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标：冷战祛魅：1966年美国中国通的“时代证词”及其国家角色的反思
马建标 杨康书源
在二战之后的美国对外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为特殊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两国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由于彼此巨大的文化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去观察对方，逐渐形成了关于对方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受到国际环境、本国相对实力、本国和对方的社会内部变革等种种变动因素的影响”。在中美两百多年的关系史上，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巅峰状态，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在冷战时期，中美两国从二战时期的军事盟友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国。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关系让两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者和一般公众无法理性地看待两国关系。在此背景下，那些曾经深度参与中美交往历史的美国的中国通们，以及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他们的个体命运都遭遇了冷战意识的伤害。虽然这些最了解中美关系的“中国通”或者“美国通”曾经遭遇了冷战政治的迫害，但是当人类历史发生转机时，他们在促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重塑各自的国家认同上，都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本文即聚焦于1966年的美国中国通关于冷战的时代证词，以期探讨美国的中国通对冷战的思考以及他们重塑美国国家认同的努力。
在1966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召开的中国听证会上，14位美国的顶级中国问题专家就中国、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关于中国通在这次听证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多从其对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响出发，而忽略了他们的见证词，其实也是美国国内权力精英 (参议员、舆论领袖，外交智囊等) 对美国冷战行为的反思，以及对美国国家认同的调试的努力。此时，美国的中国通对中美关系的反思，也是对美国偏激的冷战意识的一种祛魅尝试。
一、美国认同的焦虑：冷战初期“中国通”的遭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这种新的“世界领袖”国家认同感给人类命运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所建立的战后世界新秩序给“人类既带来了福祉，也造成了灾祸。使人类离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的目标还相当遥远”。二战之后，美苏争霸将人类社会带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代。由于冷战思维，从1945年到1965年的2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剧烈变化。中美关系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冷战时期美国国家认同的焦虑，使得美国人对其二战之后确立的“世界领袖”地位产生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直接表现为美国人对自身国家认同的不自信。在这种普遍弥漫的对国家忠诚的焦虑状态下，美国的中国通的“跨文化认同经历”便遭遇了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冷战斗士的诸多质疑。
麦卡锡主义的本质是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攻击，而自由主义传统是美国国家认同的精神内核。在这个意义上，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是冷战初期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表现。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其对华政策上表现的最为充分，因此麦卡锡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对华政策。换言之，冷战初期的中美关系问题是引发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刺激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中国通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美国的中国通大体分为两类：其一是美国外交系统中涉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如约翰·S·谢伟思等人；其二是以鲍大可和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中国通。自然，遭受攻击最厉害的当属外交官群体。1952年2月9日，麦卡锡参议员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攻击了谢伟思，说他“以前曾竭力主张共产主义是中国最好的希望”，指责他是“共产党的同伙”。在此期间，以费正清、伊罗生、韦慕庭为代表的中国研究专家也遭到了麦卡锡主义者的指控。尽管遭到麦卡锡等冷战斗士的指控和压迫，但是这些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经历”不会因此而消失，而是隐藏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作为他们所感知的中国“真相”维系着这群“跨文化者”被压抑的精神世界。
