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
近30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即超越民族国家框架来考察和书写历史，关注跨越领土疆界的现象和事态，出现了全球史(global history)、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等新的研究视角和史学分支，①这一潮流通常被称为历史研究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倾向，其中，国际史和跨国史的兴起又被称为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关于全球史，国内学者已有大量介绍，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著作。对国际史和跨国史，我国史学界的关注还很少。②本文尝试以美国史学界为例，梳理跨国转向发生的背景和过程、跨国史(国际史)研究的领域和问题以及跨国史兴起的意义。
一、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史学的挑战
专业史学是伴随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其功能是为民族国家疆界内多样化的民众提供一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塑造统一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因此，民族国家成为专业史学天然的、不证自明的研究单位，历史变成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即“国史”，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侍女”。正如杜赞奇所言：
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国王、国家、阶级、个人和特殊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考察空间总是民族国家。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所学的历史就是中国、印度、日本或法国的历史。民族国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潜入专业史学和通俗历史的观念之中：它才是历史的支配性主题。③
正是为“国家构建”服务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使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因民族国家的支持而繁荣，并获得大量读者和听众。战后，随着东西方对峙的加剧和殖民地的独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专业史学空前繁荣，并在1960年代达到鼎盛。但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国家的地位，给人类生活带来一系列新变化，也使得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第一个变化是国家作用的下降。全球化浪潮和通讯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人员、资本、商品、服务和信息的跨国流动，这种流动使过去稳定的民族国家界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容易被渗透，同时也使国家的行为愈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不仅如此，联合国和欧盟等超国家权威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国家内政进行干预，并对国家主权做出限制。这些趋势使得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职能和权力”，影响力逐渐下降。④第二个变化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上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据入江昭研究，1940年有500个国际非政府组织，1995年达到30000个。⑤这些组织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意义”。⑥第三个变化则是跨国事务和现象迅速增多，包括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恐怖主义的蔓延、气候变迁与环境恶化、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流行疾病的传播、跨国移民浪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这些事务的应对和解决不仅需要国家间合作，而且吸引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并催生了全球治理的兴起。上述变化不仅削弱了民族国家在社会经济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也改变了民族国家史学在身份构建过程中的意义。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史学，不难发现它至少有三个弊端。
其一是研究领域的狭窄和局限。人类的经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个人、地方、国家、跨国和全球五个层面，民族国家史学聚焦于国家层面的人类活动以及部分与国家成长相关的个人和地方性经验，竭力在国家疆界内界定和容纳过去的经历，忽视了跨国性和全球性人类活动。即使在国家层面，那些被认为对国家成长没有贡献的边缘群体或无助于培养共同历史记忆的经历，如少数族群、妇女、底层民众、移民和跨国流动，也很难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更难以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叙事中。即是说，民族国家史学选择性地重建人类过去的某些方面，漏掉或有意忘却人类的很多经历，提供的历史知识是极不完整的。用澳大利亚学者伊恩·蒂博尔的话说，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只能“反映最低限度的历史‘真实’”。⑦
其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厄内斯特·雷南曾言：“国家(nation)的本质在于组成国家的所有人都具有许多共同点，也同时遗忘了许多事。”⑧正是出于国家构建的需要，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往往夸大本民族的贡献和成就，对本民族历史上的过失和阴暗面则轻描淡写，或者有意抹杀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差异，夸大历史上外部的威胁及其给本民族带来的苦难，以加强民族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构建一个同质的共同体。于是，历史书写和历史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变成对集体记忆的操纵，甚至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本国历史的研究实际上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立场，而不管研究者是否有爱国主义的诉求。
其三是过分强调本国历史经验和制度的特殊性，忽视了国家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民族国家史学通常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解释国家兴起和成长的原因，强调本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特性，忽视影响国家历史演进的外部因素，也不能用比较眼光来理解不同国家发生的类似现象，更看不到本国历史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历史经验的相似性。美国史研究中的“美国例外论”是这种历史书写的典型。实际上，对国家间差异的强调和对本国历史独特性的颂扬并不局限于美国历史学家，而是所有历史学家的“职业病”。
除了全球化进程外，1960年代兴起的各种社会正义运动对史学研究也产生影响。无论反殖民主义运动、民权运动、劳工运动，还是女权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者权利运动，都试图通过跨国合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些运动影响下兴起的后殖民研究、族群研究、流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奴隶制研究，都超越了民族国家框架，采用跨国规角，改变了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使“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逐渐成为学术时尚，并促使美国史学家反思美国国家历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⑨
简言之，民族国家史学在全球化时代暴露出的弊端和西方学术话语的转变，推动了史学家对国家和史学本身的重新思考，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趋向。到21世纪初，史学家“越来越怀疑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不合时代的，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是反动的”。⑩他们决心利用全球化时代国家能力被削弱的机会，把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框架构成的“牢笼”中“解救”出来。(11)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开始打破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尝试关注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事态和主题，开启了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和跨国转向的潮流。
二、美国史学界的反思与跨国转向的兴起
