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 | 张友伦：治学感悟

张友伦：治学感悟 

节选自：《云淡风轻话平生》

作者：张友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光阴荏苒。我于1959年来到南开，在历史系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转眼已经60年过去了。虽然也读了不少书，写了一些文章，但要谈“治学体会”，也真是乏善可陈。

对于我这样的人而言，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勤奋努力。在我的学术经历中，50年代到苏联学习，70年代从世界近代史教研室调到美国史研究室工作，对我都是两次严峻的考验，也是取得进步的极好机遇。这两次再学习的机会，使我掌握了两门外语，为我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中间的甘苦，没有亲身经历也是不容易感受到的。

在列宁格勒读书时的张友伦先生：

     年轻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做研究历史这一行。1954年秋天，我们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才知道要去列宁格勒大学学习世界史。我原来是学会计的，中国历史多少还知道一点，对世界史可就太陌生了。俄语也没有学过，全靠临时强化学习，才有一点点可怜的基础。到了列宁格勒大学，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简直就是听天书。虽然课后有苏联同学又给我解释，但还是云里雾里，不得要领。于是，只有靠看书来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一节课下来，要付出七八个小时才能弄清基本内容。那时的学习是十分紧张的。当时留苏学生中流行一句话：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我不是怕困难的人，但想到期末考试还是不寒而栗。就这么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渡过难关。起初，我确实担心，如果总是跟不上进度，就会被送回国。

人到中年，突然又被调去研究美国史，涉及使用语种和研究方向的改变，没有三四年的时间是很难适应的。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看书离不开字典，一小时不过看一两页，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如果三两年内不能突破，那就拿不出研究成果，也不能接待来访的美国学者。这等于让我再一次面留苏初期的那种困难。虽然自己精力有限，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背水一战。记得有两年时间，脑子里装的全都是英语，整天听录音、练口语、看英文书。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过去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要敢于动笔，勤于练习。历史研究的方法人人都知道，首先要念书，不念书，你再有天赋也不行。然后就是收集材料，要考虑好博和约的关系。可是实践更重要，自己不去实践，整天说怎么写，自己不动笔，怎么可能学会写文章呢？我教本科生的时候，有几个学生的写作就是我手把手教的。我带着他们写，教他们怎样处理材料，怎么谋篇布局。他们写出的文章，有的还发表了。治学没有太多的秘诀，就是认真读书，勤于思考，喜欢动手，敢于实践。不要怕人家嘲笑你，也不要太顾面子。

厚积薄发是大家都认可的治学态度。但青年教师积累不多，发表几篇文章是不是就触犯了这个原则呢？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世界史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即使只选择某个断代作为研究方向，那也很难做到“厚积”。而且，“厚积”也没有共同的尺度，也许十几年过去也没有达到发表文章的标准。可是，青年教师是等不起的。如果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以具体题目为突破点，范围缩小了，“厚积”的难度也就会小许多。能发一点东西，也可以增强信心，鼓舞干劲。

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都是对观察和把握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写作技巧、文字水平的综合检验，有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要求青年教师一鸣惊人，那是强人所难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即使积累再厚也不见得能写出什么东西。我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讨论基佐的阶级斗争学说，只有3000多字，发表在《天津日报》上。到1963年，我才开始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篇幅较大的文章。同一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我写的小书《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动笔写这些东西以前，自以为很有把握；但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缺漏，促使自己再查阅资料，使原有的积累有所扩展和提炼。

张友伦著：《共产主义者同盟》，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也许几十年后再回头看最初发表的文章，会感到幼稚、肤浅，但也不必为此羞愧和后悔。因为学术界和刊物也是在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当初的文章能够发表，就说明达到了那个时期的要求。如果那个时候不敢发表，以后就更不敢写，更怕拿不出手了。归根结底，把握现实，不放过任何机会才是最重要的。我这样做了，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这样做。我不但向他们讲动笔写作的重要性，而且尽可能给他们创造发表的机会。

若说我还有点成绩，也主要是被逼出来的。从青年到老年，我与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朝夕相处，多少也知道一些他们的追求和难处。但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谈何容易。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并不是都很清楚，往往需要去查书，临时抱佛脚。这使我很紧张，但也受益良多。所以我对“教学相长”这句名言是深有体会的。唐代文学大师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事实正是如此，不少学生的成就都超过了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否则社会就很难进步了。

我长期在研究室工作，教学工作较少，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就是考察业绩的主要指标。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数量要求，但也有不小的压力。世界史的刊物本来就很少，对于毫无名气的新手来说，发表文章尤其困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学校开始规定研究人员每年发表论文的篇数。对于研究生，甚至要求他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以上的文章，才能取得学位论文答辩的资格。我至今仍然觉得，这个规定不大符合实际。粥少僧多，不仅让研究生为难，也让导师大伤脑筋。

