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 | 张杨 ： 培育共同经验：“继承者一代”问题与美欧大西洋结盟体系

培育共同经验：“继承者一代”问题

与美欧大西洋结盟体系

张 杨

■摘 要

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谓欧洲“继承者一代”问题的出现，对美国决策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一代欧洲精英出生于二战结束后，对冷战激烈对抗和美国援助欧洲的历史印象不深，但对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却知之甚详；他们厌倦了冷战对抗和僵化的冷战体制，将部分注意力转向社会问题与世界和平。“继承者一代”对美国的欧洲防御战略提出强烈质疑，长期来看，还将威胁到大西洋结盟体系的稳定和存续。为了重塑“大西洋共同体”，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采取了增强美欧教育和文化交流的策略，里根政府更是将“民主倡议”整合进对欧洲青年领袖的交流项目中，试图为美欧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愿景增加新的素材。里根总统本人力推的“国际青年交流倡议”，将目标对准了西方七国“易感阶段”的青少年，意图为“大西洋共同体”的长期存在铸造根基。

■关键词

继承者一代 大西洋共同体

文化交流 共同经验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用以同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坚实基础是大西洋结盟体系。冷战史学家认为，结盟战略的成功是西方“赢得冷战”的主要原因。无论赞同与否，大西洋结盟体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为了维护结盟体系的稳定和持续，美欧国家共同建构了一个“大西洋共同体”（Atlantic Community），希望除了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还可以用共同历史经验、共同价值观、共同愿景将大西洋两边的国家更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一个完整的结盟体系还包括获得盟友对其体系内部领导地位的认同。“大西洋共同体”的内在脆弱性在于，无论国际形势、社会和文化环境如何变化，大西洋观念必须延续至下一个世代，否则共同体将无所凭恃。

1960年代后期，针对大西洋观念的代际差异产生，1970年代和1980年代裂痕进一步加深，最终成为美国决策视野下的“继承者一代” （the successor generation）问题。这些青年人其时正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并且“未来十年间，他们将完全控制各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防御政策”。“继承者一代”对美国赖以维系世界秩序的“大西洋共同体”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大西洋结盟体系，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不得不聚焦于“继承者一代”难题，试图通过影响欧洲青年人群体来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培育大西洋两边青年精英的共同经验，进而重新确立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责任”。

一、想象的共同体与代际裂痕的出现

战后初期，为了应对“苏联威胁”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欧竭尽全力建构了一个“大西洋共同体”。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打造了共同体的心脏——一个军事结盟体系；利用马歇尔计划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和生产力项目重塑了西欧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 进而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冷战，培育起美欧文化和政治密切关系。然而，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脆弱性是众所周知的，“除非大西洋观念仍存在于下一代头脑中，否则‘大西洋共同体’将无所凭恃”。也就是说，在战后重建形成的欧洲社会结构仍然保持未变的情况下，“欧洲下一代必须认同大西洋纽带的重要性”，才能保证共同体长期存在。

美欧两地支持“大西洋共同体”理念的政治精英意识到了这一脆弱性的存在。他们知道“大西洋共同体”缺少能够长期存在的“核心要素”（key elements），即“各国能够坚守的共同理想和伦理”。只有确立“共同理想和伦理”，各国才能在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相互协调，制定共同的行动目标，确认共同的道德基础。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大西洋共同体”更重要的“核心要素”是美国在这一共同体内部的领导地位。“普通欧洲人和美国人能否积极回应，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行动是否具有（广为接受的）道德内涵。”尽管困难重重，一些组织和个人仍然不断推动所谓“欧洲-大西洋理念”（European-Adantic idea）。“欧洲-大西洋理念”强调“大西洋共同体”并不只是为了平衡东方的苏联力量，如果没有欧洲和大西洋的团结和力量，就谈不上与苏联的和平安排。“只要自由世界不想重回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那样的民族主义敌对，大西洋团结理念就是极其重要的。”