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利用美国社会上弥漫着的“国家认同”普遍焦虑感，经常以“不忠诚”来指控与失败的美国对华政策有关联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对这样的结局发出警告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拒绝全面援救南京政府的决策者。有关“对华政策失败的辩论”成为1950年代美国政治中最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在此过程中，许多美国中国通遭到残酷的迫害，许多人因此身败名裂。然而，物极必反。麦卡锡主义者在1950年代猖狂至极，他们以“把中国丢失给共产党的罪名”强加给中国通们，终于导致天怒人怨，故而到了1960年代，麦卡锡主义转而失势，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复苏，自由主义者的口号“中国不是我们能丢失的”开始占据压倒性优势。在新的局势下，以鲍大可、费正清、史华慈为代表的学者型中国通开始在中美关系上发挥特殊的作用。而此次转机，就是美国的越战问题。
1966年的美国，正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逐步升级的战争引起国会内部的反战派和美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作为知名的主张国际合作、对苏缓和开创了“富布莱特学者项目”的“国际主义者”，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参议员 (James William Fulbright) ，1966年1月和2月主持举办了一系列关于越南战争的听证会，邀请诸多支持或反对越战的高级别官员就越南战争本身和相关的美国对亚洲政策问题进行辩论，参与者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 (General Maxwell D. Taylor) 、国务卿腊斯克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Rusk) 和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乔治·凯南 (George F. Kennan) 。听证会首次采取了电视直播的形式，将辩论的全程向公众公开，虽然最终并没有使得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战争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但听证会本身成为关于越南问题的“令人鼓舞的公开辩论的开端”，从此社会舆论的导向也悄然发生变化，“反战开始变得令人尊敬了”。
讨论越南问题，无论如何都避不开中国问题，因为一定程度上讲，越南战争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传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遏制越南就是遏制中国。在关于越南战争的讨论中，美国官员首先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如朝鲜战争一样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最终形成第二次中美战争乃至于爆发核战争？富布莱特这样说，“老实讲，在我们大多数人忧虑的不仅是越南。而是现在的局势有可能升级到与中国发生战争。我们常常犹豫谈论这些问题，但这是我的一个担忧。我会感到非常遗憾，如果最终导致我们与中国爆发了一场全面战争。很多比我更睿智的人都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让富布莱特失望的是，参加听证会的军政高官都没能给出明确、共识性的答案。曾任美军82空降师师长的詹姆斯·加文中将 (James Gavin) 警告，“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现在的侵略性并且同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中国就可能会面临一场核战争”，因为中国对于原子弹的破坏性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更令其感到担忧的是，假设美国最终击败中国，上亿的中国人将面临可怕的境地，很多人会遭受核辐射带来的疾病，整个食品生产、经济、农业都会遭到沉重打击，而“美国将不得不承担起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这将是令人感到极其恐惧的问题”。而101空降师传奇师长、直接指挥越战的美国参联会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 (Maxwell Taylor) 却自信地认为中国将不堪一击，“中国在一些方面极端脆弱，国内是因为庞大人口导致的食品问题。他们的脆弱也表现在花费如此大的精力获得的有限的核能力却极其容易被摧毁”。
富布莱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美国公众中存在的“邪恶巨龙”形象与事实并不符合，中国表现出的侵略性似乎背后别有隐情，中国的行为应当有独特的历史原因。他和加文将军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富布莱特：现在是谁在包围谁？
加文：我倾向于相信中国人认为他们正在被包围。
富布莱特：相比起我们，他们是否被包围得更厉害？
加文：毫无疑问。
富布莱特：你是否认为，从他们的角度看，认为被包围是有道理的？
加文：如果处于他们的情况，我会这么认为……
富布莱特：你非常了解军事史和政治史。在过去的一百和两百年中，中国是否是一个特别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我是指公开侵略邻国领土。
加文：不。
富布莱特：真的吗？
加文：就我所知没有。
富布莱特：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过去一百年是谁侵略了谁？是中国攻击了西方还是正好相反？
加文：另一种情况，西方攻击了中国。
富布莱特：很严重吗？
加文：是的，我清楚的记得读过关于天津义和团叛乱的事情，我也记得不久前看到戈登的生活和英国占领了大量中国的领土，以及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这样的。
富布莱特：事实上，在近一个世纪中，很多西方国家实际上占领、羞辱和削弱了中国，难道不是吗？
加文：毫无疑问这是真的。
富布莱特愈发感到，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存在巨大的鸿沟，真正了解中国的“中国通”们由于冷战的因素长期遭受排挤，早已失去了政策影响力，而政治精英的似懂非懂、公众认知的肤浅片面更使得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建立在一种错觉上。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加强，特别是具备了核能力后，这样的认知匮乏很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陷入更大的致命危机中。