对民族国家史学弊端的反思最早来自美国外交史学家。自一战后兴起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一直被作为美国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外交史家通常以美国白人男性精英和政府的政策为研究对象，强调美国对其他国家和世界的影响。这种研究路径的外交史在史学界一直备受推崇，但在80年代初开始遭到学术同行尤其是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的激烈批评。对外交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专注于国家的政策和白人精英的作用，无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和少数族裔的影响；主要依赖美国的资料，很少使用其他国家的档案；陷入美国中心论，没有看到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过分重视权力和利益等物质性因素，忽视了文化的力量，包括情感、偏见、价值观和信仰对决策者的行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在史学同行眼里，外交史成为衰退的领域，“守旧、呆板、缺乏想象力，甚至无关紧要”，(12)进入了“长期危机”之中。(13)
为了摆脱危机，外交史家从两个方面对外交史学进行改造：一是转向对文化因素的重视，二是国际化。国际化的最早倡导者是入江昭。1988年，他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史学的国际化》的主席演讲，指出美国外交史研究存在过分“国家化”(nationalization)的倾向，学者们多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和国家风格等角度撰写美国对外关系史，忽视了美国政策与全球体系和其他国家的互动，以及跨国行为体的影响。他提出，美国对外关系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都应该“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实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他号召美国历史学家“扩大视野”，“使自己习惯于把美国历史不仅仅作为国家史，甚至不仅仅作为跨大西洋史，而且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就外交史而言，应该“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把整个世界视为研究的框架”。(14)1990年，韩德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题目就是《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一个实施议程》。他提出，外交史研究若想走出危机，就必须运用多国档案，考察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对非国家行为体给予更多关注。(15)这些倡议得到外交史研究者的积极响应，使外交史成为最早淡化民族国家历史范式的史学分支。
几乎与此同时，研究美国国内史的学者开始对美国史研究中长期盛行的“美国例外论”展开批判。由于缺乏悠久的传统、共同的血缘和统一的宗教，历史写作对美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尤为重要。从18世纪末起，美国革命一代就开始通过书写独立战争的历史来构建美利坚人共同的过去，塑造美国的民族特性。早期的建国故事强调美国起源的独特性，其基本解释是：“美国是接受启蒙的欧洲所生育的婴儿，为自由的新生而奋斗，坚守住原则，不让‘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从世界上消失’。”(16)经过托克维尔等人的阐发，对美国特性的强调逐渐发展成美国例外论，并在美国历史解释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例外论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解释是：美国的发展道路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美国的发展过程是自主和自足的，不受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其他国家的影响；美国发展道路超越了工业化国家(欧洲)普遍的模式和法则，避免了欧洲的阶级冲突、社会革命、贫富分化和专制暴政，展示了一个自由生长和发展的历史，并为世人树立了典范。19世纪末美国史研究中的“边疆说”(frontier thesis)是美国例外论的典型。二战后，以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和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等人为代表的“共识学派”(Consensus School)，更是大力倡导美国例外的思想，使例外论主导了60年代以前的美国史研究。
60年代后期兴起的妇女研究、少数族群研究、移民研究、后殖民研究，开始突破民族国家框架，并对美国例外论提出批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从90年代初起，美国例外论开始遭到学者日益猛烈的攻击。1991年10月，伊恩·蒂勒尔撰文指出，“按照德国的模式把历史视为民族国家起源和成长的经历，在很多国家根深蒂固，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传统仍有如此的活力”。其原因在于，“把美国视为历史正常模式和法则‘之外’的特例的前历史主义思想深深地嵌入美国的经验之中”，结果就是“在一个史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国际化潮流的时代，民族主义和例外论的传统仍然纠缠着美国史研究”。蒂勒尔认为，这种例外论无法“通过揭示其内在的逻辑矛盾或运用比较史学方法加以消除”，而只能通过打破美国史研究的国家框架来消除，也就是改变美国历史知识生产的条件，放弃单纯在国家框架内进行历史知识生产的做法，而把美国历史视为“跨国性主题的变种”(variation on transnational themes)，进行“跨国史”研究，从而使美国历史研究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藩篱，以开辟美国史写作的新的“国际史时代”。(17)1992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乔伊斯·阿普尔比也批评美国例外论忽视了美国历史的多样性，把美国视为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的奇迹”，是一种“特殊的、美国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而现在是超越例外论的时候了。(18)
对例外论的批判触发了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运动。1992年9月，《美国历史杂志》刊载了一组圆桌讨论，由美国以外的美国史学者根据自己的视角和经验，就美国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发表看法，讨论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19)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该杂志开始刊载外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论著目录，并约请国际特约编辑，设立美国史研究最佳外语论文和著作奖。后来，该杂志又多次就上述问题举行圆桌讨论或刊载专题论文。
1996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与纽约大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发起了“美国史研究国际化项目”，探讨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国家的历史。1997-2000年，该项目召开四次会议。2000年，发表了项目负责人托马斯·本德执笔的《拉比埃特拉报告》。会议论文集《全球化时代对美国史的再思考》也于2002年出版。(20)本德在报告中提出，自19世纪专业史学兴起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历史学家最主要的关注对象和历史分析的单位，被视为“封闭自足的(self-contained)和内部无差别的(undifferentiated)”。但是，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对国家的新理解，并继而带来关于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看法，即，有关国家“封闭自足和内部无差别”的这一假设“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错误的”；国家和其他历史现象都必须被“重新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因为人口、资本、知识和物质的运动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政治单位之内；并非历史上一切有意义的力量都与国家相关联，民族国家并非历史分析的天然单位，历史学家必须扩大历史分析的范围，对大于国家的历史进程的意义表现出更多敏感性，关注超过民族国家范围的“更大的、跨国的情境、过程和身份”。就美国史研究而言，应将美国历史置于更大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使美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通过把美国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中，将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的特性，同时又能“避免简单化的美国例外的主张”。(21)该报告产生了巨大影响，国际化与跨国转向逐渐成为美国史学家的共识。卡尔·瓜尼利认为：“核心问题不是国际化是否将发生——国际化已经改变历史研究——而是国际化如何向前推进以及如何影响历史教学”。(22)另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说：“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圣歌”。(23)
2006年12月，《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一组关于跨国史的对话。如果说，本德的报告主要是从如何丰富和深化美国史研究的视角来讨论跨国史，把跨国史视为在全球化时代重新书写美国国家历史的新方法，那么，在这场对话中，跨国史被视为一种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各种超越领土疆界、把不同国家和社会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包括跨国网络、制度、思想和过程。用斯文·贝克特的话说，跨国史要“重建人类过去经历中超越了民族国家、帝国或其他政治领土范围的那些方面，这使跨国史与过去百年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书写的大部分历史区别开来”。(24)也就是说，跨国史不是关注民族国家疆界内发生的事情，而是关注那些超越领土疆界的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和人员的流动。
