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则民：特纳与美国奴隶制问题

美国奴隶制度在内战结束前一直是美国社会中有深刻分歧的重大问题。产生深刻分歧的根源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对立。这种分歧突出地表现于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独立宣言的草拟、费城制宪会议的辩论、密苏里的妥协案、废奴主义者反对奴隶制的斗争、1850年妥协案以及终于爆发的南北武装冲突。

因此，维护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支配了美国历史的发展。这两种对立势力及其斗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历半世纪之久”的“美国历史的动力”。[1]

对作为“美国历史的动力”达“半世纪之久”的奴隶制问题，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历史著作中基本上是重视的。特别是这一时期美国宪法史和政治史的著作中，都着重强调了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和作用。

但是，自从本世纪初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历史著作中大都贬低和忽视了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和作用，回避或否认了内战乃是两种敌对势力围绕奴隶制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展到顶点这一结论。其所以如此，固有其美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即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美国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与奴隶制的矛盾，而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各阶层与垄断资本集团的矛盾了。因而有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而应侧重阐明资本家与普通老百姓这一斗争的由来。其中，有两位对现代美国历史编纂学有巨大影响的杰出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特纳和查尔斯•A•比尔德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都认为感情用事地回顾奴隶问题和内战正被用来掩饰一种当时正出现的垄断资本家与老百姓的矛盾。但是，他们在其有巨大影响的著述中却走向另一极端，即竭力缩小和贬低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忽视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之所以在本世纪上半期美国史学界盛行起来，也是与这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分不开的。本文试图结合特纳的历史观及其著作说明这一问题。至于比尔德在这方面的巨大影响将另写专文论述。

 

一

特纳在他的著述中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奴隶制转移到边疆。他在1893年美国历史学会宣读那篇著名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中，系统阐明了“活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自由土地”的存在及其开拓——西进运动乃十八至十九世纪美国历史的主要内容。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极力贬低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他对赫尔曼 •冯•侯尔斯特所著七卷的《美国宪法和政治的历史》[2] 的严峻批评。首先，他指责冯•侯尔斯特的著作把奴隶问题置于突出的地位。为此他写道：“当我们把美国历史正确地加以观察时，就会看到奴隶制问题是一个偶然事件”。[3] 在这以前一些时候，特纳在一篇题为“美国历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论文中，发挥了他对冯•侯尔斯特的批评意见：“冯•侯尔斯特教授在评论新近一位美国作家写的宪法史时，谈到这本作品是一出把汉姆雷特 [4] 略去的汉姆雷特戏剧。因为它没有把对奴隶制的斗争放在突出的地位。未来的批评家可以说冯•侯尔斯特教授关于这同一主题的巨著也是一出把该剧主人公漏掉了的汉姆雷特戏剧。因为他注意奴隶制时，却忽略了合众国历史中根本的居于支配地位的事实：即合众国从阿尔根尼山脉到太平洋的扩张；也没有注意到由于这种扩张而产生的政治制度和宪法制度的演变。”[5]

其次，特纳认为冯•侯尔斯特是德国移民，一直居住在大西洋沿岸和纽约市，目睹十九世纪后期政治上的分赃现象和纽约市政客营私舞弊、横行无忌的丑事。但是，他没有看到美国某些本质的事物，“他不熟悉这个国家和西部健康的民主制度”，不能把西部发展的效果看成是“民族情感的真正成长的光辉景象”，因而使他的这部著作产生缺陷。[6]

总之，在特纳看来，向西部扩张在美国历史中具有独特的决定意义，甚至“决定奴隶制斗争本身的进程。”[7] 他指出：“关于奴隶制的斗争是我们（指美国人——作者）历史中最重要的偶然事件，但是当历史事件的意义展现出来时，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发展的真正方向和支配我们性格的力量，都要在向西扩张的历史中加以研究。”[8] 他在以后的著述中，也一再用类似的语言重申了这种大体相同的看法。在那篇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他还进一步指出，“奴隶制上升到首要的但远非唯一的重要性的时期”是“这个世纪（指十九世纪——作者）前半期的末尾到内战结束的时期。”[9] 那就是说，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仅仅十五年，即从1850年到1865年。

