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 | 王立新：中美关系双甲子——回顾与反思
中美关系双甲子——回顾与反思
王立新
在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刘成教授向大家介绍了远道而来的王立新教授。在对刘成教授的介绍致以谢意后，王立新教授开始了演讲。他首先强调了南京在中美关系史上的特殊意义，并对这次演讲的主题进行了解释：中美关系自1899年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美国初次形成独立完整的对华政策至今，已经走过了漫长的120年，用中国传统的纪年法表述，就是整整两个甲子。“甲子”一词本就具有“轮回”的含义，而当下的中美关系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我们有必要对12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加以回顾。
随后，王立新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说明，整场讲座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回顾189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第二部分则是反思12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从中总结值得加以借鉴的经验教训，第三部分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进行展望。他首先对189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1899年至1949年，尽管时有摩擦与矛盾，但这一时期的总体基调是“友好与合作”。根据他的研究，1899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目标分别是获得中国市场、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以及促进和支持中国的“文明化”与现代化。在这一时期，商人试图获得中国巨大的市场；美国普通民众因受传教士的影响对中国这样一个“受到列强欺凌的古老文明国家”普遍持有同情态度。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美国反对沙俄和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吞和渗透也将有力维持亚太远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对美国国家安全十分有利。对中国进行西式“文明化”的改造，也十分符合美国一贯的自我抱负和国家使命意识，成功“改造”中国将会是美国的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历届决策者看来，美国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与日、俄、德等列强完全不同，有必要利用美国的支持实现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正是中国一方的目标所在——从李鸿章、袁世凯到唐绍仪、蒋介石，都曾试图在外交博弈中引进美国力量牵制日俄，著名的金元外交、晚清铁路建设、币制改革、整治淮河，都有美国经济力量的介入。顾维钧将中日“二十一条”向报界曝光引起舆论哗然并最终导致日本放弃部分条款，也与美国的外交活动特别是驻华公使芮恩施有密切联系。此外，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提出的“不承认主义”、华盛顿会议上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中日单独谈判与山东权益归还、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中对美国资本与技术的借助，以及退还庚款资助中国人赴美留学等，均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以及这一阶段历届中国政府试图借助美国力量来维护国家安全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两国能够保持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正是中美双方目标与利益高度重合的结果。
中美关系的第二个历史时期是1950年至1972年，与前一时期的友好与合作不同，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基调是相互敌视与对抗，在长达22年的隔绝时期里，中美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贸易与人员往来。正如一位著名的“中国通”所说的那样：“这22年间美国送上月球的人数要多于去中国的人数。”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包括三个方面：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外交上的三大方针：另起炉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一切旧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清扫外国影响）和一边倒（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美两国不仅相互敌视，而且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 向越南派遣了约30万非战斗人员进行抗美援越。《人民日报》在抗美援朝期间提出了“仇视美国”、“鄙视美国”和“蔑视美国”的宣传方针，毛泽东于1970年5月20日发表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号召中国和世界人民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斗争，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革命输出，支持各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以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美国所领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则完全禁止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两国对抗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这种大国间长达22年的全面隔绝与如此高强度的互相敌视，在人类历史上极为少见。与之相比，即使是冷战对抗中的美苏也仍然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少量的教育、贸易往来。这一全面敌视与对抗阶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初。
中美关系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是1972年至1979年，即“有限安全合作和走向正常化时期”，这一时期两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与苏联关系完全破裂，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陈兵百万以及以“珍宝岛事件”、“伊犁事件”为代表的中苏冲突，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与美苏两大国的同时交恶和文革时期的极左外交路线导致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1969年国庆，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派遣代表参与国庆观礼。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开始意识到改善中美关系的必要性。对美国方面而言，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并在与苏联的全球对抗中失去优势，美国决定解冻中美关系，联合中国对抗苏联。双方出于安全需要开始恢复接触，尽管遭遇了水门事件、四人帮倒台以及毛泽东去世等诸多波折，至1979年，中美仍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在这一时期主要进行有限的安全合作，少有贸易往来，美国出于抗衡苏联的目的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