2009年，《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词典》出版，来自世界25个国家、分属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350位作者为之撰稿。词典编者把19世纪中期视为跨国史的开端，将1850年以来的跨国现象分为九类：人口流动；世界秩序与失序；文字、声音和影像；产品与贸易；地球的环境、资源与基础设施；空间与事件；身体与灵魂；概念与过程；团体与事业。(25)不难看出，词典作者通过跨国史框架而不是民族国家框架或国际关系史框架来看待现代世界的历史，不再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各个国家历史的汇总或国际事务的编年，而是人员、商品、思想和技术相互联系和流通的历史。该词典的出版标志着跨国史已经成为公认的史学研究领域。
大体言之，到21世纪初，“跨国史”已经成为史学界的时髦词汇，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和书写民族国家的历史，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把跨国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已经成为美国乃至西方史学界强大的学术潮流，并开始挑战民族国家史学的主导地位。“民族国家不再被毫无批判地接受为历史研究的‘天然’单位和历史著作的‘天然受众’”，(26)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在国家之外寻找和发现有意义的历史。他们的努力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把跨国史作为理解和阐释(美国)国家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法(approach)；二是把跨国史作为以历史上跨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subfield)。
三、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跨国史
美国史研究中的跨国视角并非完全是新事物，事实上，美国专业史学兴起之初，学者们在研究早期史，包括革命史的时候，就将美国置于大西洋世界中考察。以查尔斯·安德鲁斯(Charles M. Andrews)和赫伯特·奥斯古德(Herbert L. Osgood)为代表的研究殖民地时期美国史的帝国学派就是在大英帝国范围内考察美国革命的起源，强调美洲殖民地与英帝国联系的重要性。20世纪初期，妇女史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黑人学者杜波伊斯的著作都超越了民族国家框架，探讨被民族国家史学所忽视的边缘人物：妇女和黑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黑人、妇女和移民以及奴隶制和基督教史的学者引入大西洋视角，特别是通过英美互动的考察，出版了一批杰出的成果。按照蒂勒尔的说法，民族国家史学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在一战之后，在此之前，跨国史与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范式在美国史研究中是共存的。(27)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恢复在专业化和民族国家高潮时期，大体上在1900-1970年间被湮没的历史研究路径……回到或拓展那些旧的但仍然有益的问题和视角”。(28)
作为视角和方法的跨国史是把美国历史置于更广阔的地区/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将跨国联系和外国事态视为塑造美国历史的力量，以打破美国例外论，从而更准确和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历史的演进。这种跨国史有以下几种研究路径。
一是将美国历史置于更广阔的跨国背景中，视美国历史为跨国或全球力量互动的产物，是更大的地区历史的一部分。从这一路径研究美国史最为成功的领域是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史。殖民地时代的大西洋两岸存在广泛的人口流动、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这使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生活具有强烈的“跨国性”。因此，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实际上无法解释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成长和美国的建立。学者们从1980年代就把殖民地史视为大西洋史的一部分，将过去忽视的问题和领域，如大西洋贸易网、人口流动、奴隶贸易、非英裔欧洲移民以及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纳入视野。跨国史视角不仅扩大了早期史研究的范围，而且赋予殖民地史以新的意义。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内进行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即把殖民地时代视为后来出现的美国国家历史的准备和起源，历史学家试图在殖民地时代寻找那些与后来美国国家成长相关联的因素，突出殖民地的英国特性和孕育美国独特性的历史要素，而把妇女、黑人、英裔以外的欧洲移民排除在外。而跨国史视角下的早期史学者不再专注于从殖民地时期寻找美国的起源，“放弃了殖民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其对美国国家构建的贡献的思想”，更愿意把殖民地史与欧洲史相联系。(29)即是说，“早期美国史不再像班克罗夫特和1890年代大部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理解合众国起源的手段，它已经成为早期现代世界历史重要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0)除早期史外，其他领域的研究也采用了这一路径。西部史研究重视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国之间的殖民争夺对美国西部发展的影响；移民史学者把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的赴美移民视为全球性移民运动的一部分；外交史家则在19世纪末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背景下理解美西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
二是考察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思想、人员、制度)如何影响和塑造美国历史事件和进程，把跨国交流作为影响美国国内事态的因素与力量。美国历史的发展并非像例外论所主张的那样是封闭自足的，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实际上，“美国以外的世界总是通过移民、思想的传播或商品的交换以及其他几乎每种可见形式的互动，在过去400多年里影响着美国。”(31)殖民地时代大西洋世界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塑造了13个殖民地的面貌，《独立宣言》本身就是跨国思想交流(启蒙思想传入美洲)的产物，美国建国后的许多重大政策和事件都受到大西洋对岸的影响。无论门罗主义还是门户开放政策都从英国政策中获得启示，19世纪末东北部知识精英与欧洲的密切交往及其对当时欧洲帝国扩张“时尚”的追求，直接促进了帝国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过去的研究通常从美国内部寻找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起源，丹尼尔·罗杰斯则证明，大西洋两岸思想和人员的交流深刻地塑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改革运动，美国的很多改革方案从欧洲经验中获得了启示，甚至是对欧洲的模仿，从进步主义运动到新政的美国社会改革运动是大西洋世界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弊害的努力的一部分，进步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跨大西洋现象。罗杰斯进而提出，“跨大西洋社会政治”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概念，“重新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跨国借鉴、模仿、适应和改造的世界”，为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打开了新视野。(32)
三是探究外国事件和国际事态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域外事态对美国的影响贯穿着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实际上，独立战争的爆发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欧洲帝国之间殖民争夺的副产品，美国南部奴隶制的正当性也曾受到19世纪初欧洲废奴运动的强烈冲击。近年来，对黑人民权运动的研究越来越强调国际事态的影响。学者们发现，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与对抗、亚非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特别是非洲国家独立等事件深刻地塑造了民权运动，不把民权运动置于国际语境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中考察，就无法真正理解其起源和面貌。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詹姆斯·梅里韦瑟的《很骄傲我们能是非洲人》。该书回顾了美国黑人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非洲重大事件的反应，认为随着非洲各国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获得胜利和实现独立，曾经认为非洲还处于野蛮状态因而需要开化和提高的美国黑人不再把非洲视为耻辱之地，开始以非洲为荣，并且意识到，在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斗争中可以学习非洲的经验。作者发现，非洲在美国黑人的思想和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发生了巨大变化，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也改变了美国黑人，使他们更加从国际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种族问题，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民权运动中去。(33)
