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 | 曲升：《美国外交史学转型研究（1970—2018）》

书名：美国外交史学转型研究（1970—2018）

作者：曲升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作者简介

曲升，1971年11月出生，山东省莱州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教授，渤海大学海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和世界海洋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美国研究》等专业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内容简介

在回顾传统美国外交史学，挖掘其中国际史取向和文化转向“基因”的基础上，“外缘”研究和“内缘”分析相结合，系统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后工业化时代来临，激进社会运动兴起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泛滥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外交史学界主动顺应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西方史学新潮流，实现由传统外交史到“美国全球史、美国跨国史和跨文化史”转型的历史进程。本书认为，美国外交史学转型主要体现在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两种取向上，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彼此交融，共同促成了创新性成果的涌现，在带来美国外交史学科“复兴”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多元共存的学科文化。在当前全球国际政治大变局和“数字人文”兴起的背景下，“外交史回摆”、“数字化转向”来临、长时段历史回归和介入公共生活的普遍追求，将成为美国外交史学主要发展趋势。

目 录

绪 论

一、研究之缘起

二、概念和定义

三、观点和结构

四、价值和意义

第一章 现实主义范式及其国际史遗产

一、现实主义派的美国外交史解释

二、文化分析的缺失

三、国际史的遗产

第二章 进步主义范式及其文化分析遗产

一、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解释

二、进步主义传统的开创者

三、威廉·A.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解释

四、“门户开放”范式的文化分析遗产

第三章 新社会史学的冲击和影响

一、最初冲击与外交史研究社会学化主张的提出

二、“合作主义”综合范式的理论探蹟

三、国际社会史领域的新突破

四、社会史的局限及文化转向的开始

第四章 冷战史学的变迁

一、理论构建的反面参照：冷战修正派

二、后修正主义冷战史学的理论探索与研究实践

三、“新冷战史”倡议及其实践

四、“新冷战史”的多元竞争与共存

五、对历史方法的推崇与实践

第五章 学术共同体与美国外交史学的创新转型

一、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

二、专业期刊

三、网络空间

四、学科转型的意义

第六章 国际化转向的兴起与演进

一、“国际史”取向的提出

二、国际史取向的理论框架

三、组织层面的国际化转向

四、跨国转向的历程

五、跨国转向的意义、不足和前景

第七章 文化转向的轨迹、路径及影响

一、文化转向的缘起与初步发展

二、文化转向的快速发展

三、文化转向的路径、领域和范畴

四、文化转向的特征与影响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外交史研究

一、后现代理论的引入

二、解构主义与美国外交史研究

三、后殖民理论与美国外交史研究

四、后现代主义与学科认同争论

第九章 个案：新世纪以来的宗教范畴

一、世纪初的讨论

二、个案研究与外交史宗教分析范畴的确立

三、“文化传换”范式中的宗教范畴

四、后现代理论在宗教范畴中的运用

五、持续不断的学术争鸣

结束语 多元共存学科文化下学科发展趋势前瞻

主要参考文献

一、英文著作

二、英文论文

三、中文著作

四、中文论文

后 记

内容节选·绪论

二、概念和定义

为便于后面论述的展开，也出于方便读者理解本书的考虑，对一些宏观概念预先加以界定和介绍是必要的。

（一）学科转型

创新和变革是一切学术研究的不竭动力和正常状态，美国外交史学概莫能外。1983年，杰拉德·A.库姆斯（Jerald A. Combs）出版了第一本也是截止目前唯一系统考察美国外交史书写历史的著作——《美国外交史：两个世纪的常变阐释》，揭示了这样一种学术现象： 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过后，美国外交史学家总会根据新的现实关切和个人立场，对先前的史学观点进行重新评估和修正；对于每一个重大事件的评述和历史人物的臧否，否定—否定之否定—再否定的循环往复运动是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史写作的常态。此书奠定了库姆斯一流美国外交史学史专家的地位，不过，他所揭示的美国外交史“阐释”（interpretations）周期律，并不能完全涵盖本研究所说的学科“转型”（transformation）之意涵，而只是学科变革诸多形态之一。一般而言，史学研究领域的创新和变革包括三种形式，即修正（revision）、拓展（expansion）和转型。

