题越来越多，文明间的冲突正在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范式；其三，大国间相互依赖加深，政府之外的团体和个人交往日益密切，全球事务增多，并出现全球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的萌芽。

面对这一新的世界图景，传统外交史越发暴露出其不足：第一，现实主义范式专注于国家的行为，又把国家的行为简约成决策精英的政策，忽略了国家以外的行为体，包括国际性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在冷战后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实际上，由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由民族国家（集团）变为基地组织那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时代风光无限的地缘政治学说、均势与遏制战略以及（核）威慑理论在后冷战时代不再有用武之地，热衷于阐释这些理论的现实主义范式也失去了大部分解释力。因此，国家政策不应成为外交史家关注的唯一对象。第二，现实主义范式误以为国家为自在之物，独立于社会之外，而没有看到国家就在社会之中，国家作为一种权力结构深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进步主义范式看到了社会的力量，虽然可以弥补现实主义范式之不足，但进步主义范式关注的仍然是国家的政策，只不过把政策的形成归结为美国社会内部的力量。但实际上，正如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所表明的那样，国家政策不应成为外交史家关注的唯一对象，国家政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不受国家政策的左右。即使在政策研究方面，进步主义也范式无法回答批评者的责难，为什么只关注决策精英和团体精英？这些精英同常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如果指导这些精英行为的观念有很多，何以进步主义范式认为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精英的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形成的？第三，无论是现实主义范式还是进步主义范式都没有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

简言之，以国家为主要甚至唯一研究对象的传统外交史已经严重落后于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观念的革命性变动，也未能适应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新变化。这是外交史研究出现危机的根源之所在，外交史研究需要革新和再造。特别是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要求史学家关注这些现象并提供历史的解释，而传统的外交史，无论是现实主义范式还是进步主义范式在这方面都显得捉襟见肘。有鉴于此，知名外交史家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ninkovich）尖锐地指出：“似乎很难说如下论断是荒谬的：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思路都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观念，是诞生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历史时期、繁荣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历史背景之下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现在已是行将就木了。”[9]

 

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

 

就美国外交史学科的性质而言，它既是美国国家历史（national history）的一部分，也是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作为国家历史的外交史主要关注美国国家和社会内部塑造外交政策的因素；作为国际关系史的外交史则关注影响和制约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外部力量。对于前者应运用国家史的框架来进行研究，对于后者应在国际史的框架来进行考察。传统外交史的变革也是沿着这两个方向进行的。

对外交史研究的最初指责是外交史狭隘、孤立并充斥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所谓“狭隘”主要是指学者只看到美国一面，局限于使用美国档案，对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不熟悉，也缺乏使用这些国家档案的能力。而仅仅依赖美国的档案来撰写外交史会导致“历史学家倾向于根据华盛顿的观念来重建世界，并根据美国决策者的标准、价值观和设想来评价政策”。[10]“孤立”是指美国外交史缺乏与历史学其他分支的交流，固步自封，游离于历史学主流之外。而所谓“种族中心主义”是指外交史学家站在美国立场上看待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总是把美国置于美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中心，在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实施时只关注美国方面的因素，而无视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制约和影响，把其他国家视为被动的和服从的，并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目的就是政策实施的后果。针对这些批评，外交史学者最初的反应就是把外交史国际化。

所谓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不仅是指熟悉其他国家语言和使用多国档案，更重要的是要有多国的视野，打破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摒弃单纯从美国视角和立场看问题的做法，把美国与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将美国置于全球环境中来考察，并把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置于重要的位置，将美国外交史发展成为全面研究美国国家和人民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在外交史家中，国际化的最主要倡导者是入江昭（akira iriye）、韩德(michael h. hunt)和约翰·加迪斯。

入江昭1988年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题目就是《史学的国际化》。他批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 国家化”（nationalization）倾向，即把美国对外关系史作为美国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以及国家威望和外交政策的国家风格等角度撰写美国对外关系史，导致大多数专题著作都是以国家间的危机和战争为主题。他认为，“只要把国家视为基本的研究单元，历史学家就会不可避免地专注于冲突”，因此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必须“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实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将外交史转变成国际史。国际史的研究对象是“各个国家（nation）相互之间发生的行为”，而不再是各个国家历史的叠加，同时国际史还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把整个世界视为研究的框架”。[11]