四是研究美国对其他国家和世界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回流到美国并塑造美国自身的历史进程。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传统领域，特别是关于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成为研究热点。跨国史视角下的相关研究不再把美国对外关系视为美国单向输出其影响的过程，相反，开始关注美国权力投射对象对美国的反向影响。近几年兴起的“美利坚帝国研究”特别强调，美利坚帝国内部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论文集《殖民地的熔炉：现代美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帝国》通过考察美国在菲律宾、波多黎各、古巴和夏威夷等地进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殖民实践，来探讨“美利坚帝国国家体制”的兴起和成长，诠释了这种交互影响。一方面，美国殖民当局通过军事镇压、公民教育、公共卫生计划、警务和监狱制度改革、环境治理等方式，对当地政权、社会和民众身体进行管理和规训。另一方面，这些原本在美国本土无法实施的政策，通过在殖民地的成功试验后，被“重新进口”到美国，促进了联邦政府职能和权力的扩张：菲律宾的囚犯自治试验和警务改革一战时期在美国本土开始采用；美国国内的反毒品立法和禁毒运动起源于菲律宾的禁烟运动；在菲律宾实施的以保护自然资源为目标的“环境管理”也被引进到美国本土；而美国镇压菲律宾反抗的军事行动也成为“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最早萌芽。该书提出“帝国内部交互作用”的概念，把美国与其控制地区的互动视为相互影响的关系，而非美国单方面投射力量和实施控制的过程，美国对帝国边缘地区的占领和统治深刻影响了美国本土的政治与社会实践，海外帝国的构建是促进现代美国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34)其实，美国在其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扩张也影响了美国本土的历史进程，例如在华传教运动改变了美国本土教会的面貌和观念，促进了美国草根阶层“国际主义”观念的兴起。(35)
五是通过引入多国视角和关注“低端政治”，将外交史“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ed)，把美国外交史发展成国际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是从外交史开始的，跨国史视角的引进对传统外交史的改变也最为明显。这集中体现在名称的变化：“国际史”正在取代“美国外交史”或“美国对外关系史”，成为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学科分支的名称，很多以前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现在更愿意自称为“国际史学家”。如果说，外交史把美国对外政策视为美国单方面向外投射力量的过程，国际史则强调从多国视角(非美国和非西方的视角)，运用多国材料(而不仅仅是美国的档案)，来考察和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强调外国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事件的影响；外交史专注于战争与和平、安全与战略等“高端政治”，国际史则把经济与文化交流、人权、对外援助、疾病控制等纳入研究范畴。在国际史方法的观照下，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很多问题获得了新的理解。例如，美国学者长期以来把美墨战争视为美国的经历，从美国视角称之为“天定命运”思潮泛滥以及波尔克总统欺骗国会和公众的结果，是“波尔克先生的战争”。蒂莫西·亨德森则从墨西哥的视角阐释这场战争，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把墨西哥视为美国侵略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从墨西哥国内社会寻找战争的起源。他提出，政治分裂和派系斗争使墨西哥无法推行与美国谈判、妥协的政策，相反，为了在失去得克萨斯后捍卫本国的荣耀，宁可冒与美国爆发战争的危险，最终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尽管这一失败加剧了国内的分裂和动荡，但在墨西哥人看来却是“光荣的”。(36)亨德森将美墨战争视为墨西哥历史的一部分，把墨西哥人置于这一历史大剧的中心，无疑丰富了对美墨战争起源的解释。冷战史或许是近年来从国际化中收益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冷战国际史”这一名称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外交史演变成国际史的潮流。
跨国史视角的引入改变了对美国历史上诸多问题的解释，为重新书写整个美国历史奠定了基础。2006年，托马斯·本德出版了《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37)该书将美国历史进程置于全球背景中，从跨国史视角对美国历史进行新的综合。(38)本德选取了传统美国历史叙事中五大主要论题(欧洲在美洲的扩张和美国历史的开端、独立战争与美国革命、内战、19世纪末帝国扩张和工业化时代的进步主义改革)，证明这些传统上被认为主要由国内力量推动的事件实际上受到外部环境和事态的深刻影响，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从跨国史的视角加以理解。在本德的笔下，欧洲对北美大陆的征服和英属殖民地的建立，实际上是新大陆发现后全球跨文化联系爆炸性兴起的一部分；独立战争是欧洲各国相互争夺的漫长战争的插曲，美国革命不过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众多大西洋革命运动中的一场革命而已；美国内战是世界范围内废奴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众多巩固民族国家的血腥战争中的一场战争；19世纪末美国的扩张并非偶然的偏差，而是欧洲主导的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风格和目标上是大陆扩张的继续；进步主义改革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大都市过度扩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球性反应的一部分，改革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借鉴。总之，美国历史乃至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对更宏大的世界性潮流和趋向的地方性反应。该书提供了关于美国历史的新叙事，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有评论者甚至认为，此后任何试图书写美国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思考“如何把美国历史置于更大的人类历史之中”，否则就是不完整的、偏颇的，美国历史书写实际上已经无法回到旧的叙事模式中去。(39)
跨国史视角的引进不仅改变了专业史家的研究视角，重塑了美国史各领域的研究，也开始影响美国历史的教学。2008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数十位历史学家和中学教师就美国历史的重大主题如何实现国际化进行了讨论，并对教学提出了具体建议。该书选择了14个主题，分别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学者从跨国和全球视角对该主题的思考，另一篇是具体的教学策略。14个主题是：16-18世纪的美国、大西洋和全球消费需求；全球语境中的独立宣言；美国奴隶制的起源；19世纪全球背景下的美国宗教；美国西部与世界；19世纪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世界舞台上的内战、奴隶解放与重建；改革的多重世界；移民史上的美国；全球视野中的民权运动；种族与公民身份；20世纪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化；世界舞台中的美国妇女；冷战与美国全球霸权。(40)同年，还出版了对大学美国历史通览课程的类似教学指导。(41)
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和跨国转向打破了人为设定的“藩篱”，实现了让美国历史向世界开放的目标。但是，跨国史视角的提出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史，更不是把民族国家从历史研究中剔除出去，而是把民族国家置于更全面、更深刻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跨国事态和国际潮流对美国历史的影响。用托马斯·本德的话说，倡导国际化的目的不是要书写一个“后民族国家史”(postnational history)，而是要“丰富”(thickening)美国历史，“使美国历史更加复杂多样，更加符合实际的经历和历史的记录”。(42)同时，跨国史视角并非否定美国历史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它否定的是美国例外论而非美国历史的独特性。
四、作为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的跨国史