“修正”即通过解读和运用新史料，或基于新视角和立场对通常性材料进行重新解读，从而改进或推翻关于某一历史现象或问题的流行观点或命题。库姆斯所揭示的美国外交史“阐释”的变动，就是这一意义层面上的修正。美国外交史研究中“修正”性变革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此，仅以关于共和国早期外交政策性质的经久不息的争论为例予以说明。1961年，菲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出版著作《告别辞研究：早期美国外交史政策的观念》，基于对华盛顿告别辞的解读，把美国早期外交定性为“理想化的国际主义”（idealistic internationalism）。十五年之后，詹姆斯·H.哈特森（James H. Hutson）考察了1776年大陆会议代表们的信件，并未从中发现支持他们持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任何证据。据此，哈特森对吉尔伯特的论断提出严厉挑战，认为开国元勋们并不热衷于构建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他们的外交思想与同时代欧洲政治家的思路如出一辙，均属保守主义，基于维护作为共和制度根基的公民美德的考虑，对国际贸易充满了恐惧。哈特森对吉尔伯特的反驳尽管有理有据，却并未终止关于美国早期外交性质的争论。进入90年代，戴维·M.费茨西蒙斯（David M. Fitzsimons）对潘恩的“新世界秩序”观进行了考察，重新肯定了吉尔伯特的观点；詹姆斯·R.索福卡（James R. Sofka）对杰斐逊国家安全观念的考察，则支持了哈特森的基本论断。这两项成果不是对传统观点的简单重复，在研究视角、材料运用上和观点的平衡性上，都有了巨大的改观。可见，“修正”能够为老问题提供新颖的或更精确的见解，却不会打破既存的研究领域框架、语境和概念范式。再比如，在冷战根源问题上，美国外交史学界相继出现了正统主义、修正主义和后从修正主义的更替，在观点层面推动了人们关于冷战起源问题的认识，却没能从根本上重构冷战史解释框架。

“拓展”是把新的分析维度添加于某一研究领域，或者把研究视野扩大到先前被忽略的领域，进而带动新主题、新范畴（category）和新资料的开拓和运用。拓展能够揭示先前未能揭示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和因果性，从而丰富相关研究。作为本课题研究范畴之一的“文化转向”在其最初阶段——“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概念领域，所发挥的就是一种学科拓展作用。在传统外交史学的分析框架中，政府外交手段基本被限定为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军事手段三大类。而文化外交研究的开创者弗兰克·宁科维奇则提出了“文化外交”的概念，把它定义为“一国政府为达到其外交目的而运用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从而为“文化手段”分析维度添加到外交政策分析框架之内开辟了道路。由此，美国政府海外推广美国文化外交的努力、美国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的世界影响等问题，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宁科维奇《观念的外交》和弗兰克·科斯蒂廖拉（Frank Costigliola）《棘手的统治》是文化外交研究的拓荒之作，考察了从“凡尔赛和约”到冷战早期年代，美国政府如何以观念和文化产品的海外传播为手段，推动了美国在欧洲影响力的上升。文化外交范畴的史学意义是它让史家意识到，文化与地缘政策和经济利益一样，也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和目的，理应作为外交史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受到重视。从哲学的角度看，“拓展”虽则仅为量变，却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量变的积累必然引起质变的发生。“文化外交”范畴进一步拓展的结果，是学者们开始从文化的视角解释美国对外关系，把国家看作是广义的文化建构的产物，认为国家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关系，进而强调对意识形态、种族(race)、性别 (gender) 以及宗教话语等文化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这样，“文化外交”分析范畴质变为“文化转向”。埃米莉·罗森堡（Emily S. Rosenberg）1982年出版著作《传播美国梦》，论述了1890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对外扩张过程中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它们与“美国思想体系中的自由发展观密切相关”。这是文化转向最具有代表性的早期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转型”由拓展发展而来，却具有相对于后者更大的思想冲击性。因为“转型”涉及学科形态和学科自性（identity）的根本性转变。或者借用科学哲学的术语，学科转型即“范式革命”（paradigm shift/revolution）——一种学术范式对传统范式的扬弃和超越。“范式”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提出来的。库恩指出，范式是一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空前地吸引一批拥护者组成为一个科学共同体，并为新实践者从事新研究提供可借鉴和运用的模型、符号概括和具有统治力的范例。所谓“模型”指为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一组信念和本体论承诺，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认识论等哲学层面的认识。哲学层面的差别或不可通约性，是区分学派或范式的根本所在。所谓 “符号概括”，指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认知定向工具或“概括纲要”。所谓“范例”是将一个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世界观及价值观前提、方法论标准和认知定向工具输入共同体成员头脑中的“媒介”。范式革命就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范式转变远远超越了拓展和修正所能达到的程度，涉及学科边界、学科认同以及知识论层面（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的全方位变革，大致包括三个阶段：（1）反常和意外现象的累加引起旧范式的信任危机；（2）新范式得以提出；（3）新旧范式之间、新范式之间的长期竞争并最终确立新范式的合法地位。

