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涛：伯纳德·贝林与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移民史研究

伯纳德·贝林与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移民史研究

本文部分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题为《伯纳德·贝林与美国早期移民史研究》，现由作者授权全文转发，特致谢忱！篇幅有限，注释从略。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

作者简介

魏涛，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中国历史研究院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史、大西洋史与英帝国史。

目前，作者正在整理并出版个人专著《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与此同时，正在编辑《多维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美国史学名家访谈》。已有数篇论文先后发表在《北大史学》、《新史学》、《史学理论研究》和英文期刊《世界历史研究》（World History Studies）等刊物，并在英文期刊《国际海洋史杂志》和《南方史杂志》上发表数篇书评。

 

摘 要 

本文重点考察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移民史领域的史学实践。通过分析贝林的移民史研究，不仅有助于国内学者加深对贝林史学思想的认识，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移民史的新进展。另外，本文旨在帮助国内学者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框架，并采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美国早期史。

关键词

大西洋视野；移民；伯纳德·贝林；帝国；民族国家

正  文

    在美国历史学界，哈佛大学历史系荣休的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教授是移民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受“新社会史”的影响，他把研究兴趣从政治思想史转向社会史。为了考察17和18世纪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口以及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贝林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档案馆和历史研究所从事档案研究。1986年，他发表了《英属北美的移民化：导论》一文，奠定了他对英属北美移民史研究的基础。同年，他出版了《渡海西行的人们：美国革命前夕北美移民化的一段航程》，详细探讨了9364名英国人在美国革命前夕前往北美的动机、海上经历和情感等。鉴于《渡海西行的人们》对移民史的考察主要局限在美国革命前夕，贝林于2012年出版了《蛮族年代：英属北美的移民化（文明的冲突），1600-1675》，重点讨论了17世纪英国、荷兰、德国、法国、非洲、瑞典和芬兰等国家的移民移居到北美13个殖民地之后的生活状况和经历，进一步推进移民史研究。

    国内历史学家不仅关注着贝林的职业史学活动，而且讨论了他的史学思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丁则民就评价了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在美国革命史领域的地位。通过出版这本著作，贝林抛弃了进步史学家的经济解释框架。取而代之的是，他强调思想意识在美国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丁则民认为贝林对美国革命的解释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并不能给美国革命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1981年，贝林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并发表了《现代史学的挑战》的主席演讲。为了帮助国内读者了解美国史学发展的前沿趋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于1990年把这篇重要论文翻译成中文。在探讨共和修正派在当代美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满云龙把贝林、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和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视为共和修正派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并分析了他们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及史学观点的亲和性。到90年代后期，李剑鸣撰文介绍贝林在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史学成果及其学术贡献。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了让贝林声誉鹊起的专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在国内史学界掀起了一阵讨论美国革命时期的思想意识起源的热潮。2011年，在讨论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源流时，汪凯特别强调贝林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201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贝林的《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并让国内读者有机会接触到贝林对美国教育的思考。在翻译并介绍贝林的史学专著及其史学思想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已做出重大贡献，却并未详细讨论贝林在移民史领域的重要贡献。

    本文重点考察贝林在移民史领域的探索及实践。通过分析贝林的移民史研究，将有助于国内学者在加深对贝林史学思想的认识的同时，进一步了解移民史在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发展趋势。同时，以贝林的移民史研究为例，笔者也希望本文能对国内学者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框架，并采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美国早期史有所助益。

 

一、贝林与移民史的缘起 

 

    在美国移民史领域，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是这个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41年，汉德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史学专著《1790年至1880年的波士顿移民：一项文化涵化研究》，不仅使用人口统计资料和其它官方文献，而且运用社会学术语来解释移民的同化现象。继《波士顿移民》之后，汉德林先后出版了多部移民史专著，这包括《迁徙的人们：塑造美利坚民族之大移民的史诗故事》、《20世纪的美利坚民族》、《新来的人们：大都市变动中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和《美国人：新美国人民历史》等。这些史学专著的顺利出版奠定了汉德林在美国移民史领域的重要地位。

    汉德林的移民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史学方法上，汉德林主张借助社会科学其它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术语的研究方法来推动移民史研究；第二、通过从事移民史研究，汉德林试图驳斥了边疆学派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所倡导的“边疆假说”。特纳的研究主体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血统为中心，且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与特纳不同的是，汉德林强调多族裔的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第三，汉德林的移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第四，汉德林呼吁历史学家们走出以政治精英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框架，并从普通移民的经历来理解美国历史。汉德林在移民史领域开辟了一块领地，但他的史学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在史学方法上，他主要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术语，忽视统计方法。在研究时段上，他的移民史主要侧重20世纪，完全忽视殖民时期的北美移民史。

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贝林就开始接触移民史。1945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顺利获得学士学位后，他前往哈佛大学历史系求学，师从大名鼎鼎的汉德林。读博期间，贝林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17和18世纪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史。那时候，汉德林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地位正如日中天，其所从事的移民史研究在美国历史学界也引起重大反响。作为汉德林的得意门徒，贝林有机会接触移民史并向导师细心讨教。