当初没有规定数量指标时，我们的研究人员也都勤勤恳恳，力争上游。那时候，美国史和日本史两个研究室合用一个大办公室，中间只隔一排书架。我曾几次听到他们讨论向《历史研究》投稿的问题。《历史研究》是全国的顶级刊物之一，对稿件要求很高。没有深厚的功底、创新的意识，文章是很难被采用的。我佩服他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同时也以此来鞭策自己。经过努力，1984年我也终于在《历史研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量化也许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管理方法，但绝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得不当，很容易引发弄虚作假的歪风。激发和引导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推动学术的根本办法。

说起写文章，自然要涉及文字表达能力。我上学的年代，新旧、中西的碰撞仍然激烈，但旧学和中学显然已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系统受过旧学的训练，文字功夫并不太好，写起文章来比较吃力。我自己根本没有深入钻研过旧学，只是在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过一点，当时也并不真懂，简单地认为读过一点古人的传世之作，就算有了学问。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很肤浅的。

不过，我早年也略读过几本旧书，打下了一点古文的基础。记得是在上小学时，利用暑假念过几次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当时只是死记硬背，根本不懂原文的意义，甚至连书名都不太清楚。后来才知道，“四书”是《论语》和《孟子》，再加上宋人朱熹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和《中庸》。“五经”是《诗》、《书》、《易》、《礼》、《春秋》。四书都念完了，《诗经》只读了几篇。就是这一点点基础，对我后来也是很受益的。

我很感谢我的母校蜀华中学。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古文和旧学方面的知识。有几个语文老师，在这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他们的熏陶下，我学到了一点旧学知识，掌握一些运用古文的能力。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四库全书》是传统文献的总汇，所收入的书籍三千四百余种，三万六千余册，没有收入的书籍还有很多。其中经书居于全书之首，书目虽然繁多，但以十三经为主。所谓十三经，除了前面提到的五经，加上《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唐代以来，十三经成了治国理论的基础，是文人学子必读的经典。尽管十三经包含许多精辟的伦理、道德、哲学和文学的精华，但也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文字也比较难懂，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抛弃。就连我中学时期的老师都绝口不提经书，倒是经常谈到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

在今天看来，能够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点旧学知识，是十分幸运的。说实话，如果没有老师们的循循善诱，恐怕我也不会去学习难懂的古文。由于有了一点古文知识，我在课外常读一些文言小说，还有《古文观止》上面的文章，对历史也产生了一些兴趣。不过，当时觉得正史的难度大，内容比较枯燥，读得很少。演义、野史之类的书，反倒是读了一些。

中学毕业后，我进入了省立成都会计专科学校。这是一所高等职业学校，人文的课程不多。我在参加留苏预备考试时，也没有多少准备的时间，又缺少参考书籍。本来不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居然被录取了，靠的是语文和历史方面的试题答得比较好。如果没有中学的这点历史和古文的底子，这个大好机会就把握不住了。

我从苏联回国后，开始在南开大学从事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我知道，国内最好的一些世界史专家，都有非常深厚的旧学功底。我也知道传统学问和能力，对世界史工作者同样重要，但大家往往因为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到学习外语上，忽略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不例外，总是因为时间分配不过来，没有系统地阅读传统书籍，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当然，要求每一位世界史工作者都通晓旧学，那是不合实际的苛求。但是， 多学一点传统学问的知识，总是有好处的。

首先，孔孟和诸子百家留下的思想财富十分宝贵、十分丰富。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各有千秋，高度概括，相当凝练，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思想、需求和崇尚，其洞察力和深度绝不输于西方的古代思想家。老子和庄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那时他们就用“道”和“气”来解释世界，否定了神造世界的说法。如果只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家，不了解孔、孟、老、庄，在知识上也是一大缺陷。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

其次，传统的史学书籍，同我们学历史的人更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史和中国史虽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理论、方法和研究目的却是相通的。学世界史不一定非读通二十四史不可，但应当有所了解。说来也惭愧，我迄今也没有通读过任何一部正史，只是多少接触过一些有关的书籍。从我所读过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历代著名史家莫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他们当中有人甘冒生命危险，也要直书帝王的劣迹。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古代史官留下的浩然正气，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最后，传统书籍使用的当然是古文，其特点是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对我们提高写作能力大有帮助。我只是略懂古文，但就这点薄弱基础也使我终身受用无穷。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当年就考不上留苏预备部，此后的命运和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研究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人做研究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从我回国以后，就不断遇到政治运动，参与的许多工作，都跟学术没有直接关系。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有许多都浪费掉了。60年代前期，我还教了一点课，读了一点书，写了三本“外国历史小丛书”，发表了几篇文章。到1964年以后，先是“四清”，接着的“文革”，将近十年的时间，完全不可能好好读书和写文章。就是奉命写了一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我自觉天赋平平， 做研究必须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绝不可好高骛远。我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工作时，重点读了一些马恩的书，了解他们的理论和活动，主要运用俄文材料，写了一些东西。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以后，我也没有铺多大的摊子，而是选择一些具体问题，逐一加以研究，逐一写成文章。

END

本期编辑：南开大学团队

编 辑：徐珂浩 责任编辑：董瑜

编 审：张勇安