正由于贬低和忽视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特纳把南部边疆的开拓与北部边疆的开拓等同起来，好象南、北部边疆都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的发祥地，而不注意西南部边疆开拓的不同性质。众所周知，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向西南部的扩张是奴隶制经济的扩张，与北部资本主义的扩张不同，具有奴隶制扩张的性质。在西南部边疆开拓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跟着一些大篷车之后的是人数众多排成长列的奴隶。这种现象正如南部同盟临时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于1861年所承认的那样：这里（指西南部边疆）从荒野里开垦出农田的是奴隶而非自由人；这里的权力结构是贵族式的，而非平等主义的；这里边疆生活的结果使这种“特殊制度”变得粗暴和残酷无情，而不是使它变得仁慈博爱。[10] 这表明，向西南部边疆移民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旧南部确立的贵族统治和种植园奴隶制后来都被搬到新扩张的领土上去了。关于南部奴隶制的扩张，马克思曾一再指出，夺取新领土是奴隶制的独特需要，是奴隶制的生存法则，是奴隶制发展的经济规律。[11] 但是，有些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力图掩饰扩张同掠夺性奴隶制经济的关系，歪曲南部扩张的真正原因。比较有影响的流行论点有二：第一，首先和主要想去新土地的人们不是种植园奴隶主，而是贫苦农民；[12] 第二，把掠夺式利用土地与转移到新土地上去的必要性说成不是与种植园奴隶制经济的扩张有关，而是南部丰富的自然条件的结果，似乎南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导致了粗放耕作的流行。[13] 但是，这种辩解并不能掩盖西南部边疆拓殖的不同性质，也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实际：即西南部边疆的扩展导致了种植园奴隶制的扩大与加强。

为了坚持美国民主制度产生于边疆的假说，特纳对西南部边疆的开拓也持有相类似的论点。他认为，原先在南部山地也存在着一种类似西北部山地的民主主义的边疆社会，但是奴隶制的扩展却破坏了这种边疆社会。最初，他在那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论文中，只是简要地提到这一问题。他写道：“棉花的种植传播到南部内地以后，终于打破了‘潮水地带’和其他地方的差别，并且使南部的利益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在这个过程的结果表现出来之前，南部的靠西一部分在畜牧、社会和工业等方面同宾夕法尼亚是相类似的。”[14] 后来，特纳在他的论文中三番五次地重申了下面的论点：即在民主的边疆社会“衰落”之前，南部边疆象北部边疆一样，原先一直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的地方。比如，1896年他写道：在西南部边疆，“随着棉花栽培的扩展而去的是奴隶制和大种植园。居住小木屋种植各种各样谷物的小农为种植棉花的种植园主所取代了。除了山岳地带外，潮水区的工业组织占据了西南部，偏僻乡村的团结被打破了，团结一致的南部形成了。”[15] 直到他的最后著作中，还继续指出：“到1828年……这个地域（指密西西比流域――作者）的山地区在它的居民来源、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方面都必须鲜明地与低地区区别开来。”[16]

特纳之所以坚持奴隶制在南部内地后来才占优势的看法，是与他关于安德鲁•杰克逊的信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杰克逊是他敬仰和推崇的英雄人物。杰克逊之于1828年当选美国总统，标志了西部力量的兴起，反映了美国平民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他指出，杰克逊是边疆“人权”和“民主政治”的理想的化身，杰克逊的民主政治“是以边疆良好的伙伴关系和真正的社会同情为基础的，而在这种伙伴关系和社会同情中，阶级和财产的不平等起了很小的作用。”[17] 为了宣扬杰克逊的民主政治来源于西部边疆，特纳竭力回避杰克逊与南部奴隶制的关系。首先，他把南部划分为民主主义的山地区与贵族式的黑人聚居地带，而杰克逊乃是民主主义的山地区的代表。其次，他把奴隶制取代原有的山岳地带民主制和整个南部打上种植园奴隶制印记的时间都推迟了，进而坚持杰克逊所来自的“田纳西从边疆到种植园”的过渡在1828年并未完成。[18]