第四个时期即1979年至2017年的中美关系全面发展时期，中国在这一时期里实现了崛起。在两国建交之前的1978年底，中国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美国除联中抗苏的政治考量外，对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所产生的巨大市场也极有兴趣，其对华战略出现了一个由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和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使美国国内在9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美国是否还需要与中国进行交往？是否还需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克林顿于1993年上台后，中美两国间爆发了一场“人权大战”，美国部分议员以人权问题为由，主张取消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向中国关闭美国的市场，克林顿政府则提出了一年的观察期，声称如到1994年上半年中国人权状况仍无明显改善，则将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对于起步不久的中国改革开放而言无疑至关重要，将这项关键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必将给两国关系带来巨大危险。
1994年，克林顿政府改弦易辙，提出接触（engagement）政策，声称虽然中国人权状况并未产生预期的改善，美国仍将继续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克林顿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只有加强和扩大两国接触，才是促进中国人权的最好方法，随着两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赖，中国未来必将走向自由化。这种接触政策获得了美国商人群体的欢迎和支持。而通过增加接触和经贸、文化往来试图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对华战略也被称为自由主义战略，这项战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鼓励美国商人在华投资。
第二，通过两国间的广泛接触与交流，促进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
第三，支持和接纳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并提高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投票权，使中国取得与其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
美国对华自由主义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中国的所谓“自由化”和西式民主化，以及令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美国的合作者与伙伴，而非美国的对手及其所主导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这一政策从克林顿时代一直持续到奥巴马执政时期。
中国在这一时期则实行“融入战略”，试图通过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利用美国在冷战后构建的国际秩序以及资金、技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和崛起。正因如此，中国历届领导人均极为重视中美关系并不断延续和发展“融入战略”，寻求在各个领域与世界接轨，“与国际接轨”是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国内非常流行的说法。从邓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到江泽民总书记的“闷声大发财”，再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都体现了这一战略。考虑到这一战略的成功和二十年战略机遇期里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历届领导人对此所制定的方针无疑是具有大智慧的。
与非常成功的中方战略相比，美国最近两三年的外交政策大辩论得出的结论则是近几十年来的接触政策和自由主义战略失败了，没有达到最初所设定的目标，即“改变中国，使中国实现自由化并成为美国的安全伙伴”。因此，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再次改弦易辙，两国之间爆发了贸易战。这也正是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第五个时期的开始，即中美进入战略竞争时期。
在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反思了其对华政策，承认了自由主义战略的失败，接触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并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竞争对手”。2018年1月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利益、经济与价值观构成了全面挑战。此后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的几次讲话，以及最近通过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和《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都表明了中美战略竞争已经开始，并且两国关系仍在不断恶化。
在对120年来的中美关系进行完整回顾之后，讲座进入第二部分，即“对中美关系史的反思”。王立新教授共有三点反思。
第一点反思是“中美关系极其重要”——这一认识看似常识，但大多数人未必清楚中美关系重要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中美关系自1899年以来便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中美关系的好坏塑造甚至决定了中国总体的国家安全环境。众所周知，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新兴世界大国，美国的影响首先及于西半球，而后便是亚太地区，最后才是欧洲。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成为远东地区的强国。美国对这一地区的介入与渗透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是利是弊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在1899至1945年间，美国的崛起和对远东事务的介入是对中国有利的：中国主权的逐步恢复与国际地位的回升正是从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开始，当时签订的《九国公约》使“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实际上具有了国际法的效力。此后的抗日战争中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援助，并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显然，这一时期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崛起改善而不是恶化了中国安全环境。1949年起，美国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转向消极，这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状况极其险恶严峻，美国对中国的孤立、遏制和封锁无疑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的首要因素，两国之间甚至直接爆发了战争。1972年后，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与正常化，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再次改善，1984年邓小平提出百万大裁军，削减国防开支，正得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美准同盟关系的建立。