美国私人组织亦很早有了危机意识。福特基金会早在1962年就确立了新的政策指南，致力于“促进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在政策声明中，福特基金会表示，“我们将通过支持在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艺术领域的联合努力，来加速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1963财年福特基金会拨出300万美元预算用于支持15个项目活动，期待能够在大西洋联合方面起到领导作用。从现有文档来看，美欧双方都有庞大的官方和私人力量参与到“大西洋共同体”的建构中。超国家机制纷纷建立起来，大西洋两边官私学生交流项目的数量急剧增长，学者、私人机构、官方组织“想尽一切办法在影响公众舆论塑造的重要成分（群体）中，推销’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

然而，代际裂痕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最初美国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67年福特基金会组织召开的一次有专家学者、基金会负责人和官方代表参加的多轨会议上，会议主题只是以疑问句的形式谨慎地提出：“就与西欧青年群体和青年领袖的关系而言，美国是否面临严峻问题？”但在会议的讨论中，美欧关系间的诸多问题浮出水面。美国在德国学生心目中的“边缘性”地位，法国精英对美国经验的公开排斥，英国青年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大多参会者的发言都表明，欧洲新兴青年领袖对美欧关系产生了质疑。

1968年席卷全球的左翼学生运动则从另一侧面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从法国的巴黎五月革命，到日本的“全国学生共同斗争会议”（全共斗），再到美国加州学生示威游行，尽管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本土原因，却拥有相当一致的核心特征——反既有秩序。美欧学生有着相似的经历——对“民主”“自由”的幻灭、对既有体制的批判、反越战共识、对黑人民权运动强烈的认同感、战后婴儿潮一代成长起来而导致的资源相对短缺感，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僵化的冷战体制，由于应对国内社会问题和新的全球化问题的滞后，美国失去了对欧洲青年一代的吸引力。

1968年4月23日，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楼的学生运动人群

到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文化事务官员对欧洲青年群体有了全新认识。他们不得不承认，美国面对的已经是“现代”青年人。“二战”出生的这批青年人，已经有了新的集体特征和思维方式，并且社会和政治影响力正不断增长。他们生活在科学技术、人口爆炸和即时通信的时代，对生活水平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已经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青年人，与前一代青年人相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是质疑、挑战和怀疑一切。青年一代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有更为清醒的认识；现代传媒使青年人更加了解“他们的”以及“我们的”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旧的传统和束缚正在被抛弃，青年人正在城市中寻找新的机会。尽管如此，尼克松政府并未从政策上给予真正的重视。只不过，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增加了对欧洲青年群体的关注，其确认的项目目标包括：其一，在欧洲核心群体中强化一种感觉，即他们的安全、和平和福祉与美国天然互惠；其二，基于对传统价值和共同文明的承诺，促进美国与欧洲舆论领袖和决策层的交流；其三，回应一个有效的和有建设性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需要，鼓励西欧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仍然遵循构建“大西洋共同体”的基本模式，没有针对欧洲新青年一代的特征制定专门对策。

二、“继承者一代”问题的

正式提出与卡特政府的应对

直到卡特总统执政，美国政府才正式提出“继承者一代”问题，并在政府政策中予以认真对待。这一时期美国政府重视“继承者一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谓“继承者一代“在美欧关系，乃至全世界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这些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出生于‘二战’结束之后，正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力。”如前文所说，这些青年人终究要成为欧洲未来的领导者，会对美欧大西洋结盟体系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

“继承者一代”令美国决策者感到担忧，是因为他们与上一代（“北约创建者一代”）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和态度。“对于战前出生的欧洲人来说，战争摧毁的欧洲和斯大林俄国的威胁塑造了他们对美国、苏联和安全环境的看法。”美国作为自信和主导性的力量和模式存在，其价值观念和社会体系，不仅被认为优越于苏联，而且优越于欧洲。然而，战后新一代欧洲人成长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约、富裕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新欧洲，他们对柏林墙的修建记忆模糊，很多人甚至将捷克危机当作遥远的历史。受冷战缓和氛围的影响，他们关于苏联社会的观念由勃列日涅夫而非斯大林塑造。他们对美国的印象并非来自马歇尔计划、柏林空运或约翰•肯尼迪，而是来自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