因此，富布莱特和其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同事们决定在越南听证会后立即于1966年3月陆续举办9场中国听证会，邀请包括鲍大可 (A. Doak Barnett)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s) 、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汉斯·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 等14位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顶尖学者，针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和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建议，并通过电视向美国民众传播。正如富布莱特在听证会前夜在《纽约时报》撰文所写，“这些听证会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性的，尽管最终的目标是政治性的，即阻止战争”。鉴于1960年代之前，一般美国舆论认为“亚洲会对美国的未来构成威胁”，而中国在亚洲又居于支配地位，因此1966年美国中国通的听证会，对于调整美国公众舆论对中国的偏激印象，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
二、冷战祛魅：中国通的思考及其反冷战意识的努力
1966年美国参议院听证会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传统。正如费正清所言，“我们被仅仅关注话语而不研究中国历史的做法引入了歧途，从一个中国史学家的角度看，这毫无疑问是片面的，要同中国人打交道，就需要更多的中国历史知识”。
鲍大可首先就从中国近代不断“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独特经历讲起。他提出，直到19世纪前的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和其他中心保持着相对隔离；中国也认为自己高于所有的邻国，扮演不可动摇的首要角色。但这种孤立状态在十九世纪中期被技术强大的西方国家的扩张打破，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势力竞争的赛场。费正清也同样提出，“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是一切民族所遭遇过最广泛的灾难。中国优越性的古老传统加上现代灾难，毫无疑问地制造了最好的失望的案例。任何一个曾经处于世界之巅的文明都不应该遭受如此糟糕的境遇”。
鲍大可和费正清敏锐地看到，强盛帝国衰败的经历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一种大国悲情主义的情感色彩，这样的灾难带来的羞辱和悲痛使得现代中国人都愈发感到自己的国家成了“命运的受害者”。这样的经历和情绪也成为近代全体中国人谋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根本动力。在十九世纪的这场变革中，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痛苦、缓慢地探索，寻求的就是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有效办法，以构建一个强大、现代的民族国家，并重新恢复中国的世界地位。鲍大可说：“这段百年历史的一部分遗产就是：不论意识形态怎样，所有中国人都感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我意识。所有的中国人，包括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坚信一定要终结中国低人一等的境况，并且重现大国地位。”
在中西关系方面，鲍大可提出中国和西方世界始终处于一种体系碰撞的动态中，“直到现在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都从未在合理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的关系”。他提出，在十九世纪中期前，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国一直试图将西方势力纳入其传统的帝国朝贡体系中，但这种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情况发生逆转，西方国家又占据了强势地位并试图将中国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但同样未能成功。当时间进入1949年以后，中美又进入到冷战的殊死斗争之中，体系碰撞变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这也成为困扰1960年代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鲍大可认为，未来要解决这一内在矛盾的关键就在于，要双方都承认彼此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最终使中国可接受地和平融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出发，中国通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中国存在着一种“向内看”的倾向，即优先关注国内事务。特别是传统中国政权，“只要中华帝国保持充实，那么这种倾向就会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降到最低”。费正清指出，“这个最大、最孤立、最特别、延续最久远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向内看的趋势、种族中心主义或中华中心主义的态度，即中国是已知世界和文明的中心，非华夏之地为边缘或低劣，中华优越于一切国外地区”。
新中国建立后，尽管共产主义的政策会导致一些变动，但总体看来，他们认为中国向内看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这却与朝鲜战争以来中国在美国公众舆论中争强好斗、极具侵略性的形象产生了极大反差。长期以来，美国媒体都将中国刻画为一个将国际关系列为首要工作的进攻性国家。如此错觉的影响根深蒂固，以至于当听到中国通们提出中国政府的“内向性”时，富布莱特竟然说，“在你的陈述中，你明确地提出中国政府专注于国内事务，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
鲍大可指出，虽然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使得中国大陆的部分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向外看”，但这种“向外看”和旧式的军事征服不同，“他们将自己的革命经历投射到对世界的看法上，看到在很多领域的潜在革命形势，同时感到应当提供支持……但是，就支持革命的具体能力和意愿而言，他们主要提供的仍是道义支持和意识形态领导”。因此，如果使用“征服世界” (world conquest) 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向外看”，就十分不准确。