近年来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环境的再次恶化，与中美关系的再度恶化亦不无关系。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中美关系的状况决定着中国能否获得先进的技术、资金、市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资金、市场与技术一直在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里根时代美国便已决定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如1984年4月27日里根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中所提出的那样，“当中国沿着新的现代化道路前行之时，美国愿意与中国并肩同行，在你们的现代化进程中给予合作”，并在其任内将中国划入“友好的非盟国”，放松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限制，这一政策后来一直持续。同时，由于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对海外市场有迫切的需要，而美国正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其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美国的资金与技术转让亦不容忽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发展迅速、成就瞩目，但并无太多重大原创性科技发明，引进、模仿与学习是不可避免的。良好的中美关系是实现技术引进的重要条件。
此外，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中美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福祉。王立新教授表示，我们对于美国的看法和态度与国内政局是直接相关的，历史上中美关系较为良好的时期，往往也是国内民主法制建设较为健全、个人权益得到较好保障的时期。反之，倘若中美关系恶化，则情况常常完全相反。因此，中美关系与中国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而尤其与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命运相关——中美关系的紧张时常意味着国内政策的收紧。作为一名中美关系的研究者，他对这一点感触尤为深刻。
第二点反思是中美关系具有很强的特殊性。首先，两国关系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美国长期流行着“中美关系神话”，而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人同样具有“美国情结”。历史上，中美两国的很多人并没有简单地把美国视为遥远的、跟其他外国没有什么不同的普通国家，而是寄托了强烈的情感，视之为特殊国家。美国左翼记者，麻省理工学院传播学教授伊罗生在1958年出版的《美国的中国形象》中引用了大量问卷调查，这些调查显示，在1949年至1950年间，美国人对中国有强烈的幻灭感，认为接受过大量美国官方与民间援助和捐款的中国人“恩将仇报”、“忘恩负义”，这正表明美国民众在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传教士旨在赈灾济贫、帮助中国人民的募捐与宣传活动无疑是形成这种印象与感情的直接原因，参与捐款的美国民众相信中国人民对其帮助十分感激。当然，这其实是一种与史实并不吻合的“神话”，但又确实反映了中美关系中不可忽视的情感因素。
事实上，“中美关系神话”并不仅仅存在于美国，近现代中国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思想与情感。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副刊刊登了唐徵的《民主颂》一文，对美国及其民主制度不吝赞美，这样一篇文章同样也浓缩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所怀有的特殊情感。总体而言，两国关系确实蕴含着难以忽视的感情因素，也难怪一位学者在形容美国外交政策时，将美国喻为“多情的帝国主义者”（sentimental imperialist）。两国相互间因此经常产生希望与失望的循环往复，1899年至1949年间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情况。国民党政权倒台之后，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关于“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的大辩论，这场辩论与随后的麦卡锡主义兴起有直接的关联。在此之后，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里根时期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民众相信，只要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支持，就能使中国走向“自由化”和西式民主，就能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下去。然而1989年发生的事件，在美国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这是第二次由希望到失望的循环。第三次循环则发生在从克林顿时期到2018年前后，这次循环最终同样以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作为尾声。王立新教授认为，经历三次循环与幻灭之后的美国人已经意识到，美国没有改变中国的能力，按照美国的期望改变中国不具备任何可能性。
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同样经历了与前者相似的“希望-失望”的循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轮便是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群体对美国所寄予的巨大希望。陈独秀在巴黎和会前将美国总统威尔逊誉为“世界第一大好人”，认为在美国帮助下，中国可以在巴黎和会上实现收回山东权益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五四运动当天在东交民巷游行的北大学生，将“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作为口号。然而之后巴黎和会中威尔逊未能坚持其主张，山东权益最终仍然被转让给日本。这一反差又在中国引起了普遍的失望以及政治上的反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民党的“左转”和“以俄为师”，都与这种失望情绪有一定关联。显然，这种情感上由希望到失望的循环，同样也存在于中国。
中美关系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两国间强烈的相互情感上，也同样体现在中美关系的好坏还牵涉到中国发展道路和方向的选择。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普通的“他国”加以对待，一部分人常常将其看作典范和榜样，而另一部分人将美国看作反面教材，甚至“恶魔”。简而言之，对美国的看法和态度与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息息相关，近几年来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恶化实际上是相互激荡的。
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三条反思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因素深刻影响中美关系。纵观过去的120年，中美关系较为良好的时期往往两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较为接近或者相向而行的时期。制度较为接近的时期是民国时期，而1979年到最近几年可以理解成美国人视角下的中美“相向而行”，这一期间的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逐步趋向于开放和多元，党和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较为宽松。正因如此，从里根到奥巴马的历届美国总统都认为中国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中美两国在相向而行，两国关系不断升温。反之，倘若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领域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两国关系往往会恶化，例如1949年至1972年，近几年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显然是在相背而行。由此，王立新教授得出结论，中美两国关系难以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即使中国或美国可以在与其他国家相处时忽视这些因素，这两个具有强烈示范效应的大国在看待对方时则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差异，两国的国家特性也限制了彼此包容这类差异的可能性。倘若这种差异越来越大，两国关系不可能得以真正改善。