韩德1990年12月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说，题目是《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一个实施议程》。韩德提出，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取向（international approach）除多国档案研究外，还包括对非国家角色（nonstate actors）的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把研究工作扩展到国家权力处于边缘状态的经济与社会领域，以及加强比较研究。为此，韩德认为，美国外交史学家应该在了解美国历史与文化之外至少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丰富的专门知识，不仅是一个美国外交史学家，而且也要成为地区研究的专家。[12]加迪斯则在冷战结束后大力倡导冷战史研究的国际化。伍德罗·威尔逊学中心发起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是外交史国际化潮流的集中体现，该项目不仅倡导冷战史研究要充分利用非西方阵营的档案，而且强调非西方视野和观点的重要性，并吸引了俄国、东欧和亚洲学者的参与，堪称外交史研究国际化的典范。

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视角的转换，还带来学术观念的更新，导致对美国外交史学科的性质、范围和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即对美国外交史的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美国外交史”（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作为美国史的一个学科分支实际上在美国大学课程里已经不复存在，大多数学者更愿意使用“美国对外关系史”(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或“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来称呼以美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分支，其研究对象涵盖美国政府和人民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其它方面的交流与互动的总和。

随着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角色影响力的急剧上升和超国家事务的增多，入江昭甚至提出“国际史”既然带有 “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实际上仍然是以民族（nation）或国家（state）为主要分析单位，仍然是把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巨大影响力的个人和团体纳入到国家框架中去理解，个人和团体仍然是作为某一个国家的成员才成为有意义的研究主题。但实际上，世界上的很多行为和活动并非由国家（nation）界定的角色实施的，界定其身份的可能并不主要是其国籍，而是其性别、种族、宗教、阶级，并不是所有超越国界的活动都能纳入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去分析，人员、商品、资本和观念跃过领土界线的流动与其说是国家间的现象，不如说是超国家现象。因此他提出用“跨国事务”(transnational affairs)这一新的名词来代替“国际关系”或“国际事务”，用“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代替“国际史”作为该学科的名称。[13]

实际上，外交史的国际化给这一学科带了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对非国家角色的关注，如传教士、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移民、个人（包括国际学者、留学生、体育与电影明星、旅游者等各种参与跨国家事务的个人）的行为以及疾病、食品、动植物等的跨越国界的传播。非国家中心取向（non-nation-centered approach）的国际史或跨国史正在逐渐取代国家中心取向（nation-centered approach）的国际关系史，成为最新的学术潮流。[14]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仅促进了外交史的国际化，实际上也促进了整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变革，特别是美国历史的重新概念化。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把美国历史和文化置于更大范围的、超国家的或国际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这导致美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最新的潮流，即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国际化。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与纽约大学合作，在上个世纪末建立了“国际化美国历史研究项目”（the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该项目在纽约大学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 教授领导下组织了一系列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史》。本德在该书导言中对这种新的解释框架进行了概述，要言之，就是将美国历史“国际化”。所谓美国历史的国际化就是把美国置于更大的跨国家或国际的处境(context)之中，既考察美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也考察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经验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框架内，而去关注可能小于国家也可能大于国家单位的历史进程，以培育一种世界公民的意识。本德说：

 

我们今天强烈地意识到我们的国家生活有很多领土界线之外的方面。传统的美国国家历史的框架似乎不适合，也不能把我们与跨国家的和全球性的发展相连接。对次国家的、跨国家的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的新的感知不可避免地改变当代历史学。这种形势导致，甚至要求从一个新的不必然把国家视为美国历史的容器（container）的视角对美国历史进行重新思考。人们不再相信国家像隐士一样不受外界的影响，领土上是自治的，内部是无差别的。人们也不再毫无疑问地把国家当作历史分析的天然的和专有的单位或者因此把国家作为组织大学历史系和研究生训练的原则。[15]

 