对跨国史的倡导不仅是为了深化对美国历史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即，研究一直被历史学家忽视的、跨越领土疆界的事务和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入江昭是最有影响的倡导者。如果说民族国家史学关注的是政治疆域，即国家空间内的事情，跨国史研究关注的则是跨国空间(transnational space)内的事情。“跨国空间”并不意味着实际存在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地理空间，而是指跨国性的网络和纽带。跨国空间中的行为体既有为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服务的国家代表，但更多的是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移民，国际性的妇女、劳工和宗教团体及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空间培育的是超越国家和族群身份的忠诚与认同，如性别、宗教、阶级和职业身份等。在此基础上，移民和流散研究中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概念也被借用到跨国史研究中，它是指“将人们或机构跨越民族国界疆界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纽带和互动关系”，既是一种“社会交往形态”(social morphology)，也是一种“思想观念”，有人甚至将其视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43)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它强调的则是跨国事态、联系和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民族国家受到跨国事态的深刻影响，反对把国家看作自足的体系，与强调民族特性和成就的民族(国家)主义(nationalism)相对。
作为一种研究领域的跨国史则是关注跨国空间内人类的经历。这种研究实际上把国家置于边缘地位，更强调研究对象的非国家特性和身份，如性别、宗教和政治信仰，其意义主要不在于丰富和加深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而在于重建被民族国家历史范式所忽视的人类经历，因而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和史学范式，可以视为一种“新史学”。这种跨国史也被称为“国际史”。(44)作为研究领域的跨国史或国际史主要关注如下主题。
一是思想、信息、商品、技术的跨国流动。思想、观念和文化的跨国流动成为近几年跨国史(国际史)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试图打破过去文化关系研究中的国家框架，注重从跨国视角考察文化输出，不仅关注思想是如何传播的，更重视思想和观念如何被改造以适应传入国的需要以及西方文化如何被“地方化”。(45)学界公认，近年来研究思想“跨国旅行”的典范之作是伊里兹·马尼拉的《威尔逊时刻：自决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国际起源》和戴维·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前者利用了多国档案资料，讨论了从1918年秋威尔逊提出国际新秩序到1919年春凡尔赛和会闭幕，威尔逊民族自决与国家平等思想的全球传播及其对埃及、印度、中国和朝鲜等地民族主义者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思想如何被这些民族主义者利用和改造以追求国家独立的目标。该书改变了西方学术界研究一战后媾和的欧洲中心视角和对巴黎和会上大国博弈的片面关注，将目光转向边缘地带，考察媾和过程对边缘地带的影响和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反抗，推进了对一战媾和的研究。作者的视角转换带来诸多新发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既源于每个社会内部的变化，也“与威尔逊时刻的国际背景紧密联结在一起”，离开国际背景，就无法充分理解民族主义；不仅威尔逊的活动是一战后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性努力的一部分，埃及、印度、中国和朝鲜的民族主义者的活动也是如此。(46)阿米蒂奇则从跨国和全球的视角，考察了美国独立宣言与当时国际思想、大西洋两岸政治环境的关系，以及独立宣言对当时国际关系和后来世界各地独立运动的影响。通过研究1790年代至1960年代十几个国家独立宣言的文本，他发现，其他国家采用了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和修辞，特别是效仿了其文本结构，即：呼吁国际承认、陈述冤情以及宣布拥有主权，这成为通行的模式。正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下，原来由帝国组成的世界变成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因此，美国革命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47)此外，关于食品和技术的跨国传播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成果。(48)
二是妇女、劳工、宗教、环境、和平等领域的跨国运动。对国际性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研究，通常都置于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内进行考察，但是，当我们从跨国史或国际史的视角审视这些团体及其运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运动具有很强的非国家色彩，参与者的主要特征并非其国家身份，而是性别、职业和宗教身份。20世纪初期的美国妇女领袖把女性的苦难视为超越民族疆界的，女性被国家剥夺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这也使一些女性主义者厌恶民族主义。她们通过会议、旅行和报刊建立了跨国联系网络，在多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在全球推行其主张，争取妇女权利，在各国妇女中间倡导、培育全球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的观念。这种共同性和关系网络培育了女性超越民族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很多妇女成为女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49)基督教传教组织也拒绝纯粹的“民族国家”基督教的思想，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教派合作，建立跨宗派、跨国界的传教团体。他们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试图在国家之外建构一种共享的基督教文化，在思想和精神上占据了一种与民族国家不同的跨国空间。传教士个人的身份认同也是多重的，他们自视为美国人、文明的先锋、耶稣基督的仆人和某个教派的传教士，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其国家身份而是宗教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传教史研究纳入民族国家史学中，就会造成对历史的扭曲。劳工运动也具有浓厚的跨国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劳工运动有大量移民工人参加，而他们保持着与祖国的联系，劳联和产联还吸收了很多加拿大工人。这些劳工组织关注其他国家的劳工状况，支持其他国家的劳工运动，并视之为改善自身状况的重要途径。美国劳工组织与其他国家的劳工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把争取劳工权益视为国际性的事业，因此，国际劳工运动具有鲜明的跨国色彩，“工人无祖国”这一口号典型地反映出劳工运动的跨国性质，即各国劳工有共同的诉求和命运。(50)
关于跨国性政治与社会运动的研究并不限于此，其他方面的运动，如裁军运动、和平运动、社会正义运动、人权运动和环境运动都被纳入国际史的视野加以研究。(51)
三是跨国行为体，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从20世纪末开始，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成为跨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构建世界文化：1875年以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史的著作，涉及1875-1973年间的6000个非政府组织，其中既包括环保、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也包括过去被忽视的致力于技术标准化、国际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的组织。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反映并促进了五大全球文化原则的传播：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理性自愿权威(rational voluntaristic authority)、合理化进步(rationalizing progress)和世界公民身份。这些原则构成“世界文化”的核心要素，非政府组织是“世界文化”孕育和传播的舞台。通过培育世界文化，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助于建立“世界治理机制”(world polity)。(52)另一部考察国际组织演进的名著是入江昭的《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该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但重点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自19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最近50年的历史演变及其贡献。在入江昭看来，民族国家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非政府组织则培育超越国家界限的利益与关切，以及人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意识，因此有助于全球公民社会即全球共同体的形成。(53)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为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的新范式”。(54)