在讲座的尾声，王立新教授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进行了展望。中美是否会走向新冷战？这是关于未来中美关系最为尖锐和深刻的一个问题，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认为两国之间贸易与人员往来规模具大，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爆发新冷战是难以想象的。而美国著名学者尼尔·弗格森则近日则在《纽约时报》撰文，声称新冷战已经来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将这次冷战的开始时间定位于2019年。众所周知，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被认为是象征着冷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尽管我们尚未得知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定义所谓“新冷战”的开端，但尼尔·弗格森已经以美国两党达成共识与近期美国民众对中国印象的急剧恶化为依据，认定今年便是新冷战的开启之年。皮尤研究中心于今年5-6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0%美国人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其中持非常负面看法的人约有25%，持正面看法的人仅占26%，这一数据显示出美国民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党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看法更为负面。尽管如此，王立新教授的观点和尼尔·弗格森有所不同，根据他个人的观察，他认为中美目前尚未开启新冷战，两国目前仍然处于全面竞争转向全面对抗的过程中。能否避免全面对抗局面的出现，自然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意愿，以及两国战略目标的具体内容。王立新教授列出了美国战略目标的三种可能性，并对这三种可能性逐一加以分析。
这三种可能的战略目标是：
1.维护美国优势和领导地位
2.遏制中国崛起
3.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如果美国的战略目标仅仅是第一条，那么新冷战将不会爆发，仅仅维护美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优势和超级大国地位只不过是较为有限的目标，所对应的战略是制衡（balancing）战略，具体政策可能包括限制对华出口和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的脱钩，寻求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和经济政策，扶植中国周边国家并支持这些国家抵制中国影响，增加美国的军费开支，等等。如果战略目标为遏制中国崛起，则对应的战略会是遏制（containment），美国很有可能制定整套政策以限制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实力，阻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大，破坏中国的外交目标和战略；在经济领域逐渐与中国脱钩；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特别是南海和台海）与中国对抗，联合盟国共同对付中国甚至结成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如果美国的战略目标还包括第三条，那么美国对中国除了实施遏制外还会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实现所谓的“政权更迭”。无论是第二条还是第三条，那么两国之间的战略对抗将在所难免。当然，新“冷战”是否会爆发也同样涉及到中国的战略目标。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定义，领导人给出的解释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2049年将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最新的阐释是习主席会见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时讲的一段话：“我们没有准备去取代谁，只不过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应有的尊严与地位”呢？在美国一方看来，中国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领导国家，这就涉及到一个世界领导权之争。鉴于两国政府都未明确宣示自己的战略目标，如何判定这些目标将依赖于学者的观察和研究以及两国未来的一些动向。
正如基辛格所言，“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在演讲的最后，王立新教授得出结论：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战略竞争的新阶段，正向战略对抗转变。他希望中美未来不会走向美苏那样的冷战，即使进行对抗，也应该（也很有可能）成为强度和烈度较低的“凉战”（cool war）。
演讲结束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随后的提问与答疑环节中，王立新教授就“如何分析美国战略决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与现实利益考量”、“中美之间未来的妥协点可能是什么”、“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撤退是政党政治的产物还是民意主流”等问题做了解答。在他看来，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充分考虑美国的国家特性，不应基于国内时兴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念武断地否认和拒绝承认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美国确实有为数众多的“民主和平论”者，认为不能善待本国国民的国家不可能善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难以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反而很有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种看法尽管并无足够历史事实的支撑，在学理上也存在种种漏洞，但很多美国人却深信不疑。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也导致美国对与美国制度不同和对立的国家特别是大国缺乏信任。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未来将面临众多难以单独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两国应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找到妥协点，寻求合作空间，避免激烈对抗。而近年来的美国全球收缩，则是美国扩张过度导致的周期性撤退、党派政治与领导人个性共同影响的结果。
随后，刘成教授对这次学术讲座进行了总结，希望两国未来能够将“凉战”中的Cool转变为一个代表着“酷”而非冷漠无情的褒义词，保持和平共处。他强调，只有中美这两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好，世界才能好，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与战争悲剧重演。最后，刘成教授感谢了王立新教授的精彩演讲，并宣布本场讲座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