美国历史的国际化对外交史家来说既喜且忧，但总的来说是喜大于忧。忧的是，在这一进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非外交史学者从事跨国家事务的研究，使外交史家的身份和职业都受到了威胁，而且在美国历史研究国际化的潮流中，外交史家的参与和贡献并不突出。喜的是，它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史家看到国际关系和跨国家历史的重要性，并用新的国际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学科领域，这对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外交史孤立于历史学主流的外交史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同时也表明，传统上由外交史探讨的国家间互动问题开始成为美国历史各个分支共同探讨的对象，因此，尽管美国历史的国际化主要不是外交史家推动的，甚至外交史家有被排除在外之虞，但是，这一潮流很有可能把广义的外交史研究置于“（后）现代历史研究的中心”，[16]有助于外交史家重新把自己融入历史学科的主流（外交史学家一度曾是历史学科的领袖），参与更大范围的跨学科的探讨，并使外交史家获得其他史学家的尊重。可以说，全球化为外交史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无怪乎外交史家托马斯·蔡勒（thomas w. zeiler）说：对我们生活的全球化时代有人赞扬，有人诅咒，但“不管我们是生活在狄更斯式的最好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外交史家都应该感到高兴”。[17]

国际化的外交史虽然又明显的优势，但仍然不过是在一个方向上，即外交史的国际方面对美国外交史的再造，它虽然顺应了60年代以来新社会史的潮流和全球化时代国际事务的新变化，但对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的冲击仍是王顾左右而言它，外交史的国际化并没有触及该学科的国家史部分，国家史部分的变革是通过文化转向来完成的。

 

文化转向的兴起及其学术特征

 

就美国外交史的改造而言，与国际化具有同样重要性，或许意义更为深远的变革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或称对国际史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的兴起。文化转向的突出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更愿意从文化的视角阐释美国对外关系，从对权力、利益、战略等范畴的关注转向对文化的关注，史家更愿意把国家看作是广义的文化建构的产物，国家间关系从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文化关系。

罗伯特·格里菲思（robert griffith）2001年在评述一组冷战史著作的时候，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以前，很少有著作研究冷战文化，试图把冷战解释为一个文化现象的著作就更少了。但是今天，受文学、美国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媒体研究学者进入冷战研究领域的推动，也由于冷战史学家自己多少有些迟到地转向文化，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其结果就是涌现出大量的书籍和论文讨论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文化如何塑造冷战和被冷战所塑造。其中的很多研究引进新课题（特别是语言和视觉符号的作用），考察新证据（包括通俗文化），探讨新角色的作用（包括艺术家、作家、旅行家、电影制片人以及很多其他的角色），使用新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和文学批评），以及提出新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文化传输,种族、阶级和性别在建构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等等）。[18]

 

无怪乎外交史家安德斯·斯蒂芬森（anders stephenson）不无揶揄的说,现在“外交史学家对外交史似乎越来越没兴趣”。[19]

那么，什么是文化转向中的“文化”？文化转向的学术特征是什么？

大体说来，文化转向中的“文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更接近于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等人对文化的定义，把文化视为一种符号和人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意义之网”，包括语言、情感、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学术研究的任务在于“对于所研究的对象生活在其中的观念世界的理解”。[20]在这一范围内，不同的外交史家会选择和强调文化的不同方面，并为文化转向发展出不同的路径（approach）。

文化转向的第一个路径是把国家视为一种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与现实主义范式把国家视为一种权力体和进步主义范式把国家视为利益和经济体不同，这一路径接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论，把国家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即一种文化建构，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建立在对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身份的想象与共享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国家都是一种文化体，国家间的关系就是文化间的关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s）,也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直接和间接的互动。该路径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是入江昭。他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界定为“国家疆界内和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意识（consciousness）的共享与传输”，具体说来是指 “记忆、意识形态、情感、生活方式、学术和艺术作品以及其它符号象征的制造和传播”，国家间关系就是不同国家（民族）的 “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它文化产品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21] 从这一定义出发，学者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包括信仰、情感、价值观和成见如何塑造领导人的行为和影响决策。把文化与经济和战略因素并列作为影响美国外交的力量并非新的发明，事实上传统外交史学，无论是现实主义范式还是进步主义范式也都曾探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决策的影响，[22]但新外交史对文化的关注与传统外交史不同，新外交史主要探讨传统外交史没有涉及的文化因素，引进大量新的分析范畴，包括种族观念[23]、性别意识形态[24]、宗教思想[25]和东方主义偏见[26]等等。如果说，传统外交史主要借鉴政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新外交史家更多地从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和族群研究中汲取理论资源和寻找分析工具。