在具体政策方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德贝克又给出了支持“向内看”的证词。“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专注于中国的国内问题和国家的内部问题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中国国内政治的专家，但是世界政治领域的新手”。他提出，不能仅仅被话语的信号欺骗，应该关注中国的资源和预算的实际分配情况。“形成对比的是，一个宣称是国际主义者的政权却只投入了少量的精力和资源在外事活动中。除了投入到国家军事力量中的精力、资源，从事对外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人员数量、分配到外交中的预算、政府机构用于国际事务的时间和年度官方报告，都只占据总体中的一小部分。”
通过关注中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关注他们如何编制预算、制定发展计划，林德贝克教授得到一个和媒体呈现的大相径庭的印象：如果聚焦国内政治，就会发现“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都与他们推动的工业化、政治控制和社会政治气候改革的计划有关”。他提出，如果运用一种量化的测量工具来分析中国领导人的时间分配情况和关心的主要问题，并形成一组“测量注意力的时间跨度和行为”的数据，就会发现，“毛泽东和他的大多数同事会表现得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而非外交问题”，的确有少部分人关注中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但中国的精英正变得更加专注于中国的事情，并付出一切努力使中国持续经营 (going concern)。
他们几乎一致得出结论：“有关中国扩张主义的证据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十分有扩张性，但在行动上十分谨慎。至少自1962年以来，中国人主要都全神贯注于内部问题和国内的恢复”。
著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关于对外事务，中国领导人极端的、几乎疯狂的言论和采取行动时的极端谨慎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具体关注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实际目标，会发现朝鲜、东南亚、印度边境以及外蒙古这些地区实际上都处于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内，而这是无论共产党人还是非共产党人都坚定支持的。这些领土要求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性主张，并不能说明共产党政权有额外的侵略性。例如“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毫无分歧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对于谁应当统治中国产生了分歧。毛、蒋对于西藏属于中国也毫无异议。他们对于中印之间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也毫无分歧。”
在中国的政治稳定性方面，中国通再次没能给出美国政府想听的答案——“中国崩溃论”——反而给出了相反的观点，即共产党人已经建立起有稳固支持的政权，证明了其拥有制定和执行决策的卓越能力和动员民众、资源的能力。尽管社会中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不少人也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统治方式不满，但是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反对派，而且也没有可预见的发展前景。当被问到国民党政权有无可能重返大陆，或者中国内部有无可能出现成功的起义时，史华慈表示，“我确实感到国民党在台湾表现出了一定的效率，但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它一举丧失了在大陆的法统’”，而林德贝克的答案更为干脆：“不可能”。因此，“简而言之，该体制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现象。假以时日，它可能会改变自己，但它将继续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我们也将继续和其打交道。”
1949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在欧洲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的翻版。它的前提是中共政权是不稳定的，只要既在军事和政治上遏制，又试图在外交、商业上、政治上孤立中国以削弱共产党政府的执政基础，破坏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中共政权就能够被推翻。用鲍大可的话说，在过去17年的时间里，美国都在寻求一种“遏制且孤立 (containment and isolation) ”的对华政策。
摩根索认为，这一孤立政策是与承认蒋介石政府为合法政府紧密联系起来的，认为通过拒绝和说服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就可以破坏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并推翻它。但“显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就从正常的外交、政治和商业关系上而言，反倒是美国被孤立了，而非中国”。摩根索是冷战之后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开创者，他用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和利益观来考察冷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反对用“理想主义”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尽管摩根索在其1948年出版的名著《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呼吁“政府要做公众舆论的领导者，而不是它的奴隶”，但是在越战问题和中国问题上，他却是站在“美国政府立场的对立面，明确希望公众舆论能迫使政府改变政策”。在这一点上，摩根索的学术观点和他的个人实践之间的悖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和亚洲问题”对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思想行为的影响是何其深刻。
然而，孤立政策的核心——对华贸易禁运政策——没有产生任何作用，任何向中国施加压力或限制都是无效率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克斯坦 (Alexander Eckstein) 认为，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从1950年起就没有变化，但其他的西方国家都逐步和渐进地放松对中国的贸易管制，尽管在很多案例中美国都明确表示反对。最终，1950年代初CO-COM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 设定的广泛的对华禁运物资只剩下了对军备、武器、裂变材料和其他战略物资的继续限制，以及另外一个限制对华信贷的协议。