本书所说的外交史学转型便是一种“范式革命”，即新的外交史学范式取代传统范式的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转型过程，有必要进一步对美国外交史学传统范式的概念、转型的基本动力和总体进程做些初步介绍，以便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本书的结构和主旨。

（二）美国外交史学传统范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确立了作为大学历史学科中相对独立科目的地位。从那时起，随着流派更替，学术兴趣转移，研究领域扩大和方法更新，美国外交史学就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定义自身的过程中。最初，外交史被定义为“国与国之间通过谈判建立关系的政治行动的研究”。以塞缪尔·比米斯为代表的第一代专业美国外交史学家，虽然一开始就把美国外交史研究置于国际视角之下，但利用官方档案、研究外交活动则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进入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派和新左派先后兴起，从国际环境和国家内部寻找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与动力，成为新的学术关注点，于是“美国外交政策史”取代“美国外交史”，成为通行的提法。60年代中后期，国家间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国内根源研究开始结合起来，美国外交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1967年“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成立。在学会成立过程中，学者们曾就“外交”、“对外关系”的含义以及专业组织的命名，展开争论，并最终以“美国对外关系”（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定义。

实际上，到7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开拓和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科身份认同。不过，“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而所谓“范式”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很大程度上是后人总结的产物；或者用后现代的说法，传统是“建构的”、“被发明的”和“被确认的”。概言之，美国外交史学界确认自己学科传统的进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终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与学科转型的轨迹若合符契。

20世纪70年代初，以“新左派”（New Left）为中坚的激进史学走向沉寂，而新社会史蓬勃兴起，在此反衬下，外交史学存在的种种弊端日益凸显， 亟待破局突围，寻求新的发展路向。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外交史学界开始了第一次大范围的学科史回顾活动，总结和归纳学术传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其中，戴维·F.杜拉斯克（David F. Trask）指出，美国外交史学有两种解释模式传统：保守主义的均势传统和激进的经济解释。他把这两种传统的根源追溯到了兰克和马克思那儿，并把战后50年代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60年代的威廉·A. 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分别作为两种传统的代表人物。查尔斯·内乌（Charles E. Neu）指出，美国外交史学在诞生之初就存在着两个学派或传统：保守主义进化论者（conservative evolutionists）和进步主义历史学家（progress historians）；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塞缪尔·F.比米斯（Samuel F. Bemis）；后者以朱利叶斯·W. 普拉特(Julius W. Pratt)、托马斯·贝利（Thomas A. Bailey）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为代表。亚历山大·德康德（Alexander DeConde）把1960年代早期之前看作美国外交史学的传统时期，认为传统时期主要存在两种解释模式：民族主义（nationalist）和修正主义（revisionist）。前者由贾雷德·斯帕克斯（Jered Sparks）和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奠基，战后以比米斯为代表；后者由比尔德奠基，战后由威廉斯发扬光大。总之，学科内已经形成两大学术传统，这是7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界的共识，但在如何称谓两大传统的问题上，却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进入90年代后，学科转型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铺展开来。在此背景之下，1992年，韩德（Michael Hunt）发表长文回顾学科发展史，根据研究范围的不同，把美国外交史学划分为三大“领域”（domain）及相应的历史学家群体，此即研究精英决策的现实主义派（realist）、研究外交政策之国内根源的进步主义派（progressives）以及把美国外交置于国际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国际史学派（internationalists）。韩德指出，现实主义派“最为古老和流行”，进步主义外交史学“直接根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年代查尔斯·比尔德的著作”，相对而言，国际史学派则是新兴学派。换言之，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学科传统地位，在韩德这里得到了初步确认。2006年，文化论者弗兰克·宁科维奇发表《范式失落：文化转向和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一文，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美国外交史学传统范式的产生背景、过程及其衰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他界定的传统范式有两个，一是现实主义，二是激进主义；他还认为，激进主义的代表是威廉斯开创的“门户开放”学派，而“该学派植根于进步主义传统”。可见，在宁科维奇这里，激进主义即进步主义。这样，新世纪初年，美国外交史学界认定：现实主义学派和进步主义学派，是他们自己学科领域内的传统学派或传统范式。