第二个方面是关注跨越国界的文化、宗教、教育和其它方面的活动以及美国的产品、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与传统外交史对文化关系的研究相比，新外交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传统的教育与文化交流，而集中在好莱坞电影、美国在海外的艺术展览和商业博览会、美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影响等等。对博览会和艺术展览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外交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通过美国在海外的各种文化和艺术展览来透视其中体现的文化观念以及剖析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其二，传统的研究只关注文化提供者，轻视接受者的反应，把文化接受视为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新外交史在研究美国文化影响时开始关注接受方的反应，特别是接受者的自由和自主性，包括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创造性解读，以及根据自己的经验、需要和价值观对美国文化的抵制、接纳和改造。这种研究角度深受媒体研究中的反应理论（response theory）的影响，将文化传播过程看作是接受者把外来文化信息重新符号化和重新处境化的过程。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文本的意义来源于读者和阅读的过程而不是来源于作者和写作的过程，因此文本的意义并非稳定的和单一的。从反应理论出发，越来越多的国际文化关系研究者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指控，否认美国的文化影响一定是美国化。[27]

文化转向的第二个路径是从对外交政策过程和事件本身的研究转向对政策得以产生和时间得以发生的文化情境(cultural context)的阐释，即对外交政策和事件进行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传统的外交史是一种政策史和事件史，政策和事件本身是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新外交史也关注政策和外交事件，但是重点不是政策本身的制定过程和事件发生与发展的脉络，而是政策和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观念、社会心态、情感和态度，强调文化对政策的塑造，即走向历史深处，探究政策形成和事件发生的文化情境。近年来学者们对外交政策的文化分析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阐释政策和事件背后隐藏的文化观念与意义，外交政策被当作是研究历史情境，特别是文化情境的切入点和窥视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世界的窗口。传统外交史一般选择重要政策、重大事件和主要决策者为研究的对象，而文化转向的外交史在选择政策、事件和人物时的主要标准不是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往往是研究者赋予的），而是其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这样，传统外交史著作中看不到的人物，如妇女、黑人、体育明星、歌手、电影明星、旅游者、海外驻军、军人的遗孀、外交官的妻子，甚至*女都可以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被外交史家用来透视时代的文化观念和国家间关系。这样，政策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其意义更多地在于是对深层的、隐蔽的文化力量的反映，成为史学家挖掘文化意义、进行文化阐述的采掘场。借用布罗代尔的措辞，史家的目的是通过海洋表面的巨浪来窥探海洋深处的暗流。凯瑟琳·穆恩的《盟国之间的性：美韩关系中的军*》是这一路径的代表作。作者以传统史学种看不见的角色――美国的士兵和韩国的**这一社会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他（她）们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和表现出的意义。作者的兴趣不是描述过程和展示细节，而是把**与美国大兵之间的关系、韩国政府与美国驻军当局合作整顿美军驻地周围性产业的“清洁运动”（clean-up campaign）作为一个切入点和窗口，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来观察和透视那个时期韩美两国国的文化观念和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韩国的*女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是“促进两国政府关系的工具”，因此“即使是最下层的妇女也是世界政治中的‘演员’”。作者指出，美国的大兵和韩国的**成为两种文化的中介和对话者，作为女性，**们柔弱的的形象提高了美国士兵的优越感，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美韩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反映。[28]该书有力地证明了文化转向为外交史研究提供了何等广泛的题材。

