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荣：跨国史视野下的美国民权运动研究
本文转自《社会科学战线》公众号，特致谢忱！原文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将民权运动作为纯粹的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加以探讨，而跨国史视角的引入改变了学界对美国民权运动的理解。人们发现，作为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民权运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跨国运动。美国黑人把民权斗争置于世界政治之中，与重大的国际事件和态势相互关联，使之具有很强的国际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认识黑人问题的“国际化”进程，从跨国史视角分析民权运动的起源和意义，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未来从跨国史视角探究美国民权运动有着广阔的前景，可以拓展出若干重要的主题。
一、黑人问题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国际化”
美国民权运动在兴起之初就开始了“国际化”。二战对美国黑人问题以及民权斗争的“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有的学者为了突出世界事务对民权运动的影响，甚至追溯到了一战，认为美国黑人“争取种族正义的史诗般的斗争是置身于20世纪的国际史中”。众所周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自由”的主张。他不仅常用“四大自由”来表述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争目的，而且强调应该在“这四项必不可少的人类自由”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黑人社会很快就认识到，二战给他们争取民权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兑现民主承诺，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使黑人真正享有“四大自由”。黑人社会不再像一战那样简单地响应和追随政府的“为民主而战”的号召，而是提出了“双重胜利”的目标。也就是说，黑人既要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要在国内开辟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第二战场。此外，法西斯主义大肆攻击美国的种族问题，这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意识到种族主义危害国家安全。随着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政治家们开始从全球角度审视种族问题，并把它提上全国议事日程。
美国在冷战中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极力向世界标榜美式民主和自由，致力于捍卫人权，与苏联进行制度竞争。然而，美国的种族歧视与其宣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巨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黑人发起的民权运动就是要求美国实践自己的价值观。这场运动不仅向世人揭露了美式民主的问题，而且迫使美国政府和社会采取行动，以解决美国民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美国政府在冷战中格外重视自己的形象和声望，“把美国的信誉与冷战的成败联系在一起”。冷战使得美国的种族问题不仅涉及其国家形象和领袖地位，还关涉美国的领导能力和民主制度的感召力，深刻地影响着美苏争霸。
战后亚非拉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不仅极大地增强了美国黑人的种族骄傲、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民权斗争，而且显著提升了美国种族问题的重要性。战后美国层出不穷的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暴力事件以及有关种族隔离的报道，严重影响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国家形象。而在华盛顿的外交舞台上，针对亚非拉国家外交官员和来访者的种族歧视和隔离，对美国国务院来说是极度令人尴尬的问题。在战后非殖民化的浪潮中，上述问题严重破坏了美国在亚非拉国家人民心中的声誉。苏联也常常利用种族问题来批判美国民主的虚伪，打击美国的声誉，使美国在世人面前颜面尽失。在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心灵和思想”的斗争中，美国的政治领袖意识到，国家声誉因种族问题而严重受损。种族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更让美国“脆弱”，使得美国在与苏联的较量中难以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因此，黑人民权改革势在必行。
民权运动是一场跨国运动。在漫长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美国黑人走的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跨国线路。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到后来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权运动，他们都将种族问题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考虑。战后黑人社会更是力图把种族问题全面“国际化”。1946年，全美黑人大会组织向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递交请愿书，要求联合国对他们遭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歧视进行调查，并采取措施帮助美国在人权领域达到更高的标准，结束对黑人的压迫，制止和消灭基于种族和肤色的歧视与暴行。1947年10月23日，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了由杜波依斯等起草的《向全世界呼吁》的请愿书。它详细列举了美国黑人在国内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认为基于肤色的歧视不仅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野蛮的。它声称，种族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远甚于苏联。它批判美国民主是建立在对黑人公民权利剥夺的基础上，并直指这样有名无实的民主制度是失败的，其后果是全球性的，使得美式民主不能在全世界起领导作用。