不过，美国外交史学界虽然“划分”了两大传统范式，却未能清晰地总结它们的学术特征，亦未进一步全面界定二者之间的通约之处。 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学者王立新完成的。他在《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一文中指出，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在研究进路和要问答的基本问题上存在不同；现实主义范式走外向分析的路径，即主要从国际环境因素寻找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其关注的问题包括：美国政府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如何制定的？由谁制定的？政策的形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是如何实施的？进步主义走内向分析的路径，即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植根于美国社会之中，其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美国国家外交政策与更广泛的国内社会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国内经济制度、阶级结构、文化价值、政治组织等等是如何塑造政策决定的？政策决定对国内产生什么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更深刻的是，王立新指出了两大传统具有的共同特征，主要包括：在学科范围上，大致把自己界定在美国国史分支学科，并赋予它很强的政治史色彩和兰克史学风格；在本体论上坚持国家中心论、美国中心论和精英史观；在方法论上，主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强调外交政策动力中的物质性因素（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在认识论上，持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和反映论，坚持档案实证分析的基本分方法，以还原历史、寻求因果关系为目的。

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这些共同特征，也可视为他们共享的学科认同（特性），所以，尽管两大学派史观截然对立，会为如何评价美国外交的问题论战不休，甚至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却从未对自己的学科特性产生根本分歧。然而，随着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国际化取向，尤其是文化转向的发展，这种局面被完全改观了。围绕美国外交史学的核心特征、研究路向、研究方法以及认识论等问题，传统主义者和激进“文化主义者”针锋相对、聚讼不已，这成为美国外交史学转型进程中的一道引人侧目的风景线，预示和反映了一种新的学科身份和学科文化的逐渐形成和浮现。

（三）“范式失落”与“新外交史”

如果说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是支撑起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外交史研究大厦的两根巨柱的话 ，那么，转型后的美国外交史学则呈现出“范式失落”的状态。“范式失落”说最早由戴维·安德森（David L. Anderson）于2001年提出。在对迈克尔·霍根（Michael J. Hogan）主编的展示学科进展的论文集《强权之路：1941年前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进行评论时，大卫·安德森（David L. Anderson）指出，文集收录的文章尽管所涉历史时段各不相同，却无一不在共同表达着四个方面的主题：第一，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的）批判已经死亡；第二，新左派（对美国外交的）批判面临重重争议；第三，社会史学的、激进的、文化分析等新方法论受到青睐，但在何者更具优先地位的问题上，没能达成共识；第四，研究者希望进一步推进学科的国际化。由此，安德森得出结论：现实主义范式已经日薄西山，而新范式能否确立尚不明朗。此即所谓“范式失落”之含义。

2006年，宁科维奇发表《范式失落：文化转向和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一文，进一步发挥了安德森的“范式失落”说。通读全文可见，宁科维奇所谓的“范式失落”实际上表达了两层含义：第一，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思路都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观念，其学科主导范式地位的丧失乃时代必然；第二，全球化是反范式的，即便是大行其道的文化分析也不足成为替代任何其他范式的独立范式，综合范式的想法实为无稽之谈。应该说，“范式失落”一词，既是对美国外交史学转型后学科形态的一种宏观描述，也表达了深受后现代思潮熏染的新生代外交史学家对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一种价值期待，即反中心、反权威，崇尚多元开放、平等宽容的人文主义精神。

那么，该如何界定“范式失落”之后的美国外交史学的呢？对此，美国外交史学界进行了一些尝试，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学科概念的新界定。其中，广为使用的一个界定是“新外交史学”。其实，“新外交史学”的概念早在1971年便由托马斯·G. 帕特森（Thomas G. Paterson）提了出来。不过，帕特森的“新外交史学”指称的是那种从国内社会层面探寻美国外交政策根源的学术取向， 而非指经历学科转型后出现的新学科形态。从后一层面最早提出新学科称谓的，是冷战史研究领军人之一约翰·L.加迪斯。1996年2月，在天普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加迪斯做了题为《新冷战史：一些最初感想》的主题发言，提出了“新冷战史”的概念并探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强调对多边档案的运用。1997年，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后起之秀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Elizabeth Cobbs Hoffman）发表文章，把“新冷战史”的提法拓展至整个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宣称她这一代外交史学家在过去年间经历了“新外交史学”的繁盛。她理解的“新外交史学”实际所指为“全球美国史”（global American History），主张摈弃美国中心论和美国例外论的迂腐之见，把美国及其历史放在全球背景和世界历史中加以考察。可见，无论是加迪斯的“新冷战史”概念，还是霍夫曼的“新外交史学”提法，立论的基础均是对于国际化取向的推崇和重视，却忽略了对作为学科转型另一大动力和内容的“文化转向”的涵括，因此难以称为全面的概念。