第二个方面是分析外交决策者的信仰世界和意义体系以及产生这种意义体系的文化情境。 人类学和文化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心智世界和意义网络（web of meaning）内来思考，而“意义”依赖于“文化情境”（cultural context）而产生，没有脱离文化情境之外的意义模式，只有理解了情境，才能理解人物行为的意义，即他们为什么这样行动。因此很多外交史家不再像传统现实主义范式那样简单地把决策者视为可以精确估价代价与收益的理性人，而是相信决策者受到其观念，甚至偏见的影响，并致力于探讨决策者的观念世界和意义体系以便发现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一路径实际上预设决策者对世界的理解和对政策的选择深受决策者头脑中的意义模式的影响，而这种意义模式是由文化，具体说来是决策者言行发生的文化情境决定的，往往充满偏见。罗伯特·迪安（robert dean）曾尖锐地提出：“外交史家如果不能充分探究政治家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如何能完全弄懂他们研究的传统对象――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行为的意义？”[29]学者的兴趣不是从经济和社会角度解释决策者行为的原因，而是像人类学家那样去探讨决策者的心智世界和意义模式以使其行为被理解。他们通常使用传统外交史没有涉及的新范畴，如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族群（ethnicity）等来分析决策者的观念世界，其中最流行的是应用社会性别理论对外交决策者（通常为白人男性精英）的性别偏见（或称性别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把国家间权力关系视为性别间权力关系的放大,用性别政治来解释权力政治。学者们热衷于讨论决策者的性别意识形态作为其头脑中潜藏的意义模式如何塑造了其对外部世界和国际关系的认知以及对所谓男子气概和男性风尚的追求和捍卫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探究性别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埃米莉·罗森堡、罗伯特·迪安、和弗兰克·科斯蒂利奥加（frank costiglioga）等人是应用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外交史的知名学者。

文化转向的第三个路径是关注外交文献的语言和修辞，对外交政策进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其一是分析外交文献语言与思想的原始语境，即将外交决策人物的言论历史化(historicized)，可称之为语境分析法（contextual approach）。这一研究路径实际上是借鉴了新思想史的方法，把历史人物的言论看作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英国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说：“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30]因此外交史家在阅读外交文献时，不能仅仅就其字面来理解其含义，而应考察他（她）为什么会这样表述，他（或她）是在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表述，这样表述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是回到历史人物如此言说的原始文化语境（context），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这一路径特别强调对政治语言产生的语境和含义进行分析，认为任何政治语言都不是真空中产生的，都与当时的特殊文化情境和语言系统有关，其含义会因时间，即文化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例如自由、民主、安全、帝国等政治外交词汇的含义就是不断变化的。加迪斯曾言，“像‘民主’、‘自由’这样的词汇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而这种不同是由文化导致的，“即使那些普世性的概念，其意义也会因文化的差异而不同”。[31]外交史家的任务之一是分析决策者使用的政治与外交语言，找寻这些语言的特殊含义，以真正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评论新思想史时，提到新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历史学家在研读文献时，试图“重建过去的用词和思想的精确语境与含义，揭示它们在时间的进程中如何像变色龙那样，改变它们的形状和颜色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需要”。[32]这一评论同样适用于新外交史。对言说的语境和问题背景的关注也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看法。既然任何思想和言论都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只有在其产生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和价值，那么知识就不是通用的。知名外交史家埃米莉·罗森堡对此评论说：“知识既不是通用的也不是客观的，因为无论是各学科还是知识的作者都是在自己的时代和环境内由文化建构的。当无论是历史学术还是历史学家本身都必须被历史化(historicized)和处境化(contextualized)时候，历史研究和历史叙事的很多标准的预设(assumptions)都变得有问题了。”[33]