    读博期间，贝林曾对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整体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和反思。1949年，通过出版《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呼吁历史学家们放开历史研究的视角，并从整体视野来研究地中海史。1951年，贝林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论文，强烈批评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贝林指出，布罗代尔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不仅“原创”，而且非常具有“启发意义”。遗憾的是，贝林认为布罗代尔把这三种不同的时间隔离了开来，而不是把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外，贝林认为布罗代尔的整体史在概念上讲是形而上的历史（meta-historical）而不是历史性的（historical）历史。此外，贝林认为布罗代尔的整体史主要是认识论上的而不是历史性的研究方法。最后，鉴于布罗代尔本人也坦诚他的地中海史研究是带有“诗性的”且主要反映了他对地中海历史的热爱，贝林认为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整体史在历史研究中存在诸多困难。因此，贝林主张用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视角来研究整体史。

    在批判和反思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之后，贝林尝试着把大西洋当作一个整体，并从动态的视角来研究区域之间的互动。正如大西洋历史学家阿里森·格慕斯(Alison Games)所指出的，贝林拒绝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静态的历史单位。相反，贝林强调该区域的流动性。这种动态特性不仅适应于大西洋世界中的人口迁移，而且适用于大西洋世界中的商业贸易。1953年, 贝林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网络与贸易：17世纪的大西洋》的论文。在17世纪上半期，贝林指出，英国、法国和荷兰开始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后尘，并开始在美洲新大陆进行殖民扩张。到17世纪后期，这些国家开始取代伊比利亚国家在大西洋世界的商业贸易。英、法、荷等国家的海外贸易不仅架起了西欧国家与美洲新大陆之间的跨大西洋商业贸易网络，而且促进了新大陆与旧大陆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交流。以英国为例，它的海外贸易把英国的海外岛屿、西印度群岛、纽芬兰、北美新大陆以及欧洲大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人与大西洋世界范围内其它地区的商人维持着密切的贸易纽带，贝林试图用动态的视角来考察它们之间的贸易纽带和商业交流。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贝林并未从事移民史研究。1955年，在修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出版了《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这部著作主要分析了移居英属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殖民者的贸易网络、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史。贝林之所以未下定决心从事移民史研究，是因为他考虑了以下这些因素。第一、贝林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经济社会史而不是移民史；第二、贝林尚未发现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移民档案；第三、鉴于汉德林在移民史领域已取得重大成果，贝林或许不愿与导师正面交锋。

    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贝林把研究兴趣从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社会史转向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史，但他开始关注英国国内前往英属北美定居的殖民者。在编辑《美国革命时期的小册子》的时候，贝林发现英国内战时期的乡村反对派政治思想在革命前夕的北美13个殖民地广泛传播。为了考察英国国内政治思想在英属北美的传播，他开始探索政治小册子背后所暗含的政治思想及其在美国革命时期的重要作用。于是，贝林把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史以及大英帝国中心的政治观念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传播。《美国革命时期的小册子》、《美国政治的起源》、《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以及《托马斯·哈钦森的苦难》 都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学术成果，并奠定了贝林在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在研究政治思想观念从旧大陆传播到新大陆的过程中，贝林注意到英国国内人口前往英属北美定居的现象。不过，由于他的研究主题偏向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小册子、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他并未从事移民史研究。

    到20世纪 70年代中期，贝林把研究重心转向移民史领域，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贝林发现汉德林的移民史存在局限。贝林的《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 探讨了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尤其是清教商人的商业冒险活动。在研究区域上，这本书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新英格兰地区。在研究时段上，它主要分析的是17世纪新英格兰商人的大西洋贸易。为了推进移民史研究，贝林开始探索汉德林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所关注的文化传播、移民和殖民地定居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汉德林和贝林都主张历史学从其它学科吸取灵感，并从事跨学科研究。汉德林的移民史主要采纳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贝林的移民史主要从数学和统计学等吸取研究成果。在研究时段上，鉴于汉德林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移民史，贝林深知17和18世纪的北美移民史还有待继续挖掘。在研究方法上，鉴于汉德林忽视采用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贝林发现移民史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依然大有可为。