四是跨国事务及相关的跨国合作。跨国事务是指疾病传播、人口变迁、环境变化、人权保障、武器扩散等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加以解决的事务。20世纪末以来，这些问题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谢尔登·沃茨研究了过去六个世纪鼠疫、麻风病、天花、梅毒、霍乱、黄热病和疟疾在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及其原因。他把瘟疫与殖民扩张联系起来，认为欧洲殖民者要么把新的疾病传播给当地人民(例如把天花带到美洲)，要么把死亡率很低的当地传染病扩大为一场大瘟疫(例如霍乱、黄热病和疟疾)。瘟疫的影响与权力的分配和使用密不可分，其传播是欧洲帝国对亚非拉地区行使权力的结果，而当地统治者往往选择保护特权阶层，造成普通民众大量死亡。(55)马修·康纳利考察了20世纪世界各地的人口控制运动，他指出，尽管人口控制运动遭到天主教会和部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领袖的反对，但是在控制人口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思想影响下，人口控制不仅成为很多国家的政策，也得到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成为20世纪最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56)伊里兹·马尼拉对冷战时期国际合作消除天花的研究，多萝西·琼斯对国际正义运动的研究以及劳伦斯·威特纳对核裁军运动的研究，都是近年来关注跨国事务的优秀成果。(57)
五是移民与流散族群(diaspora)。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人员跨国流动的加快，移民和流散族群的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对赴美移民的研究，二是对美国海外侨民的研究。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下对美国移民史的研究，通常将移民迁徙的原因视为迁出国“推力”和迁入国“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重点关注的是移民，如华裔移民在美国的适应和同化过程，运用同化论和熔炉论来解释移民在美国的生活，而同化则被视为移民抛弃原来的文化传统、与过去决裂的过程。我国学者则把华裔移民视为美国种族歧视的被动受害者或者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者。美国的华裔学者徐元音则超越了民族国家框架，采用跨国主义的视角和方法，着重考察广东台山的赴美移民建立的跨国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如何影响移民原居地。在他看来，移居海外的广东台山人通过人员、金融、物资和信息方面的交流，与家乡建立了包括书信、钱庄、家庭、血缘关系、杂志和书籍在内的跨国联系网络，形成了一个不受地理空间约束的、超越了民族国家界线的跨国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有助于华人在美国获得社会地位，并对家乡的现代化做出贡献。华人移居美国的过程，并非完全抛弃原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纽带，彻底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而是构建跨国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对家庭、宗族和故土的忠诚被移民活动重塑，儒家传统得到改造，以满足跨国家庭生活的新现实。显然，与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研究相比，这一跨国研究更能反映赴美华人的真实生活，也说明必须走出民族国家界线来理解作为全球现象的移民活动。(58)
跨国史关注的主题并不限于此，有关国际体育、跨国公司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传播的研究，都属于跨国史(国际史)的范畴。
五、跨国史兴起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和国际史的兴起，被入江昭称为一场“史学革命”，(59)它不仅给美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最激动人心的新变化”，(60)而且改变了历史学家理解、书写和教授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的方法和观念，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把民族国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之中，特别是通过承认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和特性的影响，跨国史改变、丰富和加深了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就美国史而言，跨国史视角和方法改变了对美国历史上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独立与建国、内战与重建、工业化与社会改革、种族主义与奴隶制、土著美国人和民权运动在内的重大问题，都通过跨国史视角得到了新的理解和阐释。这有助于构建关于美国历史的新叙事，形成新的美国史“综合”，弥补传统美国历史叙事的褊狭和不足，超越美国例外论。一旦承认国际潮流和外国事态是塑造美国历史的重要力量，承认美国无法置身人类共同历史之外，而且面临与其他国家共同的问题和挑战，那么，美国例外论就失去了基础。在跨国史视野下，美国文化不过是西方文化的变种，美国历史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并非“例外”，而是人类共同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通过突出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物、事件和过程，挖掘由于把国家置于中心地位而被忽视和淹没的人类经验，跨国史在民族国家历史之外创造了一种“新历史”。这种“新历史”通过再现历史边缘人的经历和价值，具有重建史学正义的意义。徐国琦的《西线的陌生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华工》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在有关一战的中外历史著作中，华工通常是不出现的，即使有所提及，也是作为中国参战行动的一部分而一笔带过。该书则通过挖掘尘封的档案，讲述了14万华工在西线战场(主要是法国)的故事。作者不是从民族国家历史的角度再现华工的活动，而是从国际史视角讲述他们在法国的经历：这些来自中国北方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置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他们不仅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而且成为中国文化的使者，是当时中国走向国际化和寻求新国家身份这一努力的一部分。(61)作者把普通的中国农民置于历史叙事的中心地位，改写了关于一战的国际史和中外关系史。
第三，通过提供新的、不同于民族国家透镜的历史观察方式，跨国史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更新历史学家的观念，使历史学家对过去习以为常的老问题产生新看法，从而有助于构建关于现代历史的新叙事。在跨国史的视野下，现代世界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主题，如民族国家的成长、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国的兴衰都获得了新理解。例如，从冷战超级大国关系和民族国家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动荡和混乱的时代，包括美国的经济滞胀、石油危机、政治丑闻和全球混乱。然而，从跨国史的角度来看，70年代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东西方交流从20世纪中期的中断后开始恢复，世界一体化进程加深，非国家行为体崛起，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和人权保障等跨国问题涌现。(62)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向前移，像马修·康纳利所说，“摘掉冷战透镜”，(63)超越大国争夺的框架来看1945年以后的世界，还会发现冷战并非是理解战后国际史的唯一框架，战后存在许多与冷战无关或主要不是由美苏之间对抗推动的事态和趋势，包括非殖民化进程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从跨国史视角来审视，战后不仅仅是大国(集团之间)争霸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帝国解体和非政府组织成长的时期，是新国际机制不断建立和全球秩序生成的时期。简言之，通过新视角的引入，跨国史研究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现代历史的新叙事。
第四，跨国史的书写可以促进文明(文化)间对话，培育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意识和国际主义观念，塑造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作为国家构建的工具，民族国家史学的任务是塑造国家共同体意识和培育民族主义观念。而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合格的公民不仅要爱国，还要有全球共同体的意识，关注整个人类的安全，成为世界公民，而跨国史恰恰有助于培育全球意识和世界公民观念。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美国例外观念带来的是褊狭和傲慢，导致思想和道德的孤立以及对外关系中的单边主义。具有跨国史视野的历史教育可以帮助美国人更准确地理解美国国家的本质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培养谦逊的美德，鼓励多边合作和尊重人类公意。用本德的话说，被置于跨国和全球语境中的美国历史研究和教学，将在美国公民话语中“注入适当的谦卑，接受美国不过是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诸多国家中的一个这一现实”，教育美国人“接受一种世界主义观念(cosmopolitanism)”，“成为更优秀的美国公民和世界公民”。(64)