特纳关于杰克逊的评论和对美国西南部的描述都是缺少说服力的，因而有些历史学家提出了异议。艾伯内西教授在总结了一生对杰克逊时代西南部的研究后宣称，到1820年“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现在是拓荒者”。[19] 与特纳同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钱宁指出，杰克逊本人就是个奴隶主，他所代表的不是边疆小农场主，而是团结一致的实行奴隶制的南部。[20] 对此，特纳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以愤怒的情绪攻击了钱宁的论点。他宣称“1828年不存在‘团结一致的南部’”，并且指出：“密西西比流域的心理和政治是由于这一地区开拓经历而形成的，这种开拓的经历竟然到了它有其本身的地域姿态的地步。如果把密西西比流域的那一部分——即位于俄亥俄河以南又为密苏里蓄奴州所增大的那一部分，作为1828年蓄奴的棉花种植园主所控制的‘团结一致的南部’的一部份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理解杰克逊政府的大事了。”[21]

因此，特纳得出结论说，安德鲁•杰克逊“与其说是个棉花种植园主，不如说是个西部愿望和西部意志的化身”。[22] 但是，特纳对杰克逊的评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他忽视了杰克逊与奴隶制的关系，而单纯强调他是西部利益的代表。其实，杰克逊虽然是美国第一个来自西部的总统，但他本人就是个奴隶主，他的上台主要是依靠南部种植园主与西部农民的联盟的支持。他关于民主政治的观念，固然反映了西部的兴起，平民地位的上升，但也与奴隶制、消灭印第安人以及扩张新领土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特纳之所以不能正视杰克逊与奴隶制的关系，而且用尽笔墨为他的这位“英雄人物”摆脱这种关系，似乎是他深怕这位“西部民主主义代表”的声誉会受到奴隶制的玷污。

特纳忽视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中作用的观点势必导致他对废奴主义运动的否定，因为这是他对同一问题——奴隶制问题的态度的两种表现，而它们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早在1906年，特纳便接受了乌尔利克•菲利普斯关于奴隶制的“权威”论述，后者宣扬黑人天生低能，种植园是训练黑人最好的学校以及种植园奴隶制是仁慈的家长制等谬论。他认为菲利普斯的著作和论文都富有启发性。特别是菲利普斯所著《南部旧时代生活与劳动》一书对他研究南部大西洋地域和南部中央地域都是有帮助的。[23] 在几乎一个世代以后，直到特纳临终之时，他仍然坚持菲利普斯关于奴隶制的观点。认为“黑人的存在乃是形成（南部）地域本身以及它与这个国家（指美国——作者）的其他部分关系的历史最重大的唯一因素”。“奴隶制是处理黑人的方式。”[24] 他还综合当代北部人的意见和南部人为奴隶制辩护的意见得出了关于南部奴隶的处境的结论，他写道：“看来，北部的人们在他们得出奴隶是不快乐的结论时，倾向于把他们自己对黑人所处境遇的感情和反应认为就是黑人所具有的感受。一般说来，黑人吃得饱，尽管饮食粗略，穿得暖和但居住条件蹩脚（虽然没有到使奴隶的心灵中产生不满的程度），并且让黑人得到机会来表达非洲人气质的天真的快乐；因此与其说奴隶群众不如说是一些个人感受到苦难”。[25]

特纳在他著作中很少提到废奴主义，即使提到也是把废奴主义看成是美国改革的精力脱离正当目标的转移。[26] 他认为“改革者转向废除黑奴制度的争端”并非当时唯一需要关注的事务。为此，他写道：“北部与南部之间关于奴隶制和解放黑人的斗争进展在1850年后二十年美国人关注的事务中居于主要地位，但毕竟只是当时关注的事务之一。”[27]