其二是关注语言对现实的“建构”，分析决策者的修辞战略，特别是如何利用各种比喻(trope)和隐喻(metaphor)来使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更有说服力而被接受。学者们通常是对外交文献的文本进行语言分析，探讨修辞或话语如何被用来使某些主张、行为和制度获得正当性而排斥其他。这种语言分析实际上预设，任何言说都并非是对现实的客观反应，而夹杂言说者的主观色彩，因为修辞的实质是以一种精心设计和雄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说服他人，而这种精心设计实际上已经对语言要反映的现实进行了改造。外交史家弗兰克·科斯蒂利奥加对乔治·凯南文章进行的语言分析极为成功，被认为是将文化批评应用到外交史研究的典范。科斯蒂利奥加研究了凯南著名的“长电报”的“情感和修辞战略”，发现凯南在冷战起源时期对苏联的分析充满社会性别隐喻：苏联政权是野蛮残忍的男性罪犯，苏联人民是柔弱无助的长期遭受苏联政权蹂躏的女性受害者，而美国则是高贵的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其使命是打败邪恶的压迫者。凯南还运用病理学隐喻把苏联领导人描绘成心理不健全的精神病人。社会性别隐喻的效果在于用这种性别化的话语使遏制政策合法化，把主张与苏联继续合作的人贴上柔弱、女性化和同性恋的标签。而病理学的隐喻则产生这样的效果：凯南和美国人民被置于权威的诊断医生的地位；苏联领导人则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因此不能与之进行理性的对话，从而使支持谈判和对话的主张丧失合法性。科斯蒂利奥加令人信服地指出，不是凯南客观、冷静的分析，而恰恰是这种修辞战略和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使凯南的文章产生强大的说服力，也使凯南作为“权威医生”开出的药方――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非常容易被接受。[34]

文化转向的第一个路径在方法上仍然带有传统外交史的色彩，而后两个路径由于受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又被称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或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外交史。这是文化转向中最新的、也是最有争议的潮流。后结构主义外交史与传统外交史相比在历史解释的本质和目的、史料的性质等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代表了史学认识论方面的若干重大变革。

第一，传统的外交史寻求再现外交政策过程，探究政策的根源，以及就影响政策的因素提供最好的解释。但是，后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新外交史则拒绝把提供关于因果关系的最好解释作为研究的目的，并否认线性因果关系，也不承认有某种最好的解释，认为史家的任务主要是对外交人物言行的文化情境和语言修辞结构进行分析，以证明我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观念、成见和意识如何渗透和注入到美国外交的决策环境中和决策者的头脑中，以及外交政策语言如何塑造现实和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第二，传统外交史坚持兰克史学的传统，强调根据档案史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史料包含着真实的历史信息，特别是历史亲历者留下的文献和记录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史料，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客观和严谨的研究是外交史科学性之所在。但是后结构主义外交史认为史料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文本，史料并不是纯客观的，实际上掺杂着记录者主观的因素，并非是对历史真实的反映，史料与其所指的史实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关键不是史料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的，而在于对史料记录者背后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人物言说的语境进行研究，对史料进行话语分析。

第三，传统的历史观念把历史结果视为单一的有目的人类活动的结果，历史人物的决定是基于对利益进行直接估算的理性过程，那些占据政府要职的人可以清楚地发现和代表国家的利益。后结构主义取向认为，人们实际上还被文化、阶级、性别和种族所区分，在具体情况下，人们的动机是多重的和复杂的，可能与地缘政治关怀和物质利益追求有关，也可能无关。人的行为并非总是理性的，可能受情感和偏见的驱使。

简言之，后结构主义外交史否认传统史学坚持的实证主义传统、客观性原则和历史证据法则，从而构成对传统外交史的“后现代挑战（post-modern challenge）”。

 

文化转向是对外交史的重新概念化，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文化转向让我们发现了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认识到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对国际关系具有独立影响的自主性的和创生性力量（productive force），而不仅仅是依附于政治和经济，或由物质世界所决定的反应性力量（reflective force）。文化在国家与个人身份形成过程中以及在国家间互动过程中是一种建构性(constitutive)的要素。因此，要全面理解美国对外关系的动因，除了对权力和利益范畴进行研究外，还把文化置于核心的地位。