跨国史在改变传统史学观念、更新史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从跨国史视角重新书写美国历史的著作过分强调美国历史与其他国家历史的联系和相似性，用臆想的联系代替实际的联系，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并因此造成对历史的误读。例如，本德认为美国内战与太平天国战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都属于19世纪中后期交通、通讯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背景下调整中央(联邦)与地方的关系，巩固国家权力的努力。(65)从形式上看，南方诸州退出联邦和太平天国起义都属于地方力量挑战国家权威的分裂运动，但在性质上，太平天国运动与美国南部政治分离运动完全不同，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贫苦农民造反的重演，与工业化的背景也毫无关联。跨国史将美国的历史与其他国家历史相联系，将美国历史视为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联系常常难以找到文献证据，需要依靠推理甚至想象来发现，有时难免缺乏说服力。作为视角与方法的跨国史还存在另一个危险，即任意扩大美国历史研究的领地，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现象纳入美国国家历史叙事之中，从而侵蚀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边界，这样的美国历史书写甚至有可能沦为论证美国全球霸权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导致出现本德自己所担心的“史学帝国主义”(historiographical imperialism)。(66)而作为研究领域的跨国史带来的问题是：谁会关心和“消费”这种历史？显然，这种跨国史由于缺乏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相关性，不能像“国史”那样打动人们的心弦和触动读者的感情，自然难以吸引大量的读者，很容易成为史学共同体的“自言自语”。归根结底，民族国家尽管遭到跨国力量和超国家权威的挑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人类共同体，是公民权利与安全的唯一保障以及情感依托和政治忠诚的主要对象，因此民族国家历史研究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将继续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跨国史是对国家历史框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优秀的历史写作是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和跨国史视角之间保持分析和叙述的平衡。
结 语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曾言：“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书写历史，因为尽管过去不会发生改变，但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代人都要对过去提出新问题，发现(与现在)相似的新领域，再现先辈经历的不同侧面。”(67)跨国史正是历史学家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对被淹没的先辈经历的再现，是全球化时代重新书写人类历史的新尝试。它的兴起已经给美国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带来巨大的变化，并正在影响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将使我们对人类过去的认识更加丰富、更加接近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种种跨国问题。不仅如此，跨国史研究还有政治和伦理上的价值：它试图在国家疆界之外“发现”影响本国发展进程和人类命运的历史，将本国的经验视为人类普遍经验中的地方性知识，提倡“在别人身上看到我们自己”，(68)有助于消除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在相互影响和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避免褊狭自恋和妄自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史视角的引入和跨国史的书写，不仅对美国意义重大，而且对中国具有同样的意义，理应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注释：
①跨国史与全球史虽然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兴起的，但二者出现的学术语境、关注对象和研究旨趣有很大不同。全球史是历史学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以跨地区和跨文化的全球性现象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世界不同地区相互联系逐渐加深和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用全球史大家杰里·本特利的话说，全球史所探讨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产生影响的历史进程，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运动、跨文化贸易、思想和观念的传播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也就是说，全球史的研究对象是全球性现象和全球化进程。而跨国史起源于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范式的不满，是以历史上的跨国现象为研究对象，这些跨国现象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不是全球性的，而仅仅涉及两个或多个国家与社会，因而不具有全球性意义。实际上，很多跨国现象并不在全球史关注的范畴，同时又无法放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研究，如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政治与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史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包含了全球史。全球史本质上是关于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叙事，并不像跨国史那样热衷于将跨国视角引入民族国家历史研究以及重新阐释民族国家历史。另外，跨国史的提出比全球史要晚，全球史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跨国史的提出则在90年代。本特利的话引自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2002,p.393.
②徐国琦教授的《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学》(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曾提及，国际史的兴起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他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年第5期)对国际史做了进一步阐释，但主旨是介绍他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主题的研究，对国际史研究方法虽有论及，但比较简略，对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以及跨国史兴起的背景、内容和意义均未涉及。孙岳教授的《“美国史全球化运动”评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主要介绍了托马斯·本德领导的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运动。拙文《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也曾对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和国际史的兴起略有讨论。国外多位学者对美国史领域的跨国转向潮流进行了回顾，参见Jay Sexton, "The Global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8, no. 1(Mar. 2005), pp. 261-276; Ian Tyrrell,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4, no. 3(Nov. 2009), pp. 453-474;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这些文章对笔者有所启发，但本文试图从全球化浪潮挑战民族国家史学的视角解读跨国史的兴起，并划分为两大类：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和作为研究领域的跨国史，同时指出了跨国史书写存在的不足，这些都与国外学者对这一潮流的梳理有很大不同。
③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27-28.
④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⑤Akira Iriye,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52.
⑥Lester M. 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4(Jul./Aug. 1994),p.109.
⑦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4(Oct. 1991), p.1033.
⑧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11.
⑨奥伯林学院教授温迪·科泽尔(Wendy Kozol)认为，正是追求社会正义的“实践者与学者之间的对话”导致了一些领域“跨国史分析的兴起”。"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1, no. 5(Dec. 2006), p.1445.
⑩David A. Hollinger, "The Historian's 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ce Versa,"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381.
(11)参见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12)Robert J. McMah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ational History 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0.
(13)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no. 1(Winter 1992), pp. 115-140.
(14)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1(Feb. 1989), pp.2, 4.