    其次，家庭因素也是贝林从事移民史的一个重要动力。贝林是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但他的妻子洛特·拉扎斯菲尔德（Lotte Lazarsfeld）却是个流亡美国的犹太移民。1930年，洛特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1937年，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政治迫害，洛特的母亲玛丽亚·霍达(Marie Jahoda)去了英国。但是，洛特陪同她的父亲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前往美国。保罗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先后获哲学、人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早在1932年，他在维也纳运用实地调查法从事广播的研究。流亡美国后，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应用社会学研究中心，与科学社会学的先驱者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共事多年。洛特在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学习数学，然后于1951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社会心理学，并成功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52年，她嫁给了才华横溢的贝林。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贝林开始从事《马萨诸塞海运史》这本著作的研究时，贝林负责收集历史资料，洛特负责绘制图表和统计分析。这本书是一本典型的历史学与统计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通过他的妻子和岳父，贝林深刻认识到战争对20世纪欧洲犹太人的影响，也得知更多关于20世纪欧洲难民移民美国的故事。另外，通过保罗和洛特，贝林认识了许多才华横溢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统计学家。2010年，11月10号，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纪念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诞辰100周年：反思与回忆（Robert K. Merton at 100: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的学术研讨会上，贝林以88岁高龄身份亲自出席，回忆起他与默顿以及其他流亡到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情谊。与洛特的这段姻缘让贝林了解到更多关于欧洲人移民美国的故事，这也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并从事移民史的专题研究。

二、贝林对移民史研究的初步探索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史学思潮发生重大转变，这直接影响了贝林对史学方法和科研课题的思考。首先，叙述史学的复兴使得贝林深刻认识到叙事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1979年，通过发表“叙述史的复兴”，劳伦斯·斯通呼吁历史学家回归叙事传统。斯通发现历史学家对探索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并不那么感兴趣。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家们更偏好叙述历史的生动性。在职业生涯初期，由于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史，贝林很少关注历史人物的经历。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贝林把研究兴趣转向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史。贝林所编撰的《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小册子》以及他的专著《美国政治的起源》和《美国革命时期的思想意识渊源》分析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文献和政治思想，但缺少历史叙事。《托马斯·哈钦森的苦难》主要讨论的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王室总督哈钦森在美国革命时期的思想意识，但贝林开始重视历史叙事手法并试图再现哈钦森复杂的内心世界。受“叙述史学的复兴”的影响，贝林有意识地采用历史叙事来刻画历史人物的政治心灵。

    其次，“新社会史”在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兴起和发展鼓励着贝林从事以移民和家庭为主题的社会史研究。1970年，美国早期史领域出版了4本专门研究新英格兰地区村镇、人口和家庭的专著，这标志着“新社会史”的兴起。作为这种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肯尼斯•洛克里奇（Kenneth A. Lockridge）、菲利普•格雷文（Philip J. Greven）、约翰•德莫思（John Demos）和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kerman）鼓舞着美国早期史学家们抛弃传统的以精英为中心的政治史。取而代之的是，新社会史学家主张历史学家把研究领域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研究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家庭、和社区等。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朱克曼在哈佛大学求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贝林是朱克曼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当新社会史在美国早期史领域兴起的时候，贝林也深受启发。于是，在出版《托马斯·哈钦森的苦难》之后，贝林把研究兴趣从政治思想史转向了“新社会史”，开始探索英属北美移民的社会史。

    此外，计量史学的兴起鼓励着贝林继续采用统计方法来研究美国早期史。在20世纪 50年代后期，在撰写《马萨诸塞海运史》的时候，贝林就试图把史学研究与统计学结合起来。到20世纪70年代，计量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罗伯特·富格尔（Robert W. Fogel）和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等，他们不仅注重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而且倡导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1975年，美国计量史学家专门成立了“社会科学历史协会”，鼓励历史学家运用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另外，家庭电脑的普及也有助于历史学家利用电脑系统对档案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存储，并对数据资料进行数量分析。通过结合计量方法和电脑数据分析，历史学家更多地把研究群体转向家庭史和人口史。鉴于计量史学在美国历史学界风靡一时，贝林迫切希望使用计量方法来研究18世纪英属北美的移民史。

    受“叙述史学的复兴”、“新社会史”和计量史学的启发，贝林对史学方法进行了深刻反思。1981年，贝林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同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贝林首次阐述了他对史学方法的反思。在年会上，贝林发表了《现代史学的挑战》的主席演讲。他呼吁历史学家们重视计量史学方法对历史叙事所带来的挑战。他指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扮演好数据分析员的角色，而且还要扮演好叙述者的身份。另外，他希望历史学家们从跨国视野来考察各个地理区域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之间的联系，即它们之间的“存在和衍生系统”。此外，他开始注意到美国历史学家们广泛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其它领域吸取研究方法并把美国早期史变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于是，他主张历史学家们放宽历史研究的视角以便从事跨学科的美国早期史研究。鉴于现代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已变得“碎片化（shapelessness）并缺乏整体的连贯性”，他主张历史学家们从更宏大的概念框架下来研究大型的研究主题。贝林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主题的反思为他随后主持的移民史课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反思史学方法之后，贝林把研究重心转向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移民史。1986年，他出版了《英属北美的移民化》，这是贝林所主持的英属北美移民史研究的一个导论，主要由三篇论文构成。早在1985年，贝林就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柯廷(Curti)讲座上宣读过这三篇论文。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人和非洲人跨过大西洋来到英属北美。贝林指出，横跨大西洋的人口迁移运动是人类社会自1500年以来的一个重要事件，“超过五亿人口离家出走和重新安置，它间接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英属北美的移民化》主要揭示了大英帝国中心与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之间在人口、思想和商品上的相互关联。通过出版这本著作，贝林力图把大西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以勾勒英属北美移民化进程的基本框架和主题。