按理说，削减了所有对华出口无疑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影响，因为：“a) 其他的主要贸易国家都没有遵循美国的全面禁运政策；b) 直到1960年前，中国都能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获得所有盟国拒绝提供的物资。”因此在中苏蜜月期，美国和盟国的对华禁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60年后，中苏经济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在进口武器和军事物资方面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也不能获得长期信贷。但从1950年代中期起，西方国家的贸易制裁开始逐步放松，苏联留下的缝隙可以被其他西方国家补上。“如果说，之前美国的贸易禁运无效是因为中共可以从共产主义阵营获得被管制和禁运的物资，那么现在无效是因为这些同样的物资 (除军事物资之外) 事实上可以从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得到。”
唯一对中国能产生有效经济限制的措施是在信贷领域的制裁。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信贷控制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信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埃克斯坦教授认为，首先中国共产党在获得所有短、中期贷款方面没有任何困难。他们的国际信用评级很好，也按时偿还金融债务。长期债务对中国政府的意义也仅限于缓解债务压力。更重要的是，中苏关系史的例子表明，“即便要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中国并不准备牺牲关键的政治目标。因此，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上，不能指望中国会放弃或者修正重要的外交目标，哪怕这样的决定会损害中国经济”。因此，从贸易上孤立中国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因为中国完全可以从别的国际市场上寻找替代进口产品，而金融上的孤立也只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有限影响，更不能指望产生政治作用。
此外，埃克斯坦也提出，此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十分依赖于对外进口。这对于其中国工业设施的扩张、缓和1960年以来的食品短缺和国防现代化都至关重要。他测算，“如果缺少了这些进口，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从7%跌落到3%～5%。进口的中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减缓技术进步和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对工业而言……毫无疑问，进口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建设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由于进口在中国成为刚性需求，经济孤立非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让美国将庞大的中国市场拱手让出，换言之，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
再从对华军事遏制本身来看，汉斯·摩根索也对该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抨击。美国一直试图在中国周边实施的强力军事遏制政策实质上是在欧洲取得巨大成功的遏制政策的复制和延伸，但由于情况的差异，这一政策在亚洲却无法获得相同的效果。他认为，美国在欧洲面临的苏联威胁的本质主要是军事的，因为红军就位于欧洲的中心，西欧国家也受到共产党的革命和颠覆的威胁之下。史华慈也认为“我们在欧洲的遏制政策成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有活力和有能力的社会愿意和我们就遏制政策展开合作。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希望与我们一起遏制苏联”，因而愿意主动寻求美国庇护。但“中国在亚洲产生威胁的本质首要不是军事的，更多是自然、无形地对亚洲大陆各国产生政治和文化的吸引”。这样的威胁是不能被在台湾、越南、韩国、泰国布置武装力量和军事物资就能遏制的，因为中国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所谓的军事遏制，要想阻止中国影响力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周边的军事遏制政策不可避免是无效的”。
因此，鲍大可对“遏制且孤立”政策的评论是，“美国试图孤立共产主义中国的努力是不明智的，而且从根本上看是失败的”，如果一个合理、长期的中国政策的目标是要遏制和限制中国实力、削减紧张并施加缓和的影响、扩大与中国相关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合作以及将共产主义中国缓慢带入正常的国际交往格局的话，“我认为该政策不可能为其提供有效的基础”。
既然不能改变中国，就只有改变自己。为了扭转美国在东亚的不利局面，鲍大可认为，改变对华姿态并采取“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时机已经到了。有的人批评“遏制但不孤立”政策包含了不同的要素，即遏制但增加与北京直接打交道，这可能会带来矛盾和不一致的问题。但鲍大可辩护道，“恰恰相反，我认为就我的长期目标而言，这些看上去矛盾的要素将事实上相互补充、相互加强。”该政策看似矛盾，其实恰恰反映出中国通的一种东方智慧，与中国打交道也正需要这样的思维。因为正如费正清所认为的那样，和中国打交道不能走极端，而要“发展一种左右并重、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的态度，一种战争与和平、谈判与斗争的混合策略”，只有发展出这样的概念，美国才能最大限度地施加影响，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有斗争的态度，我们就可能会把自己惹进真正的灾难中。如果我们持有一种先停止斗争再开始谈判的态度，那么我们又变得不现实，因为中国人可以完美地同时做好两件事”。