二

特纳是“边疆学说”的创始人，对美国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支配了美国历史写作达四十年之久”，“所以几乎没有一本（历史）著作没有他的影响的痕迹”。[28] 但是，他在阐述边疆学说与地域理论的著作中，也有个较为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忽视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把关于奴隶制的斗争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与特纳所处的时代有关，也同他本人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首先，特纳从事历史研究的时期正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由于向垄断的过渡而引起的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动，加剧了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以工农为主体的各阶层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给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以猛烈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特纳从他的边疆学说出发，把美国历史上纷繁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归结为东部金融资本家与西部拓荒者的斗争，并且把这一斗争追溯到殖民地时期。他写道：“我们可以从最早的殖民地时期查找出资本家与民主主义的拓荒者的斗争。”[29] 似乎这一斗争象一条线一样贯穿在他的生活时代以前整个美国历史中。因此，他认为，现代美国人只有回顾西部拓荒的过程，了解东部与西部的分歧及其演变，才能理解当代美国政治局势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的斗争。由于他只强调东部资本家与西部拓荒者之间的斗争，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南部奴隶主在美国社会阶级斗争中的地位以及奴隶制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作用都被忽视了。

特纳虽然主张应从“第四等级、即人民大众的立场撰写新的历史”，[30] 但他却根本忽视了黑人群众，而他们是美国历史中最受剥削压迫的集团。在重建末期，南部黑人由于共和党的背叛而重新遭受苦难，而共和党的背叛是由东部金融势力操纵的。但在特纳著述中，既对重新遭受苦难的黑人群众漠不关心，也没有谴责东部金融势力。这表明，尽管他标榜要从人民大众的立场撰写历史，实际上却同他所“反对”的金融资本集团站在一起了。

其次，特纳之所以忽视奴隶制问题是受到当时史学思潮的影响。从本世纪初期到五十年代末期，美国史学界盛行一股为奴隶制评功摆好的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是南部历史学家乌尔利克•菲利普斯及其追随者。菲利普斯撰写了许多关于奴隶制的论文和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黑人奴隶制度》（1918年）和《南部旧时代的生活与劳动》（1929年）。在这些著作中，菲利普斯一方面诬蔑黑人是个劣等民族，硬说黑人都是愚蠢、不负责任、“患有天生的低能症”，没有能力管理自己，因此需要白人的指导和监督；另方面尽力为奴隶制评功摆好，鼓吹奴隶制是当时仅有的最好的劳动制度，种植园是训练、教养黑人最好的学校以及种植园奴隶制是仁爱的制度。这些谬论广为流行。菲利普期及其追随者在研究美国奴隶制方面，一直称霸于美国史坛，长期支配着美国历史写作，直到1950年出版的美国大学通用的美国史教科书《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仍反映了菲利普斯的观点。

特纳在其著作中不仅遵循了菲利普斯关于奴隶制的“权威论述”，而且对他的威斯康辛大学这位同事备加赞扬。他在最后的著作中写道：“我很受惠于U•B•菲利普斯教授的《美国黑人奴隶制度》和他关于南部黑人地带的起源和发展的论文。他的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南部旧时代的生活与劳动》……对研究南部大西洋地域和南部中央地域都是有帮助的。”[31]

第三，特纳既是“天定命运”的鼓吹者，也是个种族主义者。众所周知，在特纳的“边疆学说”中明显地贯穿了一种扩张主义思想，这里无须多赘。他的种族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他对黑人奴隶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而且也表现在他对美国印第安人被驱逐、被杀戮的惨剧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印第安人的反抗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切表明，他虽然驳斥了用条顿制度来阐明美国历史的发展，但他并未摆脱“原种论”的生物学的先决条件。早在1890年，他就写道：“美国的殖民开拓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即亚利安人迁徙的一个部分。”[32] 在特纳看来，美国印第安人是这个“伟大运动”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比如，印第安人苏族的红云就被特纳描绘为抗拒美国“文明进军”的一个首领。最为突出的事例是他对从佐治亚洲“迁徙”的柴拉基几族人的态度。柴拉基几族是个有自己的文字、一部成文宪法的文明部族。对于这次“迁移”，特纳是这样写的：“从这个国家（指美国――作者）开端起，居住在佐治亚边区的印第安人就是对她发展的一个威胁和一种障碍。”[33] 他这样明目张胆地诬蔑柴拉基几人，可能是因为他的英雄人物杰克逊受到了牵连。这一切表明，特纳是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因为他已把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通通排除在他所说的“人民大众”之外，他的同情和关怀仅限于他的白种人同胞，而对他的有色人种的同胞却十分麻木不仁。

 

 

（本文曾经发表在《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