笔者认为，对转型中美国外交史学形态最恰当的描述和界定，当来自著名外交史学家 入江昭。在2003年《美国历史杂志》举办的一次旨在梳理归纳美国史学新趋势的内部交流中，入江昭用“美国全球史、美国跨国史和跨文化史”（a global, transnational, cross-cultu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词描述正在出现的美国外交史学新形态。这一说法虽稍显繁琐，却是他在检视文化转向和国际史转向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不仅较为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了当前美国外交史学科的新形态，而且同时包含着这位倡导“文化国际主义”的史学大师对于外交史学发展的期望。尽管在一般场合，美国外交史学界仍约定俗成地称呼他们的学科为“美国外交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美国对外关系史”，我们也不必咬文嚼字、钻牛角尖，指摘这些提法不确切，但必须了然于胸的是：经历了重大学科转型后的美国外交史学，显然已不是原初意义上的美国外交史学，而是入江昭所描述的跨国性、跨文化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具有了焕然一新的方法论指导、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多彩的研究主题。

（四）学科转型动力与大致进程

以上相关介绍已经显示：美国外交史学科转型是多种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若从整个美国史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层面看，包括新社会史、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理论、国际史和文化转向等大的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其中，国际化取向和文化转向是两大基本动力和核心内容。

关于“美国外交史学国际化”的概念，王立新教授的界定十分到位。 他说：“所谓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是指熟悉其他国家语言和使用多国档案，更重要的是要有多国的视野，打破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将美国置于全球环境中来考察，并把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置于重要的位置，将美国外交史发展成为全面研究美国国家和人民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说，国际化既表现在学理层面，也表现在组织层面，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外交史学家学术共同体也“国际化”了。两种“国际化”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和构成了美国外交史学的国际化转向。

根据入江昭的论述，所谓“美国外交史研究文化转向”，简单地说，就是从文化的视角阐释美国对外关系，把国家看作是广义的文化建构的产物，认为国家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关系。在研究实践中，学者一般是从两个层面上理解和运用文化：一是通常意义上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即作为艺术产品的文化（又有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分），开拓了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的研究主题，引发了围绕“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二是文化人类学或结构主义层面的文化，即作为意义系统、符号系统和象征系统的文化，包括语言、情感、信仰、认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以它们作为“分析范畴”（analytical category）,挖掘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背后的复杂文化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化和文化转向并非两条彼此毫不相干的平行线，而是彼此交叉融合、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美国外交史学的转型。 大致而言，美国外交史学转型始于70年代，每十年一个台阶，步步为营，扎实推进，其进程大致可分为这么几个阶段：70年代发轫，80年代初步发展，90年代快速推进，新世纪以来全面深化。

1969年12月，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年会上，学会首任主席亚历山大·德康德发表演讲，开启了美国外交史学自我批判运动的序幕。这篇演讲的意义不仅限于对学科的“自我鞭挞”，更在于指明学科发展的方向，堪称学科转向的先导。德康德指出，目前美国外交史学之所以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反应迟钝，被指责为“沉闷和狭隘”，根本原因在于外交史学家与政府过从甚密。这一“病根”是学科草创时期落下的，却贻害至今。其具体表现，一是研究方法上理论化不足，解释力匮乏；二是意识形态上的精英史观和自满的爱国主义，轻视底层民众、少数群体和弱小国家。在德康德看来，外交史学的中心任务是分析、解释和客观批判政府的外交政策，并把自己的发现和观点传播给潜在受众。

基于这种学科概念，德康德认为，外交史学的变革和发展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进行“国际史”转向，把美国对外关系史视为国际史的一部分，而非纯粹国家史的一部分；培育精神气质和研究实践上的“国际主义”，即学会对其他文化的优良品质的欣赏以及对其他民族和本民族弱点的宽容；第二从事“文化转向”，承认并分析文化力量（cultural forces）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内部政治、社会环境及其对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反应的影响；第三，教学上注重开拓学生眼界，大胆涉足对非欧洲文化区域的研究，并大胆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