所谓“遏制但不孤立”，大前提依然是保持遏制，这是由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全球战略摩擦的根本性因素决定的，换言之，美国会继续在战略上围堵中国。史华慈认为，“只要中国还对所谓的最高纲领 (optimum vision) 保持信心，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试图将自己的模式施加到别的他们可控制的社会中，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他们必须被遏制”。其中的政策核心是继续支持非共产主义政权与共产主义的势力作战，特别是越南，也将继续给包括台湾在内的周边地区提供保护。费正清也明确提出，向中国打开世界的大门仅仅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要坚守底线。“鼓励他们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必须要有以军力为支撑的坚定态度。在韩国边界、台湾海峡和越南的军事遏制不能很快就被放弃，而且应该保持一段时间”，但只进行遏制是一条死胡同，美国必须要增加建设性竞争和国际接触的政策。
然而，“遏制但不孤立”虽然讲“遏制”，但主要强调的是“不孤立”。这一政策的前提是中国通们认为，与国际社会的隔离和与国际事务的孤立给中国造成了一种不安全感和失落感，并通过对外政策中的极端言论和有侵略性的举动来反映这种情绪。用费正清的话讲就是“北京的统治者侵略性地喊出了自己的失望，孤立强化了他们的不安并使其只顾自保”。因此，中国通们认为，要想引导北京的领导人融入国际秩序而不是使其摧毁国际秩序，必须要鼓励中国在很多方面进行国际接触，引导中国的领导人改变自己对世界和自己在其中位置的看法。通过让中国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同国际局势更多地链接和像其他国家一样乐于参与其中，从而稀释或减弱北京的战斗性。
中国通们也希望通过改变外交环境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鲍大可提出，中国的国内政策反映出有两个集团在就未来的政策导向进行博弈，简单地说，一派更关注政治控制、革命和意识形态，另一派更关注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他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称之为技术官僚 (Technical Bureaucrats) 或管理人员 (Manager) 的人将更多地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起决定性作用。当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去世后，中国将进入一个新时期，领导人和政策可能都比以往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新领导人对国际环境的认知毫无疑问会影响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平衡。因此，鲍大可认为，随着美国加强对华联系和接触会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平衡产生改变。“一个孤立的政策和对华施压的政策会加强我所谓的中国国内更关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势力。一个试图将中国更多地吸纳入国际社会的政策会为中国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可以加强我所谓的技术官僚的势力。”
该政策首先涉及一个核心的重大政策转向，即关于中国政权合法性和承认问题。鲍大可认为，“从法律上承认中国是未来而不是现在应该考虑的事情，除非中国愿意与我们互派外交代表，否则单方面的承认就没有什么意义，也不会收到回应。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最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因此，鲍大可认为美国政府应当事实上承认大陆政府的存在，不仅是在华沙的大使定期会面，而是正式建立事实上的联系。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也正如鲍大可所建议的，设立了驻华联络办公室，尽管没有正式建交，但却事实上扮演了大使馆的作用。同时，他也提出美国应当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国都提供席位。他指出，当前在联合国，国民党的席位极有可能被联合国大会转交给北京，使得美国遭遇重大打击。因此，率先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双重代表权”的方案，即北京和台北均可以向联合国派出正式代表。尽管他也看到海峡两岸均不会接受这一提议，但这一方案符合美国利益，后来美国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也应当鼓励各种形式的非正式接触。“应当终结一切的贸易禁运，允许非战略项目的贸易。”因为此前贸易禁运的意义仅是象征性的，主要贸易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禁运，因此北京就可以从日本、德国、英国或其他地方购买美国拒绝出售的东西。同时，费正清还提出，要逐步将北京引入国际活动中，“中国应当被所有国际会议所接纳，比如裁军、专业和功能性的国际组织、国际体育 (不仅仅是乒乓球) ”。
但在具体操作时，费正清认为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要根据中国的具体需求来激励北京，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需求：一是要考虑到中国对更大的国际声望的渴望，从而改变过去一个世纪的羞辱。对于中国的爱国者而言，让中国位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只会是正确和恰当的。二是北京政府需要用声望来维持其国内稳定。在中国，领导人的长处对于确保政权稳定是很关键的要素，这就包括了其受承认的成就。三是中国人民非常需要通过技术、货物的交换来获得援助，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四是北京也会为获得以夷制夷的机会而受到鼓舞。这一传统的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方式可能在任何如联合国之类的会议上被使用。如果以上四种需求都获得满足，就可以期望北京政府参与到双边关系中，并且受到热爱和平的国家的影响，最终使得共存变得更为吸引人和具有可行性。
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遏制但不孤立”政策。国会“中国帮”头目人物周以德 (Walter Judd) 和华盛顿大学远东与苏联研究所所长乔治·泰勒 (George Taylor) 等人在发言时都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例如周以德认为鲍大可、费正清等人提出的对华政策的转向前提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他认为中国政权不能持久，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造成了两国关系紧张，改善两国关系并不能改善中国的态度等。他也以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来佐证，比如二战期间和二战刚结束时，“美国产生幻觉认为苏联是个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渴望以合作来建设世界秩序和和平”。而现在却成了对美国强大的威胁。周以德表现出了强硬的冷战思维，认为要想在不发生核大战的前提下解决美国的困境，就只有“解放生活在共产主义铁幕下的上亿民众”。