卡特政府尤其担心大西洋结盟体系会遭到冲击，“青年一代欧洲人和美国人——‘继承者一代’，越来越质疑维持大西洋关系的假设和价值，以及某些民主机制的有效性”。欧洲青年经常通过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反资本主义情绪的棱镜来看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几乎没有有效的办法（来挽救美国形象）。代际变化对大西洋联盟和美国在欧洲的角色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突如其来的欧洲和平运动是一个有力证明。这场和平运动由欧洲青年人主导，其动力就是欧洲对美国动机和政策的深刻怀疑。无论如何，“ 继承者一代”虽然并不绝对反美，但其对美国的认同感，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认可程度，以及对于大西洋联盟的价值认定都要低于前一个世代的欧洲青年人。

为改变欧洲青年人的观念和态度，美国国际交流署（USICA）建议卡特总统借北约峰会的契机提出一个“思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for ideas）倡议，动员大西洋两岸有创造力的智识资源：（1）为一个更有识见的跨大西洋对话提供基础；（2）为青年一代美国人和欧洲人创造新的机会，发展起使其前辈受益的那种伙伴关系；（3）重新确认西方价值的有效性和关联性；（4）为增强民主机制的活力提供动力。同一份备忘录中，国际交流署提出了包括促进美欧学生交流，加强美欧机制建设，设立专为青年媒体人准备的研讨会项目，欧洲青年公务员访美一年奖学金项目，以及志愿者项目等一系列应对措施。“思想马歇尔计划”的后续发展不得而知，但从其目标和内容上来看，卡特政府致力于弥补的仍是“大西洋共同体”缺少的核心要素——美欧共同理想和伦理，以及对于美国政策之道德性的认可。

尽管面临争取“继承者一代”的紧迫任务，卡特政府用于文化和信息活动的经费却是相对下降的。与过去十年相比，美国用于学术交流的经费下降了57%。导致学术交流经费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外援助项目指导原则的变化：从原来强调高等教育和国际展示，转变成关注“基本人类需求”。私人基金会和学术机构亦缩减了它们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努力。1978财年，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用于国际文化和信息活动的预算为3.61亿美元。其中，用于文化交流活动的预算为7050万美元。经费缩减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国务卿万斯和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致函卡特总统，力陈经费缩减的弊端，“法国、西德、日本和英国用于此类活动的经费比例都高于美国”，此外根据美国方面的判断，苏联用于“亲共反美”宣传的费用“每年至少20亿美元”。

卡特执政末期，美国国际交流署明显加强了对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针对“潜在青年领袖”的交流活动的投入。由于经费限制，甚至不得不采取拆东墙补西墙（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的办法。这些新筹措的经费，非常明确地是要“确保下一代领导人成为曾是美国项目参与者的现任政府首脑或内阁成员的真正继承者”；“确保美国和外国精英间有持久的个人联系和机构联系，实现在重要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性解决，以及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互惠式欣赏”。1978年底，美国国际交流署开始设计“面向1980年代”（Program for the 80's）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该项目框架下设定的青年目标群体的国别优先顺序是：（1）技术先进的民主社会（如西欧和日本），以便在未来几年拥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2）东欧、苏联和中国；（3）“上层”（upper tier）欠发达国家；（4）南非和中东；（5）需要特别关注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从“面向1980年代”规划可知，对“继承者一代”施加影响仍是卡特政府确认的当下要务。 但纵观卡特总统执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其对“继承者一代”的政策并没有多少落在了实处。

三、凡尔赛倡议与里根政府

对西欧的青年政策

里根执政时期是众所周知的保守主义时代。里根继任不久，美苏之间的对抗再次激烈起来，有史学家称之为“第二次冷战”（Cold War II）。“第二次冷战”使美国强化了对于大西洋结盟体系的需求。美国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11—82号文件明确指出，对苏联政策的成功有赖于“西方长期共识”的创建，“美国在制定涉及西方利益的多边对苏政策时，必须履行强有力的领导责任”。恰在此时，西欧国家却出现了普遍的“和平运动”，同时伴随着频繁的反美示威游行。从1981年到198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国际交流署（后更名为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外事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FSI）的代表不断召开联席会议，就“欧洲青年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进行讨论。美国新闻署的研究表明，西欧青年人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强烈质疑，对苏联威胁则不像从前那样担心。盖源于此，西欧青年人大多不赞同增加北约组织的防御努力。对里根总统本人来说，他尤其关切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力量（INF）的前景。西欧国家出现的反美示威游行中，相当一部分指向美国部署中程核力量的计划。而在这些反对者中，青年人又占据多数。根据统计，西德示威游行的参与者中85%是18一35岁的青年人，荷兰和英国参与者中青年人比例是67%，比利时和意大利则是50%。“继承者一代”问题再次凸显，并且日益彰显出其紧迫性。