可见，在八九十年代成为推动外交史学科转向根本动力的“文化转向”和国际化转向，德康德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就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来了。但总体而言，70年代仅是“国际化”和“文化转型”的发轫期。换言之，美国外交史学家在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上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自觉的方法论上的探讨还没有展开。在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史学界的主要任务，一是应对新社会史学的批评，尝试把外交史研究社会学化，二是筹建自己的学会、创办自己的学术期刊，为学科创新搭建平台。这两方面工作的意义不言而喻，为文化转向和大规模创新运动奠定了学术基础和组织基础。

80年代学科转型初步发展，其基本动因是大规模学科批评运动的展开，基本表现有四：一是方法论探索的自觉，关于文化转向和国际史取向的概念理论和具体路径得到了重视和阐发；二是文化外交研究领域得以开拓，丰富了人们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和行为的认识；三是冷战后修正派开始崛起，有力推动了冷战史研究的转型；四是国际史转向发展迅猛，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以致90年代初，已有学者开始把它确认为一个“学派”。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史学转型尚处于初启阶段，呈现出新旧交替、政治史取向主导的总体风貌。这点在1991年出版的《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有着清晰的反映。该书所介绍的创新性概念路径和分析方法，主要借鉴了政治科学的理论模式，包括官僚政治、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合作主义和国家安全等，带有明显文化转向色彩的仅有艾米莉·S. 罗森堡（Emily S. Rosenberg）《行走在边界地带》一例，而语言分析等后现代概念则尚未引入美国外交史研究。 此外，国际史取向尽管取得较大进展，但其考察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尚未实现对通史写作的全面覆盖。国际史的限度、美国中心论的顽固，在1993年出版的四卷本《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有明显体现。

进入90年代后，美国外交史学科转型进程加快，力度增强。这与冷战终结的时代大背景有关，也是外交史学家重拾信心、锐意进取的结果。加快态势的基本表现，除了国际史取向持续繁荣之外，还有两大方面引人瞩目：一是文化转向从文化外交研究发展到文化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析阶段，理论色彩更加浓厚，创新型成果呈“井喷”之势；二是冷战史研究领域实现了从后修正派到“新冷战史”的跨越，国际史取向和文化转向在“新冷战史”研究中交叉融合、辉映成趣。2004年出版的第二版《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反映了这种学科转型态势。该书介绍了17种概念路径，其中，意识形态、文化与国际关系、文化传播、社会性别、种族、记忆等篇什反映了新文化史的影响；而思考边界、全球边疆、语言分析等篇什则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批判理论以及国际史取向的交互影响，“在一个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上，重新界定美国国际史，催生新研究方向，鼓励跨学科思考”的旨趣十分明显。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转型态势可用“全面深化”一词加以概括和形容。其基本表现有三：一是在国际化方面，在国际史转向的基础上，“跨国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国际史取向和文化转向深度融合，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二是在文化转向方面，文化分析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已成为不争事实，新文化分析范畴不断扩张，文化范畴交叉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三是在学科认同方面，经过三十年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一种以多元、包容和开放为核心价值和特征的新学科认同和学科文化逐渐形成。2011年，反映美国史学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的《美国史学现状》一书出版。

其中，关于美国外交史学现状的篇章由新锐学者埃雷兹·马尼拉（Erez Manela）执笔，把学科定义为“世界中的美国”，对其从业人员，也不再以“外交史学家”相称，而是确定为“研究美国与广阔世界互动的历史学家”。显然，这种新的学科定位和从业者身份认同，反映了国际史取向的深刻影响。2016年出版的第三版《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学科最近12年的变化，尤其是文化转向的弥散性影响。正如该书导言所说，该文集推介的21种概念路径表明：当前的对外关系史研究领域较之以往更为多元和多样化了；但同时显而易见的是，撰稿人都分享并实践着作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之遗产、并在第二个十年风行于整个人文学科的一些观念和假设；这些观念认为，为了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规范和实践保持一致，个体、群体和国家均具有对观念、行为和发展进行意义建构的天性；同时，社会建构的观念并不排除意义之间的竞争、对某些行为体的边远化以及越轨等现象，也不回避人作为生理个体（physical body）的重要性，但认为生理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尽管并非完全决定于文化环境，却无疑处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之下。正如围绕该文集展开的一场圆桌讨论所指出的，把握文化转向对美国对外关系史学显而易见的重大影响，是该文集所付出的重要努力之一。

编 辑：杨洁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