文化转向为外交史家利用史料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研究过分依赖于档案的开放，没有档案，外交史家就束手无策。每一次新的档案开放，都会引起无数历史学家趋之若鹜，出现一批学术研究成果，然后是一段时间的沉寂，学者们等待新的档案开放。但是档案材料毕竟有限，依赖档案进行创新性研究的空间会越来越窄，而新档案的出现往往推翻以前的结论，这使学者研究成果的可信性和价值也遭到怀疑。而且，依赖外交档案的研究还面临如何对档案取舍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选择不同的文献来加以使用，这样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时档案浩如烟海，一个学者穷尽一生都无法完成对档案的阅读，其结果是学术研究成了阅读的过程，而不是思想创造的过程。而文化转向大大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改变了资料的来源与外交史学家运用史料的方式，不仅外交档案，一切能反映外交观念的材料都可为史家所用，从而改变传统史学过分依赖政府档案而忽视其他史料来源的弊端。尽管国务院的档案解密，特别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的编撰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规定着外交史研究的边界，但是学者们现在越来越愿意和可能从其他方面获得资料，这里既包括除国务院以外的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档案，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和国际机构的资料，甚至电影、文学作品、艺术展和商业推销广告都可以成为学者研究的素材，从中分析美国文化与权力的影响。[35]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变化体现在被誉为传统外交史研究之圣经的《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的编撰上。该文件集编撰的指导方针一直是“对美国重要的外交决策和重大的外交活动给予全面的、准确的和可靠的文献记录”。而所谓的“全面的、准确的和可靠”的记录是指秉承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原则，选择那些直接反映决策过程以及最后政策立场的文件加以编辑。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主要受外交史研究学术新潮的影响，负责该文件集编辑的国务院公共事务局历史学家办公室开始以新的眼光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编辑该书，编选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过去的双边外交和政策领域，而开始关注政策形成的背景，特别是决策者生活其中的思想和文化环境(milieu)。2003年出版《美国对外关系, 1969-1972》第一卷就反映了这种转变。编者称该卷目的是对以前各卷的“背离”， “其特别之处”在于不是像以前各卷那样“按照立法机构的要求对美国重要的外交决策和重大的美国外交活动给予全面的、准确的和可靠的文献记录”，“用文件来说明外交决策过程和外交往来”，而是试图“探究尼克松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集体思想倾向（mind-set）”。关注的焦点是尼克松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背后隐藏的种种“思想成见”(intellectual assumptions)和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intellectual foundation）。[36]

文化转向的潮流改变了绝大多数外交史家对文化的看法，典型的例子是现实主义范式的领军人物约翰·加迪斯的变化。他在冷战结束后大力倡导对冷战中文化因素的研究，主张把文化置于与权力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在给《想象越南和美国》一书做序时说：在研究和撰写国际史的时候，如果把文化置于与外交同等的地位，就会有很多新发现，即使对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题目和领域，也会提出很多崭新的看法。[37]

但是，以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为特征的新外交史也并未无懈可击，特别是对外交史的文化研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文化转向潮流在对传统外交史进行改造的同时也产生新的问题。

其一，文化转向实际上从过去强调权力与利益的单纯物质主义解释（materialistic explanation）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分依赖文化来解释一切，忽视甚至完全否定权力和利益等物质性因素的作用，从而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潭。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评论说，文化研究者往往“夸大人类生活中被建构、被因袭和成为规则的那些东西的意义，而贬低人类作为自然的物质动物所共同具有的东西的重要性。”[38]像人们在反对一种理论或方法时经常会发生矫枉过正的弊病一样，新外交史也有些矫枉过正，从传统的用权力和利益对外交史的单向度解释，转向过分依赖文化进行解释。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评论新文化史时说的那样：“新趋势的表征是用文化而非政治、经济或社会的措辞来解释一切。……但是，‘文化’一词用之愈广，其意义则愈淡薄，的确到了我们这样问自己的时候了：‘到底什么不是文化？’”[39]

其实，任何单独的因素，无论是经济的、战略（权力）的，还是文化（意识形态）的都不足以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重要的是要摒弃单单线因果论，在权力、利益和文化三大范畴之间建立起联系。实际上，文化的影响并非总是因果性的，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政治与经济因素仍然异常重要。文化固然会建构权力，影响对权力的认知，但是同样权力也会塑造文化，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文化解释并不是万能的。