上述背景下， 里根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大西洋结盟体系，恢复与盟国间的纽带关系。很明显，“鉴于当前欧洲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质疑，在反击苏联的战略上，美国必须缔造新的同盟共识”；而为缔造共识，美国又必须赢得欧洲公众、议会舆论，特别是“继承者一代”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和防御政策的更多理解。美国将西欧“继承者一代”放在政策优先位置。作为整体文化和信息战略的一部分，里根政府“青年领袖项目”的优先顺序是：美国的欧日盟国、苏东国家、中国、第三世界国家。另外，青年人目标群体总体上具有高度优先性，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83号文件特别提及“应当关注青年人基本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观”。

1982年5月凡尔赛经济峰会

针对欧洲“继承者一代”问题，1982年5月，里根总统在凡尔赛经济峰会（Versailles Economic Summit）上提出“国际青年交流倡议”（International Youth Exchange Initiative）， 宣布要通过扩大青年项目使美国与其他国家间联结起新的纽带。这一项目主要针对西方七国所谓“易感阶段”（impressionable age）的青少年——新的“继承者一代”。里根在讲话中表示：“我们所有人心中都有闪烁的火花，若在适当的年龄碰撞，将会点燃我们的余生……在青年人中开展教育和文化交流，将为火花绽放提供最佳机会。”为落实该倡议，里根任命美国新闻署署长查尔斯·威克（Charles Z. Wick）担任实施这一项目的总统私人代表。当年底，他又以备忘录的形式亲自督促査尔斯•威克组建一个总统的国际青年交流委员会。该委员会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美国新闻署更好地发动私人组织来推进青年项目，包括提供智识力量和项目资金。总统的国际青年交流委员会组建成立后，有100位商界精英和教育界领袖参加，相当数量的私人交流组织亦参与了该倡议。在里根总统亲自发起募捐活动后，“国际青年交流倡议”短期内迅速募集到200万美元资金，并计划在未来3年内达到1000万美元资金。

“国际青年交流倡议”将美国与加、德、法、意、英、日六国间的青年交流人数，由此前的年均5000人增加到年均1万人。倡议内容包括学术交流和商业、政治、劳工、农业领域的短期项目，所有的项目都包含在美国家庭住宿生活这一环节。就是为培育美欧青年的“共同经验”。美国对日本“继承者一代”也颇为关注。在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sone）的信中，里根总统表示，“我知道我们两人都确信，两国青年人的经验的确会塑造未来世界。今年1月，当您在这里谈到您女儿作为一名交流生在美国的经历时，我深受感动。那正是我们这个倡议的目标所在——让个人交流来促进国家间关系（the turning of nations into individuals）”。截至1989年，有3.4万美欧青年人参与了该项目。美国政府内部评估认为，“国际青年交流倡议”成功改变了针对美国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加强了美国中学课程体系中对世界事务和外国语言的关注。

凡尔赛倡议只是里根政府应对“继承者一代”问题之对策的一部分。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先后与欧洲几个主要的结盟国家签订了双边交流协议或延长了原有的计划，如美德青年交流国会计划（Congress-Bundestag Youth Exchange program）、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项目、荷兰大西洋交流项目（Atlantic Exchange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和英美计划（British-American Project），等等。以英美计划为例，该计划全称为“英美继承者一代计划”，开始于1985年。英美计划公开的政策目标是“鼓励英美两国未来领袖间的跨大西洋友好关系”。但有研究者批评说，英美计划实际上是美国特洛伊式的宣传活动。通过邀请英国自由派或中间偏左的青年政治精英访美，向其灌输有关美式资本主义和美国世界责任等思想，增强这些青年人的亲美倾向。 不管英美计划的真相如何，它至少代表了里根政府对欧洲“继承者一代”的重视。从现实美英关系的角度来看，它甚至表明美国对欧洲青年施加影响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四、培育共同经验：