(15)Michael H. Hunt, "Internationalizing US Diplomatic History: A Practical Agend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5, no. 1(Winter 1991), pp.1-11.
(16)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0页。
(17)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pp.1031, 1038, 1055.
(18)Joyce Appleby, "Recovering America's Historic Diversity: Beyond Exception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9, no. 2(Sep. 1992), pp. 419-431.引文引自第420页。
(19)"Towar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A Round Tabl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9, no. 2(Sep. 1992), pp. 432-542.
(20)参见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21)Thomas Bender, La Pietra Report, 2000, Part II, http://www.oah.org/activities/lapietra/，2012年5月18日。
(22)Carl J. Guarneri, "Internationalizing the United States Survey Course: American History for a Global Age,"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6, no. 1(Nov. 2002), p.39.
(23)Jay Sexton, "The Global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p.261.
(24)"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p.1445.
(25)Akira Iriye and Pierre-Yves Saunier, eds.,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ⅹⅹⅵ-ⅹⅹⅹⅵ.
(26)Thomas Bender, "Introduction: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 10.
(27)Ian Tyrrell, "Making Nations/Making States: American Historians in the Context of Empi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6, no. 3(Dec. 1999), p.1015.
(28)David Thelen, "The Nation and Beyo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6, no. 3(Dec. 1999), p.971.
(29)Joyce Appleby, "A Different Kind of Independence: The Postwar Restructuring of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arly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50, no. 2(Apr. 1993), p.249.
(30)Gordon S. Wood, "A Century of Writing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3(Jun. 1995), p.693.
(31)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7.
(32)Daniel T.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
(33)James H. Meriwether, Proudly We Can Be Africans: Black Americans and Africa, 1935-1961,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34)Alfred W. McCoy and Francisco Scarano, eds., Colonial Crucible: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9.“帝国内部的交互作用”这一提法引自第10页。
(35)Dana L. Robert, "The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 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26, no. 2(Apr. 2002), pp.50-66；戴维·A.霍林格：《海外传教活动对20世纪美国的影响》，《复旦学报》2013年第3期。
(36)Timothy Henderson, A Glorious Defeat: Mexico and Its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8.
(37)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38)引入跨国史视角书写美国历史的通览性著作还有：Ian Tyrrell, Transnational Nati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since 178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Carl J. Guarneri, America in the World: United States History in Global Conlext, New York: McGraw-Hill, 2007.
(39)Sven Beckert's Review on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2, no. 4(Oct. 2007), p.1125.
(40)Gary W. Reichard and Ted Dickson, eds., America on the World Stage: A Global Approach to U. S. Histo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41)Peter Stearns and Noralee Frankel, eds., Globalizing American History: The AHA Guide to Re-Imagining the U.S. Survey Cours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8.
(42)Thomas Bender, "Introduction: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p. 10.
(43)Steven Vertovec,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no. 2(Mar. 1999), p.447; Akira Iriye and Pierre-Yves Saunier, eds.,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p. 1054.
(44)“国际史”和“跨国史”是两个非常相近的概念，有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回事，例如，剑桥大学历史教授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认为，跨国史和国际史的关系类似于“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二者的含义差不多是相同的，两个名词不过是不同学者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叫法。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入江昭认为，国际史较多地关注与国家(state)和政治相关的跨国事务，强调行为体的国家身份或与主权国家的相关性，而跨国史更侧重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跨国现象，强调行为体的非国家特性。一般说来，国际史的提出是外交史学家对历史研究中跨国转向回应的结果，而跨国史的概念则更多地为非外交史家所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可以互用的。实际上，入江昭本人有时也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参见"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p. 1442; Akira Iriye, "Transnational History,"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13, no. 2(May 2004), p.216; 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15.
(45)Liping Bu, Making the World like Us: Education, Cultural Expansio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3; Victoria de Grazia, 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5; Jessica Gienow-Hecht, Sound Diplomacy: Music and Emotion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1850-192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9.
(46)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 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引文引自第11—12页。
(47)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 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48)主要有Dwayne R. Winseck and Robert M. Pike, Communication and Empire: Media, Markets, and Globalization, 1860-193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ecilia Leong-Salobir, Food Culture in Colonial Asia: A Taste o f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49)参见Leila J. Rupp, Worlds of Women: The Making of an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50)参见Marcel van der Linden, "Transnationalizing American Labor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6, no. 3(Dec. 1999).
(51)Matthew Evangelista, Unarmed Forces: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Dominic Sachsenmaier, ed., Competing Visions o f World Order: Global Moments and Movements, 1880s-1930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Martin Klimke and Joachim Scharloth, eds., 1968 in Europe; A History of Protest and Activism, 1956-197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Sara B. Snyder, Human Rights Activ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Transnational History o f the Helsinki Networ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2)John Boli and George M. Thomas, "INGOs and Organization of World Culture," in John Boli and George M. Thomas, eds.,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
(53)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54)Lawrence Wittner's Review on Global Commun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8, no. 1(Feb. 2003), p.170.
(55)Sheldon Watts, Epidemics and History: Disease, Power and Imperialis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6)Matthew Connelly, Fatal Misconception: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7)Erez Manela, "Smallpox Eradication and the Rise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Niall Ferguson et al., eds., The Shock of the Global: The 1970s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orothy V. Jones, Toward a Just World: The Critical Years in the 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Lawrence Wittner,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Bomb, 3 vol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97, 2003.
(58)Madeline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9)Akira Iriy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1.
(60)Erez Manela,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in Eric Foner and Lisa McGirr, eds., American History Now,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03.
(61)Xu Guoq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2)尼尔·弗格森等人主编的论文集《全球震荡：透视1970年代》讨论的就是这一主题。Niall Ferguson et al., eds., The Shock of the Global: The 1970s in Perspective.
(63)马修·康纳利指出，冷战透镜即东西方冲突的框架，无法解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性质及其结果，而应该从南北冲突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参见Matthew Connelly, "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 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for Independ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 no. 3(Jun. 2000), pp. 739-769.
(64)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pp. 298, 10.
(65)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pp. 134-135.
(66)参见Thomas Bender, La Pietra Report, Part Ⅱ.
(67)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5, p.15.
(68)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