其二，后结构主义外交史不承认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用一种模糊的关联关系所代替传统史学极力探讨的历史因果关系，对政策的解释停留在证明存在某些文化成见（assumptions）上，极易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甚至历史学的终结。正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注重文化的人们也犯了心血来潮的毛病，把一切都囊括到文化之下，结果是什么都解释不清。……一切都淹泡在文化之中的时候，因与果也就无从区别了。” [40] 史家的任务就是再现历史过程，揭示历史进程的因果关系，后结构主义外交史仅仅满足于对政策、事件和人物进行文化阐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倡导文化转向的外交史家对此也不无疑虑，如宁柯维奇曾评论道：

 

文化的因果性如何起作用，文化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仍然是不清楚的。人们不仅没有能够发现什么文化“基因”来解释对外政策行为，而且没有明显的去寻求这种东西的紧迫性。如果说，困扰老学派的是没有能力解释一些发展变化，而文化取向的各种学派的问题则似乎是：有时根本就不想去解释这些发展变化，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探究政治意义不大的话语类型上，或者就是为对外政策事件勾勒一个概略的文化“框架”。可以想见的是，传统观念的历史学家可能批评文化是一个空泛的观念，可以用来说明任何东西，又什么也说明不了。[41]

 

罗伯特·柏克霍弗（robert e. berkhofer,jr）在谈到如何处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时曾提出要让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处于一种创造性的紧张之中（creative tension）”， 在二者之间 “建立起对话”。[42] 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处理新旧外交史之间的关系。外交史的文化转向不应拒绝传统史学的实证主义传统，也不应漠视权力、利益等物质性力量的巨大影响，在关注文化力量的同时能够探究文化与物质力量的关联并承认人类认识历史真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就会更丰富，更全面，也会更令人信服；同时传统外交史也必须认真对待后结构主义和文化批评理论提出的挑战，特别是要看到历史证据和历史文献本身也是一种表述而并非是对过去绝对真实的反映，文化对权力和利益的建构及其潜在的不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力量，真理的多元性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语言和修辞结构的建构作用等等。这样外交史家的视野会更开阔，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也会更全面。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著作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埃米莉·罗森堡的《金融传教士：金元外交的政治与文化》就是把传统外交史对档案的研究与新外交史的文化分析相结合的范例。该书既坚持了传统史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将立论建立在扎实严谨的多国档案研究基础上，并致力于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探求，同时又借鉴文化批评理论，通过对语言、修辞和语境的分析，特别是关于金钱和男性气质（manhood）的文化叙事，大大拓宽并重塑我们对金元外交的理解。[43]该书得到了新旧外交史家的一致称赞，被誉为在锐利的新方法与传统的外交史之间保持平衡的典范。

 

结语

 

大约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以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为特征的外交史学的变革代表了史学家跟上时代步伐的努力，也使美国外交史这一“古老”的学科引人注目地获得了新生。其结果就是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无论从研究的问题、资料、视角，还是理论和方法，经过改造的外交史都已成为一个极富活力、开放和丰富多彩领域：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同时非国家行为体，甚至社会中最边缘、最弱势的群体也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角色而得到关注；在安全、市场、扩张、帝国等传统主题外，宗教、移民、海外旅游、环境变迁、电影、体育、食品、计算机软件、疾病传播以及国际艺术展览等也成为外交史学家探讨的新问题；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仍然是学者们的重要资料来源，但其他政府部门的档案、电影、游记、展览解说词、商业广告、社会团体记录都被学者们广泛用来阐释外交行为和跨国家关系；外交史不仅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互借鉴，也与史学之外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恪守现实主义的史学家继续用国家安全、官僚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自己的阐释工具，进步主义谱系中的合作主义、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仍然有不少的信奉者，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则愿意尝试诸如语言、社会性别、种族、宗教等分析范畴以及文化传播和东方主义等阐释框架，关注观念、信仰和文化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外交史，确切地说，是美国国际史或跨国史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对于从整体上理解美国史，乃至整个现代世界历史更不可或缺。今天的外交史再也不是萎靡不振和停滞不前的领域，“克莱奥女神手下衰弱不堪的病人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44]，并有可能重新赢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失去的在史学大家族中备受尊崇的地位。

 

（原载于《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