    在《英属北美的移民化》里，贝林重点解释了“移民化（peopling）”的涵义。移民化的过程，在贝林看来，包括从欧洲和非洲向北美迁移的人口的定居并创造新社会的生活。贝林还指出移民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过程。正如贝林所指出的：“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和增长扩散。”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北美新大陆就有许多土著印第安人。在1490年，西半球的北美人口大致相当于欧洲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北美土著人口开始出现灾难性的减少，并下降到哥伦布到来之前约10％的数量。到17世纪以后，存活下来的土著印第安人向英国殖民者提供了基本食物，并帮助他们开始在北美定居。在与英国殖民者相处的过程中，土著印第安人为了保卫他们的土地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这说明移民化的进程处处渗透着暴力和血腥。把移民化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贝林尝试着解释英属北美移民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以及北美殖民者的人口迁移和不断演进。

    贝林强调有两个主流人群从英国国内人口移居海外。一个来自大都市，它以英国南部的伦敦和泰晤士河沿线的城镇为主；另一个来自乡村，它主要指的是英国中部和北部地区、苏格兰和爱尔兰。大都市的移民大部分是年轻的单身男子，他们并不是来自穷困阶层。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中产家庭。他们通常是学徒并决定前往北美大陆淘金。为了凑齐前往北美大陆旅行的资金，他们有的四处凑钱，有的签订4年的契约合同。在大都市的移民人群里，很少有妇女和儿童。有些移民来自手工劳动者家庭，他们为北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来自乡村的移民主要是童工，而且很多是年轻少女。这些年轻少女渴望获得土地，于是他们前往北美殖民地的腹部地区开荒拓地。移居北美后，这些年轻少女不仅会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提高当地的人口增长。都市地区的移民主要前往中部殖民地诸如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乡村地区的移民主要前往新斯柯舍、纽约和北卡罗莱纳。

    贝林认为英国国内人口向英属北美迁移的过程中存在四个特点。第一、英属北美的移民不仅是欧洲国家内部诸如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德国和其它国家国内人口移动的扩展，而且也是欧洲人口史的一种新的且富有活力的补充力量。在近代欧洲，人口流动和迁移变得更加频繁。英国国内的人口迁移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开始向英国海外的岛屿和殖民地进行迁移。在18世纪中后期，英国国内人口大幅增长，这造成一系列的犯罪、抢劫和盗窃等问题。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英国国内移民纷纷前往北美新大陆。从某种意义上说，移居英属北美的移民化进程是英国国内人口的一种外溢（spillover）现象。

    第二、英属北美的移民化进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从苏格兰和英国移居北美新大陆的移民分布在从新斯柯舍到佛罗里达长达2000多英里的海岸线上。在这条宽广的海岸线上，殖民地的村镇和城市彼此之间差异明显，这包括它们的人口数量、性别比例、族裔多样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等。非洲裔奴役劳工、苏格兰移民、爱尔兰移民、英国移民和土著印第安人之间相互融合也相互摩擦。由于它们的背景多样、且族裔多样，这也造成殖民地的发展存在多样性。

    第三、移民过程主要由两种大模式所驱动：一种是劳动力需求，另一种是受土地投机。它们之间相互重叠，但是它们的进程却在不断变化。这两种需求把欧洲、非洲和北美洲紧密结合在一起，并造成了它们之间在人口迁移、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异。在美国革命前夕，英国国内出现人口过剩，而北美新大陆却需要巨大的劳动力。英国人口的外溢现象为北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另外，由于水稻、靛蓝和烟草等农作物的种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北美的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进口更多的非洲奴役劳工。另外，北美地广人稀，土地投机也成为吸引英国国内人口前往北美拓殖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移居到英属北美的欧洲移民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遭遇各种暴力、非文明（incivility）和野蛮等状况。尽管殖民地的人民继承了欧洲社会的礼仪和文明观念，但是他们在北美的生活主要以暴力、战争和野蛮为特征的。在开发英属北美的过程中，北美殖民者与土著印第安人曾一度和平共处，并相互帮助。尤其是在欧洲移民最早抵达北美时，土著印第安人向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的殖民者提供食物和水，并帮助后者学会种植南瓜和其它农产品。但是，在后来的殖民开发过程中，白人殖民者逐渐蚕食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英属北美的移民化》很少提及特纳，但贝林主要批评的就是特纳的“边疆假说”。特纳研究的是美国的边疆史和西进运动，贝林研究的是漂洋过海的欧洲移民在北美洲新大陆的生活。特纳认为美国的边疆扩张运动是美国文明、民主和自由等政治理念的诞生地。相比之下，贝林认为美洲殖民地的生活是野蛮与文明、暴力和友谊相互交替的一部交响曲。正如贝林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把殖民时期的北美历史看作是一种特纳史学所主张的“一种进步、一副向前且向外扩展的图画（forward- and outward-looking），并指向我们最后所知道的那种未来取向的进步（future-anticipating progress）。”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是“一幅从中心世界向贫瘠不堪的外部世界扩展的画面、一种跟中心地区所取得的成就呈现出更倒退且更后退的画面。”