不可否认，在冷战背景下，联邦调查局和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均试图给一些民权活动家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指控民权运动受到了“共产主义的渗透”，借此打击黑人争取自由和民权的斗争。然而，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更担心国家形象和声誉因种族问题而受损，故不得不接受黑人合理的民权诉求。这为黑人争取种族正义提供了新的斗争工具。美国众多的社会团体与黑人组织桴鼓相应，从与苏联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领域较量的角度出发，呼吁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以解决自身的“两难困境”。由此可见，如果忽视外来因素的作用，不从跨国史的视角进行审视，人们将无法充分理解美国民权运动。
二、跨国史视野下的民权运动史学成果
从跨国史视野来研究美国民权运动，目前仍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左翼民权工作者安妮·布雷登就出版了《在墙之间》一书，剖析了美国国内的反共产主义与冷战初期的黑人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运用跨国史的视角和方法，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探讨黑人民权问题。相关研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冷战背景下左翼黑人领袖的民权活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黑人领袖、民权组织以及民权斗争的监控等。杰拉尔德·霍恩考察了黑人领袖杜波依斯晚年的民权活动，分析了冷战是如何造成民权运动领导层和民权组织分裂的。作者认为，为了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杜波依斯不惧美国政府的打压，努力凝聚左翼力量，猛烈批判美国内政与外交中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肯尼思·奥莱利看来，冷战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利用美国政府反对共产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而逐渐扩大部门自身的权力，监控和压制黑人的民权运动。美国联邦调查局本应该保护从事非暴力斗争的民权活动家以及调查种族隔离主义者制造的暴力事件。但与之相反，美国联邦调查局经常向特定媒体透露贬损黑人领袖的消息，向政府部门和国会提交诋毁民权运动的报告，打压和破坏民权运动。
玛丽·杜兹亚克是较早从跨国史视角来探究美国民权运动的学者。她对冷战与民权运动进行了纵览性、整体性的研究，引领了学术前沿。2000年，其出版的《冷战民权：种族与美国的民主形象》一书堪称跨国史的经典之作，提出了“冷战使得废除种族隔离势在必行”的命题。全书聚焦于3个重要问题：一是美国的种族歧视、隔离和种族暴力事件是如何影响其海外形象。二是美国政府是如何回应外国政府、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对其种族政策的批评。三是美国的黑人领袖、民权组织是如何推动黑人问题国际化，是如何利用冷战给追求世界领袖地位的美国政府造成的尴尬和带来的压力来促进黑人民权事业。作者详细地分析了从二战结束至约翰逊当政时期，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为了实现冷战的战略目标以及在全球维护其民主形象，不断调整黑人政策，回应民权运动的诉求。此外，美国通过民权改革以及对民权成就的政治利用，提升国家形象，展示美式民主的优越性。与此同时，美国将种族问题塑造成一个地区性问题而不是全国性问题，将种族问题归因于少数的种族主义者，而绝非美国民主的本质使然。
阿扎·雷顿则进一步论证了冷战政治与美国种族关系变革的关联。《国际政治与美国的民权政策（1941—1960）》一书分析了美国黑人领袖如何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成功地将美国种族问题国际化。该书着重论述了民权组织在1946年、1947年以及1951年向联合国递交的请愿书及其政治意义。此外，作者以1947年杜鲁门总统设立的民权委员会和1957年依《民权法》而成立的民权委员会为中心，探讨美国政府是如何回应国际社会在种族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托马斯·博斯特曼《冷战与种族分界：世界舞台上的美国种族关系》一书探究了从杜鲁门总统至布什总统的历届政府对民权运动和非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回应。美国一方面企图笼络新独立的非洲民族国家对抗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企图获得那些实行种族隔离的非洲国家的支持。其目的是努力稳住国内外的种族事务改革者，并通过“缓慢改变”的策略尽量避免激怒白人优越论者及殖民主义者。然而，无论是美国的黑人还是非洲的黑人，都要求改变种族关系现状，拒绝“缓慢改变”的策略。在作者看来，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对民权改革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即便在国内支持种族平等，但在国外没有对种族问题采取开明政策。如肯尼迪政府就与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关系密切。乔纳森·罗森伯格考察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如何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及冷战，为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罗森伯格强调，黑人民权斗争对提升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意义重大。
在跨国史视野下，此前在民权运动研究中被忽视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乔治·刘易斯以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他们试图利用国内的反共产主义来破坏当地民权斗争的历史。刘易斯试图对“真实的反共产主义”与“虚假的反共产主义”进行区分，认为在发起反“共产主义渗透”调查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中，所持的目标差异甚大。部分人的确担心左翼力量参与到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这会带来社会政治变革。而有些人是利用“红色恐慌”来破坏民权运动，以维护白人种族优越论。杰夫·沃德强调，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诬陷从事民权运动的黑人与国外共产主义势力合谋。他们指控这种合谋是在诋毁、削弱甚至将危及美国的民主制度。在红色恐慌的背景下，种族隔离主义者企图以此来解构民权运动的合法性，打击黑人领袖及其民权斗争。在民权运动的后期特别是在“黑人权力”运动阶段，种族隔离主义者再次利用社会大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扣“赤色分子”的帽子打击“黑人权力”运动。尽管他们在民权运动中很少发现共产主义分子，也未能激发美国民众反对民权改革，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权运动。也有学者从分析20世纪50年代反共产主义与黑人民权活动家的复杂关系出发，深化了对黑人激进主义问题的认识。黑人激进主义者坚信，为了清除种族主义，必须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