然而，纵观十四位发言人，也不过只有如此二三位表达出了对改善对华关系的强力不满。大多数专家都对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强烈批评，要求加大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听证会期间，甚至还有198位专家学者于1966年3月20日联名发表了公开声明，在劳伦斯大学前校长哈罗德·泰勒 (Harold Taylor) 和康奈尔大学的贝蒂·拉尔 (Betty Lall) 的运作下，有2 700份材料寄送给了美国所有的亚洲研究所机构与有关个人。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对华政策，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可见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确提出了“遏制不孤立”的概念，但从理念内核上看，当时的中国通们对这一政策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
在美国政府层面上，“遏制但不孤立”的观点也立即引起反响。1966年3月13日，即在鲍大可参加听证会五天后，副总统汉弗莱 (Herbert Humphrey)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称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遏制而未必孤立” (Containment Without Necessarily Isolation)。国务卿腊斯克在3月16日的听证会上，提出对华政策的十大要点，概括来说一方面要继续抵抗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但就对结束与中国大陆的敌对状态保持开放。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在公开场合声称，美国要以一种新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并设法架设与共产党中国沟通的“桥梁”。
1967年，美国国务院甚至成立了一个由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领导的中国问题顾问小组，成员包括鲍大可、费正清、埃克斯坦等中国问题专家。从1967年2月到11月开了五次为期两天的会议，成员还获得查看最高机密文献的特权。但费正清回忆道，小组的意见最终汇集到一个由保守派分子组成的东亚和太平洋问题研究小组来审核和讨论。换言之，中国通的意见最终并未能进入决策程序。尽管这次听证会引起了较大的舆论反响，但实质上并没能迅速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久之后中国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第一次出现的解冻窗口就此错过了。然而，正如富布莱特所说，这次听证会的意义在于其“教育性”，使得美国公众开始重新思考中美关系，重新认识中国，为尼克松上台后的中美关系解冻打下了舆论基础。
三、中美关系问题与美国国家角色的反思
1966年的中国听证会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建立于某种错觉和误解之上。首先，美国对中国的知识高度匮乏。1942年珍珠港事件4个月后，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在对美国人的全国范围抽样中，60%的人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指出中国的位置所在。虽然二战后更多的美国人对于中国有了一些概念，但大量的民意测验表明更多的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都是模糊不清、犹豫不决的。这样的无知不仅仅是公众的特点，事实上在美国国会同样普遍存在着对国民党政治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无知。参众两院的大多数议员对中国事务都漠不关心。
如果说这样的知识匮乏还只是存在于外交决策圈之外的话，那么冷战开始后，这样的知识匮乏又进一步蔓延到美国的外交部门。1949年后，“失去中国”的神话在美国日益甚嚣尘上，人们越来越把“失去中国”归咎于美国国务院中出现了共产党分子，指责他们同情共产党而非国民党，使其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这也成为麦卡锡向国务院的中国通开刀的借口。大约在1950-1954年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欧文·拉铁摩尔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尽管最后被证实无罪，但拉铁摩尔也被迫离开美国；资深的驻华外交官谢伟思也被赶出政府，尽管被开除六年后又被恢复国务院的职务，但他的名声已经被彻底搞臭，成为“失去中国”的首要分子之一。
这一大批中国通，特别是职业外交官的中国通的丧失，使得后期出现了决策层无人了解中国、美国的对华政策建立在错误认知上的境地。当富布莱特在越南听证会上向诸位美国政府高官询问有关中国的意见时，都只得到了模糊不清、前后矛盾的观点。因此中国通借助1966年的听证会重新介入对华政策，恰恰对此时美国外交界的对华知识匮乏形成了补充，也对后来的中美关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知识匮乏却不意味着对中国完全没有概念，事实上美国人脑海中对中国往往产生出情绪化的印象。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中国人确实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民族，将中国人具有令人钦佩的特征描述为：实事求是、心地善良、坚忍不拔等等。在早期的传教士看来，中国看上去像是一片能实现宗教皈依和渐进式改革的沃土，因此乐此不疲地来到中国。