三、《渡海西行的人们》：贝林对移民史的进一步研究

    与《英属北美的移民化》相比，《渡海西行的人们》试图分析1773年至1776年之间的英国移民档案以考察英国和苏格兰人口向北美迁移的历史进程。贝林探讨了9364名英国人从苏格兰北部海岸的赫布里底斯（Hebrides）岛和奥克尼（Orkney）岛起航并前往北美殖民地的动机、经历和情感等。[2]在1760至1775年间，大约221500名移民移居英属北美，其中70000名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除此之外，还有84500名非洲奴役劳工，55000名爱尔兰人和12000名德国人。贝林详细研究了这些定居者的家庭背景、移民动机、劳动力市场以及他们在殖民地的分布。贝林特别考察了9364个移居北美的殖民者并分析了他们的姓名、年龄、职业、居住地和目的地。《渡海西行的人们》结合了计量史学和传统的历史叙事，它将英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发展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档案研究方面，贝林主要使用了1773至1776年的英国移民登记册。在1773年12月和1776年3月之间，英国政府系统地收集了移民前往英属北美殖民地各个移民的详细信息。移民登记册由主司法书记托马斯·米勒（Thomas Miller）爵士所记载。米勒是议会成员，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担任律师和法学家。贝林和他的助手芭芭拉·德沃尔夫（Barbara DeWolfe）尝试着对移民登记簿进行了计算机分析。尽管移民登记册的内容存在缺失，但是它可以用来研究美国革命前夕的移民史项目。移民登记册提供了9364名移民的相关资料。其中，大约86％的人民前往北美新大陆。正如贝林所指出的：“在美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世纪里，没有其它的移民数据会比它更详细和全面”。贝林分析了英国地主和政治家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焦虑不安是如何造成英国国内人口迁移到英属北美的并在登记册上得以体现的。尽管有议员在议会里提议立法限制或禁止移民前往北美新大陆，主管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副秘书（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al affairs）约翰·鲍纳尔（John Pownall）却对此不以为然。于是，鲍纳尔建议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海关人员负责搜集从英国移民到英属北美移民的相关信息。在整理相关信息后，海关官员再向伦敦报告，并在那里把信息登记在册。后来，这些材料都馆藏在英国财政部。

    在史学方法上，贝林主要使用中心-边缘模式(metropolitan-provincial pattern)来解释大英帝国中心和北美13个殖民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贝林认为英国国内是大英帝国的中心，而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边缘。在18世纪60和70年代，英国国内人口向英属北美移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使得北美殖民地的定居点迅速扩张。贝林分析了移民们在帝国中心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以及枢密院（Privy Council）对这些危机的反应。米勒登记并描述从英格兰、苏格兰启程并在北美定居的那些移民所面对的国内危机，这包括工人罢工、农民反抗、以及伦敦市内的犯罪和非法活动等。移民登记册的登记分为两个阶段。一方面，它根据在英国国内主要港口的代理人所列出的人员和原始数据汇编。随后，代理人将这些原始数据传递给米勒和伦敦的政府工作人员，并上报给枢密院和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在9364名移民中，他们有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有的是童工，有的是契约劳工，有的是罪犯。他们的家庭地址，以及他们背井离乡并前往北美新大陆的原因都已上报英国政府。移民的人口数量以及这种向北美移民的过程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给英国政府造成巨大压力。由于技术人员和经济资本外流，英国政府不得不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贝林把英属北美的东部沿海地区当作大英帝国的边缘并指出殖民者开疆拓土并促进了殖民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偏远地方，殖民地人民在新定居区域获取并开发土地的行为加剧了他们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贝林的中心-边缘模式是一种单线性的分析框架，它主要分析了帝国中心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变化对殖民地的影响。不足的是，他并未详细考察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对大英帝国中心的影响。

    受“新社会史”的影响，贝林把研究主体从政治精英转向底层人民并试图考察他们的日常生活。《渡海西行的人们》分析了移民的基本资料，它们包括移民们的性别、年龄、阶层、职业、契约状况、他们以个人名义还是以集体形式前往北美，以及他们移民的目的、动机、计划和期待等。那些从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尤其是约克郡，移居北美的人民大部分来自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他们有朋友和家庭提供的经济收入，他们本可以在英国国内衣食无忧。苏格兰人的比例大约占43%，约克郡人大约占13%。这些苏格兰人和约克郡人对他们在新世界的新生活满怀期待，倾向于以集体的形式组团并前往北美。他们想要在北美的新边疆开疆拓土，并获得他们的新定居地。英国国内的土地投机人也极力鼓励他们前往北美开始新生活。来自伦敦和英国南部的移民，他们通常是熟练的技工。他们大部分是以个体的形式登船，他们的目的地通常是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他们很多都是契约劳工。另外，他们与契约劳工一起组团搭乘货船前往北美。跟苏格兰人和约克郡人不一样，他们向往着在北美沿海地区开始新生活。