冷战期间，美国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到资本主义阵营。但美国种族问题的国际化、美国黑人与非洲黑人的天然联系以及美国黑人与全世界受压迫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使得美国的冷战目标备受挑战。在跨国史视野下，民权运动与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的关系受到学界重视。弗朗西斯·内斯比特分析了战后美国黑人的国际主义以及他们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中的角色。作者认为，从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开始至1994年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美国黑人奉行国际主义原则，试图影响美国对南非的外交政策。他们向美国政府频频施压，要求对南非采取经济制裁，迫使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林赛·斯温多尔考察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冷战初期以南方黑人青年理事会和非洲事务理事会为代表的黑人左翼力量，剖析了美国黑人、劳工和左翼联盟对种族暴力的反抗和对非洲人民反殖民斗争的支持。全书采用“漫长的民权运动”叙事方式，强调黑人斗争的全球维度，揭露了美国反共产主义政治对黑人左翼力量的迫害。
民权运动与美国的非洲政策的关系亦受学界重视。在《冷战与黑人解放：美国与非洲的白人统治（1948—1968）》一书中，托马斯·诺尔探讨了美国在1948年至1968年间对南非、罗德西亚、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政策演变。作者认为，在民权运动时期，美国历届政府的对非政策虽然略有差异，但有较大的连续性。美国既不公开支持南非等国的种族隔离，也不积极支持非洲的黑人解放斗争，而是最大程度维护自己的利益。托马斯·博斯特曼强调，在冷战初期的对非外交中，美国的首要任务是遏制共产主义在非洲的发展。博斯特曼明确表示，美国对非洲反共产主义斗争的支持，远胜于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人民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支持。
此外，詹姆斯·梅里韦瑟等学者考察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很骄傲我们能是非洲人：美国黑人与非洲（1935—1961）》一书论述了1935年至1961年间非洲如何从美国黑人眼中的“耻辱之地”变成了“自豪的故乡”。战后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诞生了一批独立的国家。许多的美国黑人因此而改变对故土的认识，并为非裔身份感到自豪。他们从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汲取养分，更加自信地和坚定地反抗美国的种族压迫。凯文·盖恩斯的《加纳的美国黑人：黑人流亡者与民权时代》一书从流亡到加纳的美国黑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角度出发，考察美国民权运动与非洲的联系。黑人流亡者群体大多被美国政府视为激进分子，其中包括著名的黑人领袖杜波依斯，他们受到美国政府的打压。这一群体将全球的反殖民主义与美国的民权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黑人民权斗争而不是反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对流亡者而言，恩格鲁玛倡导的“非洲统一”的泛非运动为美国黑人获得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在跨国史视野下，历史学家对美国黑人与美国外交事务之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改变。1996年，布伦达·普卢默在《风起之时：黑人与美国的外交事务（1935—1960）》一书中挑战了传统的看法，即美国黑人对美国外交事务几乎没有影响。作者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的黑人领袖、黑人组织、黑人媒体以及黑人大众对美国国际事务的持续参与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他们迫使美国政府承认黑人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并高度重视种族问题和民权改革对美国外交事务的意义。2003年，普卢默主编了《自由之窗：种族、民权和外交事务（1945—1948）》论文集，内容涉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两难困境”的认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与冷战初期的黑人共产主义者、种族问题与美国对万隆会议的回应、种族隔离主义者与世界、非洲外交官在华盛顿的遭遇及其对美国民权改革的影响、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的世界遗产等。2012年，普卢默出版了《追逐权力：非殖民化时代的美国黑人（1956—1974）》。该书探讨了美国黑人如何参与国际事务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如何为自己和非洲黑人争取民族自决。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跨国史的视野来考察20世纪的重大战争与黑人民权问题。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二战不再是“被遗忘的民权岁月”。一些人认为，在民权运动的起源中，二战是“转折点”或“分水岭”。尼尔·韦恩将二战放在“漫长的民权运动”叙事框架下，分析美国种族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变革与连续性，重视民权改革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关联。在作者看来，二战在许多方面改变了美国黑人的生活，黑人的战时经历推动了战后民权的发展。金伯利·菲利普斯则持不同看法。他相信，美国武装力量中种族隔离的取消是因为战争的迫切需要，而不是因为杜鲁门颁布了废除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在他看来，战争并没有促进民权发展。大多数的民权运动领导人是和平主义者，反对越战，而反战是黑人争取种族正义斗争的一部分。丹尼尔·卢克斯的《从塞尔玛到西贡：民权运动与越战》一书以冷战为切入点深化了对民权运动与越战关系的研究。作者强调，越战对民权运动造成了严重影响。越战升级后，美国的社会焦点发生转移，民权改革不再是迫切的全国性问题，黑人贫困问题遭到忽视。此外，越战导致民权运动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发生严重分裂。
三、跨国史视野下民权运动研究的意义及趋势
民权运动和围绕黑人民权展开的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深受复杂的国际政治的影响。这一国际影响不仅包括反击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和作为“自由世界领袖”树立自身形象的需要，还包括战后种族主义遭到全世界的唾弃，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对黑人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加强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如果不从跨国史的角度来思考美国的种族问题和民权运动，将很难理解黑人漫长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为何会在战后20年里就取得了成功。