挽救“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努力

1982年6月8日，当美国的大西洋防御政策遭到欧洲“继承者一代”挑战时，里根总统借访问欧洲之机在英国议院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中，里根总统一方面大谈“美英共同历史”，“今天我想跟你们谈的是历史感，是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因为只有忆起我们共同经历的过去，我们两国才能携手开拓未来的共同事业”；另一方面则论及美英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渊源，“英国的议会是自由制度之摇篮……而美国不过是世界历史舞台的后来者”。他甚至用了“表亲”（cousins）一词来形容美英特殊关系。里根总统的讲话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战后以来，当美欧精英出于共同安全需要竭力打造并维持“大西洋共同体”时，他们一直清楚该体系的脆弱性。同历届美国总统一样，里根实际上知道“继承者一代”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才有了这次强调“共同历史经验”的讲话。

1982年6月，里根在英国议院发表讲话

应该说， “大西洋共同体”最为坚实的基础还是共同利益。由于东西方冷战对抗，美欧各国能够暂时弥合分歧，维持结盟关系。从最初的德国重整军备、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国在北约内部的地位问题，到后来的承认中国、苏欧输油管线乃至欧洲防御问题，结盟体系内部的矛盾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由于共同安全利益的存在，美欧结盟体系并未遇到真正的破裂危机。尽管如此，美国决策者很清楚美欧结盟体系若想长期存在，特别是美国若想在体系内部继续扮演领导角色，必须巩固以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愿景为基石的“大西洋共同体”，也必须让美欧下一代青年人形成认同，亦即“美元和枪炮不足以构建联盟，基于共同目标的信仰和思想上的共鸣才能创造促进自由的环境”。

美国政府相信教育和文化交流能够促进相互理解，而“理解即解决”。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人共同学习和研究，将大大有益于全人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关心有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可能性、资源和回报”。此外，“教育”可以使欧洲国家青年和美国青年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of Interest）共识，进而“帮助青年人履行好塑造未来世界的责任”。盖源于此，历届美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促进美欧青年间的交流和对欧洲潜在青年领袖的培养。战后初期，美国专门设立了“有前途的青年”学生奖学金项目。1948-1958年间，共有3465位来自希腊、丹麦、芬兰、法国、荷兰、德国、挪威、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的学生获得该奖学金。1952-1962年间，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亨利·基辛格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高级别的哈佛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minar at Harvard），参会人员是精心遴选的所谓欧洲“未来人物”——最有前途的政治家、记者、作者、高级政府官员，大多年龄在30岁左右。参加研讨会的成员中有现任法国财政部长、英国伦敦驻刚果大使，德国、法国主要新闻报纸的编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展开合作，在美国大选年期间邀请外国青年政治家来美国观摩选战，学习美式民主。为强调西欧地区青年领袖的重要性，1974财年国务院投入的经费提升至3万美元。诸如此类的活动，不一而足。

冷战前半期，以“亲身体验/共同经历”为特征的美欧人员交流活动始终占有非常高的比例，且效果良好。可以说，类似活动有效巩固了“大西洋共同体”。美欧人员交流除了可以促进相互理解，还可以增进情感，为“大西洋共同体”增加更多的持久性因素。美国文化事务官员评估认为，对欧洲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行之有效。“一旦参与了跨文化交流，那么目标国家的民众在读到（有关美国的）一份文件、听到一个新闻广播或看到一个旅行节目时，就很难避免个人情感上的介入。”在美国国际访问项目进行过程中，这一理论不断得到印证。一位外国访问者表示，项目最佳之处在于“当你与来自某一国家的人接触时，就一定会更多了解那个国家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欧教育与文化交流也是争夺“情感与智识”之文化冷战的一部分。