    另外，受计量史学思潮的影响，《渡海西行的人们》广泛使用了计量和统计方法。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贝林再次使用计量和统计方法来分析18世纪的移民数据并分析其背后所暗含的故事。在他看来，移民化的进程不能仅仅从档案来源来推断，也不能仅仅通过逻辑推断或类比来理解。英国国内移民的人数、他们的地理起源、他们的移民路径、性别、年龄、社会和职业特征、家庭状况、法律地位以及移民的动机和目的地等还需要数据来支撑。重要的是，历史学家需要通过这些数据来解释它们背后所暗含的意义。正如贝林指出的：“当前计量史学研究著作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数字的引入，也不是因为我们使用了比以前更精确的数字，而是因为数字的引入使得一种新的调查范围成为可能。”于是，贝林把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界定为一个移动的世界并用数据来分析移民背后的各种经历。他不仅讨论移民对大英帝国中心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影响，而且把它们整合到美国革命前夕的历史叙事中去。

    受自下而上的“新社会史”的影响，贝林重点研究了契约劳工和强制劳工在英属北美的生活状况。在离开英国之前，许多契约劳工已在伦敦和其它城市从事工匠和铁匠等其它劳动。但是，由于英国国内就业形势严峻，这些底层劳工决定前往英属北美。在渡海西行前往北美新大陆的过程中，移民会面对一系列的恶劣天气，这包括飓风和暴雨等。在登陆新大陆后，罪犯和契约劳工会想尽办法逃到其它城镇，并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美洲新大陆的劳动力是如此稀少以至于新来的移民很快就能找到新的职业。相比契约劳工，非洲裔奴役劳工为了摆脱奴隶制的枷锁，纷纷逃离南方种植园，且数量逐年增加。遗憾的是，贝林把重点放在了契约劳工上面，进而忽视了非洲裔奴役劳工在北美新大陆的生活和调适过程。

    贝林也考察了移民在新斯科舍、东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佐治亚、北卡罗莱纳和纽约的生活状况。贝林不仅讨论了这些定居地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而且分析了土地投机者、商人、地图绘制者在定居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此外，它还分析了定居者之间的交流网络和商业贸易以及移民在抵达新大陆后所遭遇的失落感。由于南方殖民地的种植园广泛使用奴隶而不是白人劳工，它们逐渐成长壮大。相比之下，在北卡罗来纳、纽约和新斯科舍，许多移民在度过一段艰难时期后才逐渐拥有自己的农场，并成为独立的农场主。在这些移民人群中，他们有胡格诺新教徒土地投机商J·巴里斯（J. F. W. Des Barres， 新泽西学院（也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的校长约翰·威瑟斯彭（Rev. John Witherspoon）牧师、在东佛罗里达州进行土地投机的威廉·德布拉汉姆（William Gerard De Brahm）、自然主义者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以及在北卡罗来纳土地上试图进行土地投资的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等。

四、《蛮族年代》：大西洋视野与移民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布罗代尔整体史研究方法的启示，欧美历史学家开始尝试着把大西洋世界内部的岛屿、民族国家和区域等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伴随着欧洲人在15世纪末的海外扩展，大西洋世界范围内的南、北美洲、欧洲和非洲构成了一个经济和文化相互交流的场所，而这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1950 年代，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最早开始使用大西洋史这个术语，并广泛使用比较研究方法来讨论大西洋两岸各民族国家在“民主革命的时代”的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尽管大多数欧美历史学家们使用殖民时期的美国历史来指代美国早期史，理查德·邓恩(Richard Dunn)开始从大西洋视角来研究殖民时期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之间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等异同点。跟邓恩类似，杰克·格林(Jack Greene)通过分析了大英帝国政治和宪法传统、思想观念以及政治体制和实践等从大英帝国中心传播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历程。为了完成这个课题，他还重点考察了弗吉尼亚殖民地、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南卡罗莱纳殖民地和佐治亚殖民地平民委员会立法权力的兴起和发展过程。美国早期史领域的这场“大西洋转向”推动了一场史学思潮的变革。自此之后，研究殖民时期的美国历史学家们开始尝试着突破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框架，进而从更广阔的大西洋视角来解释美国早期史。