用跨国史的视野来考察和书写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民权运动有着全球维度，国际环境和事件影响了民权活动家们的世界观和抱负；地方性的视角与全球性的视角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跨国史（或国际史）的研究视角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事件、视角联系起来。跨国史的方法把民权运动置于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将国际环境和全球事件视为塑造民权运动的重要力量，能够更全面、更透彻地理解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的斗争。
在跨国史视野下，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例如，战后美国的种族问题为何会演变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黑人社会如何借助国际压力迫使美国政府进行民权改革？如何思考和运用国际环境来提升民权斗争的正当性，促使美国社会更容易接受黑人的民权诉求？又是如何利用国际事态来增强黑人的身份认同、权利意识、种族自豪感和投身于民权运动？此外，相较于此前漫长的黑人自由斗争而言，民权运动在战后不久即获成功。这是否意味着民权运动及其形式、意识形态及成果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而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在当今反全球化浪潮下，一旦美国不愿或无力承担“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这个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民权运动的遗产是否会遭受威胁和破坏？
对联邦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而言，在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和压力下，如何处理令其在冷战外交中极度尴尬的黑人问题？如何看待民权改革对美国领导能力和领导地位的意义以及对美苏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如何突破联邦政治体制之下地方政治势力的阻碍？如何应对黑人民权斗争的国际化？如何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如何宣传美国在种族关系领域的改革？如何利用民权改革的成果在国际社会重塑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输出美式民主以及展示制度的“优越性”？当废除了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后，美国政府如何在国际社会推行人权外交？此外，美国的国会议员如何思考种族问题与冷战斗争之间的关系？而在战后一系列涉及黑人民权的诉讼案中，国际因素对最高法院废除“隔离但平等”原则，对最高法院推动黑人民权发展和维护民权斗争的成果起到了什么作用？
结合上述问题，在跨国史的视野下，可对以下专题进行深入探讨。
（1）冷战初期美国的种族问题与对外宣传。冷战期间，苏联总是利用美国在种族领域中的失败打击美国的声誉。对此，美国除了在国内进行黑人民权改革外，在国际社会开展了大量的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美国新闻署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试图影响世界舆论，掌握黑人民权问题的国际话语权以及利用在黑人民权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在国际上重塑美国的国家形象，提升美国的国家声誉。
（2）冷战政治与美国种族合校：重新思考1957年小石城事件。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违宪，并呼吁所有的学校废除种族隔离，但遭到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大规模抵制。1957年9月，美国阿肯色州的州长奥瓦尔·福布斯派遣州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学习。小石城事件不仅是美国种族政治上的危机，也是外交事务上的危机。美国的民主制度、国家形象和声誉受到严重挑战。因此，原本对布朗诉讼案判决持保留态度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突破陈规，下令101空降师前往小石城，荷枪实弹地在小石城中心高中维持秩序。这是重建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动用军队干预南方的种族事务。其目的不仅是保护黑人进入公立学校学习，促进种族融合，维护最高法院判决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民主形象和声誉。
（3）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与美国国家形象的重塑。小石城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削弱了美国作为“自由和民主斗士”的道德地位。为改变这一局面，1958年，美国政府利用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这一举世瞩目的盛会，宣传种族关系改革的成就，努力修复因小石城事件而受损的国家声誉。
（4）全球聚焦与美国民主的考验。1963年，美国爆发了伯明翰运动和向华盛顿进军运动。这两起重要的民权事件备受国际社会关注，黑人抗争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大力声援，这也给美国政府施加了空前的压力。不久，美国政府从法律上清除了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隔离。
（5）民权运动的遗产、美国人权外交的推行与跨国性的社会运动。民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美国民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当美国从“两难困境”中脱身后，其外交政策随之调整，卡特政府提出了“人权外交”。与此同时，民权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和正义树立了榜样。部分民权活动家直接参与了跨国的政治活动，引导了国际性社会运动的潮流。这种潮流反过来又塑造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自身的历史进程。此外，美国的种族问题和民权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认知。
总之，国际环境和外部因素深刻地塑造了民权运动，并对围绕黑人民权展开的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跨国史的视角重新书写民权运动这段历史，把它置于国际事态和国际语境的影响中考察。事实上，民权运动研究的跨国转向，开辟出许多的新领域，成果丰硕，未来仍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