然而，代际裂痕不期而至。欧洲“继承者一代”问题日益突出后，美国政府曾反思其产生的原因。根本性的原因恐怕还是全球力量结构的调整。1960年代后期的全球左翼运动是历时近十年社会需求变化与国际权力分散化的结果，美国已经很难用冷战话语对新一代青年人群体施加影响。此外，美国政府一再强调的是新一代欧洲青年人的历史记忆已经随社会文化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进而影响到了他们的性格塑造和政治倾向。很明显，美欧教育与文化交流或许有效果，但却无法抵消现实政治和负面经验所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对于美国争取欧洲新一代青年人的使命来说，1968—1978年是关键性的十年。这十年中，美国受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威信全面下降。而1968年学生运动过后，美国出现持续近十年的校园孤立主义回潮，“在大学校园里，几乎没有一位教员、媒体和学生领袖支持美国继续卷入世界事务；越来越多的教师讲座、学生论文和课堂讨论都认为，美国不应当再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美国青年自身尚且如此，遑论对欧洲青年施加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几乎所有国际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中，美国代表都表现得“不成熟、刻板和缺少政治经验”，因此遭到欧洲盟国青年代表的严厉批评。美国政府无奈地表示：“由于美国青年和学生缺少凝聚力和专门知识，所有试图展示美国社会最佳方面的努力——包括援助他人的倡议、对民主原则和多元主义的承诺，以及接纳新思想的开放性——都付诸东流了。”同样是在这十年，由于冷战缓和时代的到来、美国经济衰退和对苏东青年相对重视等诸多因素，美国用于对欧洲青年教育与文化交流的经费缩减，许多致力于促进美欧青年相互理解和共同经验的项目规模都缩小了。

综合前述欧洲“继承者一代”问题产生的原因，应该说，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归根结底是源于变化了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虽然小部分有可能是生命周期（life-cycle）规律的短期体现，但绝大多数具有长期性。换言之，“继承者一代”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大西洋共同体”的破坏力量。幸好，美欧结盟的利益基础仍然坚实。因此， 虽然“继承者一代”与上一世代有了很大的观念差异，他们会不断挑战美国的权威，质疑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总体上并不反对美欧结盟体系。

尽管如此，“继承者一代”问题还是给美国决策者敲响了警钟。在客观条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寻找办法平衡代际差异对“大西洋共同体”的挑战。从历史经验出发，无论是卡特政府还是里根政府都把培养美欧青年的“共同经验”当成挽救“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手段。1970年代后期面临“继承者一代”的挑战时，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前所未有地强调培育“共同经验”的重要性。布热津斯基在一封备忘录中说：幸好其时在任各国政府首脑中，有38位曾在其性格形成期（formative years）参与过美国的交流项目，如葡萄牙总理、社会党领导人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d，Estaing）、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另一位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事实上也参与过美国的交流项目。青年时代的“美国经验”到底给这些世界政要带来怎样的影响，还需深入研究。但至少这些人走上国家领袖位置之前与美国人有相当程度的“共同经验”，而美国在后来进行效果评估时，强烈认同其正面意义。

另如前文所述，为了巩固“大西洋共同体”，里根总统亲自背书，在各种场合宣讲美欧“共同历史经验”“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愿景”。事实上，美国政府有个通盘考虑，其将维持“大西洋共同体”置于全球战略下，为美欧“共同经验”增加了新内容。1982年伦敦讲话中，里根总统还提出了一个“民主倡议”（Democracy Initiative），宣布“我们必须为思想而战；必须为民主构建基础”。其后颁布的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进一步表明美国的政策是“在全球塑造基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并最终影响（他国）政府的行为”。或言之，要以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来影响外国受众。美国新闻署为此制订了一个全循环计划（Full Cycle），就是为了“在‘民主倡议’的旗帜下”应对“继承者一代”问题：首先，借助富布赖特、美欧双边协议和私人机构的交流项目扩大美欧青年群体的交流频次；其次，利用这些项目的校友群体（alumni groups），例如富布赖特项目的校友组织，鼓励他们推荐各自国家青年一代潜在领导者，参与各种类型的美欧交流项目；最后，依照“乔治敦领袖研讨会”（Georgetown Leadership Seminar）模式，在欧洲各国组织青年领袖研讨会。 其目的是增强对美国政策的理解、促进民主、培育新的美欧共同经验，从而完成一个项目的完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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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张杨：《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编 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