    作为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个新分支，大西洋史的研究主题非常广泛。大西洋史尝试着从一个更广阔、更多元、且相互关联的视角上来解释一个地方的事件及历史进程。它的研究主题主要指的是欧洲大陆与美洲新大陆殖民地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包括人口、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知识和宗教传播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关联。譬如，在讨论英国光荣革命时，它不仅考察英国国内的光荣革命运动对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政治活动的影响，而且分析北美13个殖民地的政治运动对大英帝国中心的政治事件的影响。资本主义史、商品交流、宗教思想的传播、交流网络、移民、种族、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也是大西洋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大体而言，大西洋史的先驱者认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式界定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但这种叙事方式并不适用于诸如奴隶贸易、移民、殖民主义、环境、疾病等跨国界或跨大西洋层面的诸多历史事件。

    作为大西洋史的重要开拓者之一，贝林一直在哈佛大学组织“大西洋世界的历史(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的研讨班。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研讨班推动了社会和人口研究，尤其是移居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史的研究。1995年，在安得烈·梅隆基金会(Andrew Mellon Foundation)的赞助下，他在哈佛大学创办了“大西洋史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资助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从事对大西洋世界范围内人口迁移的研究并推进跨国家层面的历史研究。贝林的《大西洋史：概念与蓝图》讨论了大西洋史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边界和内容。一直以来，在传统的英国帝国史或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美国历史学领域里，历史学家们对大西洋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商品和物种等的交流并不怎么感兴趣。于是，贝林强调要从多文化、多族裔、且世界性的(cosmopolitan)视角来研究大西洋世界。在1995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里，哈佛大学的“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不仅每年都为青年学者举办一次大西洋史学年会，而且为博士生和青年学者提供研究经费以支持他们从事大西洋史研究。到21世纪初，大西洋史已成为欧美史学界的一门显学，这鼓励着贝林使用大西洋视角来探索移民史。

    确切的说，《蛮族年代》的主要特色在于它使用了大西洋视角。在研究方法上，贝林不再坚持中心-边缘的大英帝国历史叙事。跟《渡海西行的人们》不一样的是，《蛮族年代》尝试着把17世纪的北美历史纳入到一个更宽广的泛大西洋（pan-Atlantic）框架下。贝林不仅研究了从英国移居到北美新大陆的契约劳工，而且考察了从从非洲被强制贩卖到北美新大陆的非洲裔奴役劳工。此外，移民还来自荷兰、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芬兰和其它国家和地区。在贝林看来，北美的移民史是大西洋世界中的移民史，而不仅仅是英国人民在北美的移民史。通过采用大西洋视角，贝林试图把非洲、西欧、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结合在一起，进而突破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框架。

    在研究内容上，贝林主要探讨了欧洲殖民者在北美新大陆的殖民遭遇。自从詹姆斯镇（Jamestown）于1607年建立之后，英属北美的拓殖者一直深受人口脆弱性的困扰。由于殖民地的领导者缺乏远见卓识，白人拓殖者衣食住行显得异常困难。在与印第安人的交流过程中，白人拓殖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1622年波瓦坦印第安人酋长欧百切卡那夫（Opechancanough）所领导的印第安人对白人殖民者的大屠杀。直到殖民者幸运地发现烟草贸易后，殖民地的人口脆弱性才得以缓解。随着旧世界的白人移民不断来到詹姆斯镇从事大西洋世界中的烟草贸易，白人殖民者认识到：虽然殖民地的人口依旧受高死亡率的困扰，但是新来的移民可以有效地弥补殖民地劳动力的不足。随着旧世界和新世界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交流纽带不断拓展，詹姆斯镇逐渐成长壮大。在探讨荷兰人的拓殖地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今天的纽约的时候，贝林不仅讲述了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内部争斗及多元文化，而且考察了荷兰人与印第安人之间进行的野蛮战争。由于荷兰商人坚持世俗理性且重视商业贸易，这个地区就变成了商业冒险家的天堂。在荷兰人的开发下，新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且多宗教的殖民地。除英国和荷兰移民外，贝林还讨论了德国、法国、瑞典和芬兰移民在17世纪北美大陆的拓殖经历。与《渡海西行的人们》相比，《蛮族年代》的研究主体更加多元。

    在史学观点上，《蛮族年代》与贝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移民史研究有相同之处。跟《英属北美的移民化》和《渡海西行的人们》一样，《蛮族年代》认为17世纪的北美新大陆是一个充满黑暗、血腥和暴力的世界。那时候，北美殖民地既没有浪漫的骑士故事，也没有感恩节的盛宴。在日常生活里，殖民地人民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和安全问题。他发现殖民地人民的经验存在很多相似性。一方面，殖民地的人民是一个“混合的多样性（mixed multitude）；”另一方面，死亡在北美殖民地无处不在。由于殖民地人民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一直存在着各种土地纠纷和文化冲突，白人殖民者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摩擦不断。于是，殖民地人民对土著印第安人犯下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蛮族年代》过于强调土著印第安人与欧洲白人殖民者之间的文明冲突，却忽视了他们之间相互融合且和平相处的历史。早在1620年，为了帮助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渡过难关，土著印第安人斯匡托（Squanto）曾教英国清教徒如何捕捉鳗鱼并种植玉米等农作物。另外，为了帮助白人殖民者克服粮食短缺的困难，瓦姆帕诺格部族印第安人（the Wampanoag）酋长马萨索伊特（Massasoit）曾向普利茅斯殖民者捐赠食物。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清教徒们于次年大获丰收。为了庆祝这次大丰收，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拓殖者曾邀请印第安人一起庆祝。在普利茅斯殖民地，这段故事被传为印第安人与白人殖民者和平相处的一段佳话。在《论普利茅斯种植园》这本书里，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曾详细记载了印第安人与白人殖民者共度佳节这一盛况。可是，为了强调印第安人与北美移民之间的暴力和冲突，贝林有意识地忽视了移民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的和平和友谊。