国际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提出，行为体会夸大他们在对方决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当对方行为与自己的预期一致时就会高估自己影响对方的程度。在长期的交往中，美国似乎对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恋爱关系”，越来越有将中国的进步归功于自己的倾向，二战的胜利更是坚定了其对中国负有一种帮助中国文明开化的特殊使命感。然而，当这样的错觉发展到巅峰时也正是其破灭的时候。共产党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这种结局完全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相反，而美国又再次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认定中共就是要伤害自己、损害美国的利益，而忽视了中国自己国内的需求。这种认知又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美国对华“遏制又孤立”政策的认知基础。恰恰是这种认知，而非中国通们让美国“失去了中国”。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1966年的听证会使得中国通重新进入美国对华决策圈，不仅仅是补充对华知识的需求，更是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自我认知重新调整的产物。早在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之时，中国通们就一直在试图使美国民众、决策层真正理解中国发生的一切。例如1950年11月，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发文，试图使人们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正义的，但在美国是邪恶的。但受到此时美国对中国病入膏肓的认知失调，即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理性，这一努力从未取得成功，反倒成为其“通共”的罪证。随着冷战的展开，新中国的政权不仅没有受到美国“遏制且孤立”政策的影响，反而愈发稳固。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也开始让美国重新审视自己的亚洲政策和对中国的认识。中国通此时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也正是美国对自我认知祛魅的需要。汉斯·摩根索对“失去中国”神话的评论恰巧对此进行了诠释：“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了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一类患了精神病。只有极为少数的、声音小的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解释我们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愿和民众意愿的政策。”
1966年美国参议院举行的此次对华听证会，在以往的研究论述中，其历史意义主要被局限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层面上”，而很少关注到此次听证会也是美国国会以及中国通对美国1945年以来的冷战战略和美国国际角色的一次深度反思。表面上看他们讨论的是中美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借此话题来消除由冷战所引发的美国国家认同的焦虑。要说明这个问题，只需要简略回顾一下美国在二战前后的国际地位，即可明了其冷战后国家认同的焦虑感的本源。
在1940年代之前，美国未曾幻想过在远东建立“大美国治下的和平”，因为美国那时的国力还不够。但是到了1945年，美国参战之后，其在远东的实际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状态。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自然地产生一种“美国万能”的意识。在冷战初期，“美国领导世界”是一句十分流行的口号。1953年，埃森豪威尔宣称，“美国领导自由世界是天命所归”。但是，在1945-1949年的中国解放战争中，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被中共击败，让美国人的自信遭遇一次重大挫折，美国的“救世主”意识遭到打击，美国的国家认同感出现焦虑。1950年代兴起的麦卡锡主义正是美国国家认同焦虑的一次典型表现。
到了1960年代中期，美国深陷越战漩涡，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踟蹰不前。在此背景下，以鲍大可、费正清、拉铁摩尔为代表的学者型中国通获得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他们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密切配合，通过1966年的对华政策的公开听证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次“深刻自醒”：让美国人祛除冷战的偏激意识形态，放弃狂妄自大的“救世主身份观念”，尝试去平等地对待和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用费正清的话说，美国人要承认“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事实”。长期以来，美国人习惯上自我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带有“普世性质”，故而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文化价值系统可以推广到中国，而忽略了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独特性。但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国通如费正清等人，则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虽然中国不是美国的主要冷战对手，但是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因素成为1960年代之后塑造美国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而美国的中国通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因素”的独特性，并利用这种文化独特性来教育美国人，努力让一般美国人祛除“唯美独尊”的冷战意识，用一个多元的文化观来重塑美国的世界观。最后，我们可以用富布莱特召集1966年听证会的目的来说明其“自我醒悟”的意义，富布莱特说，听证会的基本目的是“教育性的”。这里的“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为富布莱特通过鲍大可等中国通的公开证词来解剖美国固有的冷战思维，是试图重新界定美国国际角色、国家认同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调适。1966年，美国中国通关于中美关系的“时代证词”，其意义不局限于他们促使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是对美国冷战后期国家认同的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