    《蛮族年代》采用了大西洋视角，但它忽视了非洲裔奴役劳工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移民故事。贝林探讨了非洲裔奴役劳工在切萨皮克湾区和新阿姆斯特丹地区的奴役地位，但是他并没有强调非洲黑人奴隶在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没有讨论非洲裔奴役劳工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移民历程，他就忽略了他们的身份状况、他们在大西洋世界中的各种艰辛，以及他们在殖民地社会中追求主体性的探索了。贝林在探索大西洋史，但是他很少提及大西洋世界中的非洲奴役劳工。

 

结 论

    《英属北美的移民化》、《渡海西行的人们》和《蛮族年代》是贝林潜心研究移民史的重要成果，它们在研究主题和史学观点上保持着连贯性。《英属北美的移民化》是其移民史研究的一个导论，主要对相关概念、研究主题和分析框架等问题进行梳理。《英属北美的移民化》为《渡海西行的人们》和《蛮族年代》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渡海西行的人们》和《蛮族年代》中的许多论点就来自《英属北美的移民化》。《渡海西行的人们》重点在大英帝国的框架下展开其移民史的相关研究。相比之下，《蛮族年代》则突破了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研究框架，从大西洋视角来研究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国内在经济、社会、人口发展上的联系，深化了其移民史研究。从内在逻辑来看，这三部作品构成了贝林移民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即初步探索、研究展开和继续深化。

    《渡海西行的人们》和《蛮族年代》都是贝林的代表性著作，但它们之间的差异相当明显。在时段上，《渡海西行的人们》和《蛮族年代》之间并不契合。前者主要考察的是美国革命前夕英属北美的移民状况，后者研究的却是17世纪北美移民现象。在研究对象上，前者主要以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为中心，后者则考察了瑞士、荷兰、西班牙、法国和其它国家在北美新大陆的移民现象。在历史叙事上，前者并未忽视大英帝国在英属北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后者则从多维视角来考察欧洲国家在新大陆的殖民扩张，试图突破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在创作背景上，《渡海西行的人们》主要受叙述史学、“新社会史”和计量史学和的启发，《蛮族年代》则主要受大西洋史学思潮的影响，进而采用大西洋视野研究北美移民现象。

    在史学方法上，《渡海西行的人们》和《蛮族年代》的差异体现的更加明显。《渡海西行的人们》使用了中心-边缘模式的大英帝国历史叙事，但它存在局限。贝林把英国国内以伦敦和其它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当作中心地区，把北美新大陆当作欧洲大城市在北美的扩展。他认为英国国内出现的社会危机造成了人口外溢现象，这迫使英国国内人民不得不前往北美新大陆。但是，贝林完全忽视北美移民对英国国内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领域的影响。相比之下，《蛮族年代》并没有把移民仅仅置放在大英帝国的研究框架下。取而代之的是，《蛮族年代》强调从大西洋视角来研究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国内在经济、社会、人口发展上的联系。他不仅研究了从英国和欧洲大陆其它国家移居到北美新大陆的契约劳工，而且考察了从从非洲被强制贩卖到北美新大陆的非洲裔奴役劳工。在贝林看来，北美的移民史是大西洋世界中的移民史，而不仅仅是大英帝国在北美的扩张史。通过采用大西洋视角，《蛮族年代》把北美的移民史课题与非洲、英国、英属北美紧密结合在一起，力图突破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

    贝林在移民史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的史学实践也存在一些局限。贝林尝试着从大西洋视角来研究移民史，但他实际上研究的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界（British Atlantic world）。他的移民史研究主要考察的是英国国内与英属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完全忽视非洲、南美洲和其它国家和地区在大西洋世界内部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所研究的大西洋史大体属于英属北美史、英帝国史或美国早期史的研究领域，尽管它们之间有相互重叠的地方。贝林鼓励历史学家们突破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框架，采用大西洋视野来考察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相互关联。但事实上，他的大西洋史学实践与英帝国扩张史有许多相似之处，并未完全突破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在贝林的移民史研究课题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欧洲其它国家所扮演的作用显得无足轻重。此外，种族、族裔、性别和妇女在大西洋世界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显得无关紧要。尽管存在不足，贝林在移民史领域的重要成果鼓励者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做出更有价值且更有挑战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